用新闻影响今天——《冰点》周刊纪事

用新闻影响今天
——《冰点》周刊纪事
李大同著

前言

在2005年11月出版的《冰点故事》后记中，我写下了一个预言，即还会有第二本《冰点故事》问世。我写道："仅仅这一年当中，《冰点》周刊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就足以写一本书了。这本书，我们迟早会写出来的。"
写下这个预言时，我估计至少还要积淀两三年时间。没想到，《冰点故事》刚刚出版不到两个月，《冰点》周刊即被当局"停刊整顿"，由此而引起一场海内外媒体人和公众高度关注的"新闻自由"事件。而我作为《冰点》的创办者，在殚精竭虑苦撑了11年后，最终彻底离开了这个栏目、这个周刊。人生竟有这么多波云诡谲，不免浩叹。
在这份供职了27年的报纸版面上，我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能够留给社会和后人的，就是将我所经历过的事情写出来。我称之为当代中国的一个政治标本。如果这个标本能引起注视、感叹和思索，那么，一个职业报人的生命，就会因此而延长，而不论他是否在新闻一线上。
我们这一代中国新闻人，是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深刻的一场大变革开始时进入新闻界的，从1979年到2006年，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学步、观察、反省、思索、实践，现在看，新闻学步的主要坐标有两个：一是中国老一代新闻工作者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其中有哪些刻骨铭心的经验和教训；二是国际新闻界同行的职业标准、职业规则和职业技术都是什么。
可以说，从中国老一代新闻界前辈的痛切反思中，我们学到了：新闻决不能说假话，假话曾给这个国家和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我们还学到，在这种党化的新闻体制中，新闻的"党性"与新闻必须面对公众的"人民性"之间，会经常发生矛盾甚至激烈的冲突，"党性"从来都在践踏"人民性"，而新闻从其本质而言，"人民性"绝对高于一切——我们不能对人民大众的疾苦、愿望和要求视而不见。
上世纪八十年代伊始，西方新闻理论和从业原则、技巧方面的书籍开始翻译引进，我们下了工夫研究，可以说无一遗漏。其结果是，我们开始将自己视作世界新闻业的一员，我们与各国同行，开始有共同的新闻价值标准，也开始有共同的新闻制作标准。我们开始认识到并完全同意：新闻不是权力的奴仆，而是权力的监督者和批评者。
通过阅读新闻史，我们了解到，这个行业从诞生开始，曾经充满功利，曾经是政客的工具与喉舌，曾经毫无廉耻地造谣、煽动、人身攻击和下流，然而在以百年计的发展过程中，在一个个发行人、总编辑、杰出编辑、记者乃至各级法官的努力下，新闻自由的大厦终于得以建立，严密的保障公信力的职业原则得以确立，职业道德开始有章可循，新闻对社会前进的巨大推动作用开始展现……新闻史上所有那些可歌可泣的前辈的理想和行为，那些影响深远的为报道的权利而发生的诉讼案例，那些深谋远虑的大法官的判词，都让我们心潮澎湃。我们由此而有了强烈的职业共同体的归属感。
这种学习、反思和确立新的价值系统、职业规范的过程，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已经基本完成。1989年，中国新闻界集体喊出了"不要逼我们说假话"，成为民主抗议洪流中的一支醒目的队伍。
显而易见，我们这一代新闻人所建立起的思想体系和职业忠诚，与我们所身处其中的一党专制的新闻体制之间，或明或暗，会发生怎样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的从业历程，就是与传统新闻体制"博弈"的过程。这是时代的宿命。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回首，看看自己给所供职的报纸留下了什么，给自己的读者留下了什么，给后来者留下了什么，给历史留下了什么，给新闻这个职业留下了什么……
如果能够得出这样的判断：我们给中国的新闻自由，留下了一块堪为基础的砖石，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职业归属感和历史感，才有了《冰点》11年的历程。在《冰点故事》里，我概述了10年中的故事，主要是一个大报编辑如何面对中国和反映中国的故事。那时的《冰点》，是一个每周出现一次的专版；在这本书里，我将讲一些《冰点》周刊的故事，从2004年6月开始，《冰点》扩展为每周一次四个版的周刊，组成了新的团队，开拓出新的报道领域和报道方式，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直至被当局勒令"停刊整顿"。在这本书里，我将主要讲《冰点》如何面对权力的故事。
本书读者会看到，真正的新闻如想在中国大陆得以报道，编辑记者就需要不断地与僵化的传统体制、与宣传部门的官僚"博弈"——而这样做，不仅需要技巧，需要勇气，还需要不断超越功利的诱惑……而我们得到的，是莫大的职业快乐。
对行业外的人来说，这点快乐也许微不足道，也许不值得为之付出个人的代价，但是，如果你在自己从事的职业里感受不到快乐，又何必干这一行呢！
我们宁愿为此有所付出。

第一章《冰点》周刊诞生

2004年年初，一个报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契机，突然出现了——一家上市公司北京大学青鸟公司，同意出资一亿元，参与到中国青年报的发展中来。两家经谈判达成协议，成立合股公司，中国青年报负责报纸的编辑出版，青鸟公司负责报纸的发行、广告和经营。
这在中国传媒界，绝对是一件大事。此前，北大青鸟也曾投资人民日报，创办了一份在人民日报名下的市场化城市报《京华时报》，经过两三年的打拼，基本在北京市场站住了脚跟。然而中国青年报是传统的主流大报，虽然名义上是团中央的"机关报"，实际日常报道，却直接归中宣部管辖。这类所谓"中央级大报"，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承担者。报纸办得好坏的评价标准，从来不是市场的占有份额和读者的欢迎程度，而是看你宣传任务执行得如何；这张报纸的领导者是否有升迁的可能，也取决于这个。
可只要你是报纸，是需要读者掏钱订阅的，无论是公费还是自费，都有面对市场的问题。谁愿意花钱订报，天天用来"宣传"、"教育"自己呀？如果执政党当局为让这些媒介专心执行宣传，根本不必理会市场，前提条件是国家财政拨款，将这些媒体的办报经费、人员工资福利统统都包下来，那也还说得过去。但没人给你这个钱，所有办报经费和人员工资、福利和保险，都是你自己解决，实际上是自负盈亏。截至到目前，除几家"副部级"以上的媒体还有国家财政拨款扶持外，其余"局级"媒体即便社会影响再大，财政也不给你一分钱，反过来，你还要向主管机关和中宣部上交"管理费"！
这就出现了中国主流媒体管理体制上的悖论：一张报纸，如果想生存和发展，必须要靠满足读者的需要，这样才能保证有足够大的发行份数，才能得到广告客户，报纸才能盈利，也才能使自己员工的工资福利逐渐有所改善。可这些媒体必须执行的宣传任务却是"反市场"的，即便这些报纸以公费订阅为主，有权批准订报的官员也只订他觉得"好看"的报纸，这通常是各地以市场为目标的"城市报"。于是，中国报纸的时代格局是，传统主流大报，因生硬的宣传越来越不受读者待见，发行量逐年萎缩，开始亏损；而全国各地的城市报，因不执行宣传任务，从读者喜欢的休闲、消遣性报道起家，逐渐壮大，报道内容也越来越涉及重大严肃的主题，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盈利越来越多。"主流媒体边缘化，边缘媒体主流化"，正是当前中国传媒面貌的生动概括。
在这种大环境下，一家公司竟然投巨资给正在"边缘化"的传统主流大报，绝对属于风险投资。据了解，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多数反对，只有董事长坚持，认为这是一项"战略性"投资，后来勉强通过。这位董事长的看法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因为中国青年报在所有传统主流大报中，确实是最具有市场潜力的报纸。这张报纸的发行量虽然同样在逐年萎缩，但仍然是大报中最好看的报纸，发行量仅次于行政强制订阅的人民日报；社会影响力仍然不同凡响；这家报纸的编采队伍，仍然是最好的，能拿出第一流的报道。如果传媒管制有所松动，这家报纸必定会是转型最快的大报。
对中国青年报来说，这绝对是一次难得的扩张机会。长期以来，中国青年报囿于资金瓶颈，难以扩版，每天薄薄的8个版，因为缺乏足够的广告收入，却要卖8毛钱，成了中国最贵的报纸，这种情况是难以为继的。现在，突然有了巨额资金的投入，先不说别的，首先就可以扩版了，可以先在信息量上有所增加，保持住已有的市场份额。
在2004年上半年，中国青年报内部从上到下做了多次讨论，即利用这次难得的融资机会，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设定一个什么样的版面格局，采用一种什么样的薪酬管理模式。鉴于没有任何先例可循，这次改版、改制既是一次重整旗鼓的机会，也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这次传统大报公司化的"赌博"后来输了。既输在中国办报的大环境上，也输在设计方案和领导者局限性上。如要详加分析，也可以写出一本书来。在这本书里，仅就这次改版、改制的政治涵义略加涉及，因为从改版一开始，《冰点》就卷入了风口浪尖。
这次改版的方向，最后被命名为"将中国青年报办成一张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大报"。这个目标，对不同的人来说，是有不同的涵义的。
对我们这些供职其中的报人来说，办报目标是否正确，只是一个可行性问题，即我们的读者，是否要看这样一张报纸；目前报社的编采队伍，是否具有办这样一张报纸的能力。在这方面，报社内部有多少不同意见的争论都是正常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譬如我本人就不赞同这个目标，我认为就中国青年报的资源和能力而言，最有可能办成一张"政治、文化大报"。
然而这个举动，几乎立刻就被汇报到报社的主管上级团中央书记处那里，不言而喻，也会通报到中宣部那里。这引起了官员的高度警惕。在上级主管官员那里，这个前所未有的举动，有两个明显的"危险倾向"：一是可能改变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机关报"的性质，"政经大报"是什么涵义？这还是"机关报"吗？二是资本首次进入主流大报，虽然现在说是不涉及编辑部事务，久而久之，难道资本甘于只管广告发行吗？难道不会想方设法以资金挟持报纸为资本说话吗？这张报纸究竟谁说了算？！
上层官僚对这次融资改制的条件反射，是可以预计的。但他们会怎样做出反应，没人会知道。
主导这次融资改制的，是中国青年报党组书记、总编辑李学谦。
李学谦是1998年底，从团中央宣传部长任上调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当时只有40岁出头，是总编辑层最年轻的一个。然而他没有办过报，对一张报纸的领导者来说，缺乏新闻从业经历无疑是一个先天缺陷，中国青年报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这样的总编辑。
鉴于《冰点》历来直属总编辑管辖，李学谦到任后，接管了审阅《冰点》大样。有意思的是，他没有报纸经验，一时搞不清楚怎么"把关"。看了两三期《冰点》后，他来我办公室，问："大同，老徐（前任总编辑）怎么把握你们的言论尺度？"
我立刻意识到他与以前历任总编辑的不同之处。原来中国青年报的总编辑，都是在本报慢慢成长起来的，从业一开始，就生活在种种政治禁忌当中，面对一个选题、一篇成稿，条件反射般地先作政治风险考量，以致形成了一种习惯，也可以叫做"风险恐惧症"。不是这个行当的人，很难体会为什么一个"提法"，一个"词儿"，一个"全称判断"，就会引发事端，遭到中宣部批评。
很明显，李学谦年轻了一代人，思想较上一代开放，也有新知识的储备。原来我们以为他既然曾是宣传部长，把关尺度应该严得多，可他看了两三期《冰点》大样后，几乎没有任何改动，他不认为有什么"风险"。这时，他对报纸的感觉是正常的，和一个读者没有什么两样，哪来那么多"风险"？
但是，身为一张大报的主要把关人，看不出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何况《冰点》这样一个老挨批的版面。他一定觉得不踏实了，干脆直接问我。我择要而告。
从此，李学谦直接看了6年的《冰点》大样，没有枪毙过一篇稿件。有若干篇按常规注定难以见报的高度敏感的报道，也同样出笼了。他经常下去跑，听到各地读者对《冰点》的直接反馈，回京后总要来向我转述一遍，他深知《冰点》在读者中的地位。可以说，在维护《冰点》的品质上，他做了一个大报总编辑通常难以做到的事。
在报社面临改版、改制的局面下，尽管我并不赞同他的许多做法，他仍是《冰点》最重要的支持者。
2004年5月初，李学谦打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此时，据预定的改版日6月1日，已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了。
"大同，"他说，"我要向你提出一个不情之请，你有当场拒绝的权利。"
"说说看。"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报纸马上就要改版了，我想请你将《冰点》扩为四个版的周刊。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何况你已经在《冰点》熬了将近十年。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过分的要求，可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也可以现在就拒绝。"
我没有当场拒绝。心态却颇为复杂。近十年来，《冰点》的选题难度在不断增加，读者的口味早已不是创刊时一段时期内讲好"普通人不普通的故事"就行了。这种题材的分量，已经明显感到压不住一个整版的版面。《冰点》已经历史性地被要求涉及政治、社会乃至历史方面的重大题材，这对《冰点》记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调查和写作要求。我时常有一种频临崩溃的感觉，以至多次向总编辑要求能否给我放两三个月的长假，让我再也不去想《冰点》的事情。当然，这只是玩笑话，我知道毫无可能。总编辑也知道毫无可能。
现在，不仅没有减轻我的负担，反倒额外再加上三个版，这是一个可能完成的任务吗——我毕竟已经是五十岁出头的人了。
也许真应了那句话：性格即命运。我从来不是一个主动逃避的人，面临一个我毫无把握的任务，我宁愿"战死"也不愿意"不战而降"。职业理性告诉我，这很可能是一个"陷阱"，几乎注定要输，而且会输得很难看，可不知为什么，内心深处又有一种面临新的挑战时的兴奋。如果能够做成，《冰点》将会产生比以往更大的影响力，这对一个职业报人而言，绝对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
我告诉学谦，让我考虑一下。在快步走回办公室的路途当中，我实际上已经决定要干，干吗不试一下？！显而易见，四个版的周刊不是原来的冰点团队能够支撑的，新增的三个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能再采用原冰点整版特写的方式，要有新的组合，毫无疑问，这三个版都需要有强有力的责任编辑。
第一步，我要选定副手。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卢跃刚。卢跃刚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无论是长相，还是性格，都有些独行侠的味道。但在李学谦到任后，他始终没有合适的位置，隔三差五来一趟报社。我俩被安排在同一个办公室，他也时而出马写一些冰点稿件，现在，是让他正式出山承担重任的时候了。
我立刻给跃刚打电话，告诉他这个安排，问他是否愿意合作，共办《冰点》周刊。跃刚几乎没有迟疑，说：干！
我脑子里的第二个人选，是采访中心的副主任杜涌涛。采访中心副主任基本是个闲职，没有多少非做不可的具体工作。杜涌涛曾经对我说过，在2003年年终的个人总结时，他自己就写道：这是无所事事的一年。这种坦率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要知道，多数人都会在这种总结当中罗列出一系列"工作业绩"。杜涌涛也有美文记者的声誉，而《冰点》恰好要求记者有较高的写作水准。
跃刚答应之后，我便在电话中问他，你觉得涌涛怎么样？跃刚说：很好哇！我便请他去问涌涛一下，是否愿意加盟冰点。
不一会儿，杜涌涛就满面笑容地进到我的办公室，说：跃刚给我打电话了，我愿意干，采访中心呆得太没劲了！
似乎在一眨眼间，编辑团队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我迫不及待地马上就在报社内部网上发出了招聘《冰点》周刊新任记者的告示。没过一会儿，李学谦电话打下来，笑着说："大同，你太急了，党组还没有宣布这个决定呢！"
但是我们不能等了。《冰点》周刊的版面格局设计和新记者招聘同步进行。很快，一伙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记者进入冰点，除原来《冰点·特稿》版作为周刊封面予以保持外，另增设《冰点·文化》、《冰点·探索》和《冰点·人物》版。卢跃刚、杜涌涛分别担任"文化"版和"人物"版责任编辑，刘县书任"探索"版编辑（半年后由报社资深编辑邓琮琮接任）。《冰点》周刊的记者是：董月玲、蔡平、刘元、冯玥、江菲、刘万永、包丽敏、周欣宇、蒋韡薇、徐百柯。版式编辑是胡建。后来证明，这是中国青年报所能组成的最优秀的记者团队。《冰点》周刊一跃而成为报社第一大部，内部叫做"冰点特稿部"。
办刊方针很快予以确定，记者们开始进入选题。
万事俱备，只待开张。勿庸置疑，新的《冰点》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处于一种迎接新挑战的兴奋之中。
2004年5月24日，就在改版前夕，突然通知全报社部门副主任以上中层干部下午在报社六楼大厅开会，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要来讲话。这种事情，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了。谁也不知道，他会讲什么，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第二章公开信与署名权事件

6楼礼堂里人头涌涌。我和跃刚在最后一排坐下。团中央书记什么时候在报社全体中层干部会议上讲过话，已经记不清楚，因此赵勇专门选择在改版前来，会说些什么，有些悬念。此人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
赵勇开始讲话了，越讲越离谱——他究竟想干什么？
他从一个纸口袋里抽出几页纸，说这次来，特意找出了1951年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创办中国青年报的决议，这上面说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机关报，机关报是干什么的，是贯彻团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方针的，你们是机关报工作人员，要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
他继而大批什么"抽象的大报"，不能以"理想主义"办报。执政党维持政权有"两杆子"，一是"枪杆子"，一是"笔杆子"，你们是"笔杆子"，是用来维系政权的。
最可笑的是，他还举出前不久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下台为例，说这就是因为"舆论导向出了问题"。他竟然不知道印度是个民主国家，有充分的新闻自由。
他明显有备而来，讲话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严守"机关报"标准。他声色俱厉地对编辑部中层干部发出了威胁，说：你们谁不想在这儿干，今天打报告，我明天就批。
他的话还没讲完，坐在同一排的叶研就愤而起身，嘴里骂着："轮得上你来教训我们吗！"拂袖而去。
赵勇来的目的已经很明显，完全是针对这次改版目标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大报"。他实际上是来划禁区，不仅谈不上一点"与时俱进"，还想把中国青年报拉回到五十多年前去，而且耍出这样一种拙劣而蛮横的小官僚态度。我不禁万分诧异：如今怎么什么"鸟人"都可以当团中央书记了！
主席台上的李学谦脸色铁青，自然也明白这是对着他主导的改版目标来的。但他不得不表示：赵勇同志的讲话很重要，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
第二天，学谦来问我对赵勇讲话有何看法。我回答他："通篇屁话！还从没有一个团中央书记到报社来这样张牙舞爪过。"
其实，赵勇的讲话，和我们每周必听的中宣部"精神"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陈陈相因罢了。在对官方"屁话"的敏感程度上，我们早已麻木。没人会把他的讲话当回事。他说他的，我们干我们的，两股道上跑的车嘛！
可跃刚不同。他已经多年没有作为部门负责人听过"领导讲话"了，赵勇的这次讲话极大地刺激了他。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我们：他要给赵勇写一封信，痛骂一下这个小官僚。
半个多月过去，他果然写好了一封信，长达一万三千多字，先发给我们几个朋友看。文章写得大气磅礴，酣畅淋漓地痛斥了赵勇之类的党内官僚，对中国青年报人和报人文化也做了非常到位的阐述。政治上超级敏感之处在于，这封信里，多处提及与"六·四"有关的人和事。
问题在于，这封信发不发，怎么发；是给赵勇的个人信件，还是一封公开信。
毫无疑问，这封信如果只给赵勇本人，没有多大意义，在这封信里，"赵勇"只是官僚阶层的一个符号。而如果作为公开信发出，将会立即构成一个政治事件，对报社、对卢跃刚本人都会带来不可预计的政治风险。因此，有一些朋友得知此事后，出于各种考虑，都力劝跃刚不要发表。但这是个人行为，是否公开发表，只能由跃刚本人最终决定。
跃刚思考了一段时间，下了决心。2004年7月5日晚上11点多，他终于将这封信发表在了报社内部网的公共留言薄上。
赵勇阁下：
我们必须进行一次直言不讳的谈话。阁下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国青年报中层干部会上的讲话令报社许多同仁及我本人的极度反感和失望。阁下代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在中国青年报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形象，一个小官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形象。阁下的讲话，传达的信息很多，剔除大话、套话和言不由衷的话，择其要点有三：一、谁要是不听话，随时随地可以滚蛋，虽然阁下的原话是"谁要是不想干，今天打报告今天就批准"；二、中国青年报是"团报"，不是"抽象的大报"；三、不能用"理想主义"办报。阁下的讲话充满了教训、恐吓和无知。
……
这样荡气回肠的文字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见过了！
公开信在公开留言上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即被删除，约有四十几次点击，也就是说，报社内约有四十多人看到了这封信。第二天，李学谦给卢跃刚解释了必须立即删除的原因。跃刚表示理解。
其后一个多星期，似乎平安无事。因很快被删除，公开信看来并未起到"公开"的效果。报社领导大概松了一口气。可是，不久之后，人们就开始领教什么叫"互联网社会"。
突然有一天，这封公开信出现在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小网站上，旋即被众多海外中文网站发现转登，迅速构成了海内外新闻媒体的重要话题，国内众多网站BBS上也纷纷开始张贴，一时间，人人争相下载、复制、传阅……
可以想见，在这个人人谨小慎微、整个社会弥漫着功利、犬儒之气的政治氛围中，猛然间冒出这样一封不畏强权、大义凛然的公开信，如同冬天里炸响了春雷。不管是哪个行业、哪个部门的人，看完信后都感到"出了一口恶气"，"大快人心"。不少外省和中央部门高级官员，也纷纷传话过来，"写得好！""条条都在理！"
当局迅速做出了反应。7月15日下午，报社党组书记李学谦找卢跃刚谈话，传达了团中央书记处对公开信的四点定性结论，翌日又在部门主任会上做了传达：
第一、《公开信》从内容到形式都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新闻宣传纪律，内容涉及1989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和"六·四"等敏感话题，已经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造成了恶劣影响，是典型的自由化；
第二、这封信涉及许多人和事，事实上伤害了很多人，很不道德，也严重损害了中国青年报的利益；
第三、这封信进行了人身攻击，对赵勇"五·二四讲话"的观点断章取义，也有谩骂和污辱；
第四、对这封信造成的恶劣影响和后果，卢跃刚要承担责任。
跃刚怒不可遏，说要再写一封信，公开批驳这些所谓的"定性结论"。
问题在于，他们究竟想让跃刚负什么责任？会不会有进一步的打击报复？会不会有组织措施？而根据党内规则，这不过是一次在报社内部发出的批评，没有任何处分的依据。
很快，我们又听到了另外一个消息。党中央分管共青团的政治局委员王兆国对此事有一个批示："要淡化处理"。
我们分析，这封公开信虽然令当局万分恼火，但已经引起海外媒体的高度注意，如动用撤职、开除等组织手段，将会引发更强烈的国际舆论。而当局也明白，这封公开信传播甚广，深得人心，如果变本加厉，将会破坏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因此宁愿暂时按兵不动，伺机再做处理。
跃刚很快写完了就"定性结论"致周强和赵勇的抗辩信，长达一万数千字。他当面把信交给李学谦，要求转交，同时把这封信的副本交若干报社负责人和几位密友。他承诺，如果团中央不再做进一步的打击报复，他本人将不会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也不会将抗辩信公开。而如果团中央没有同时遵守这个承诺，打击报复，这封抗辩信将立即公开。
不久，我们几人接到了跃刚的授权书：如他有任何不测，我们有权自行处理这封抗辩信。确实，对这个专制政权不能抱以任何幻想，他们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冰点》周刊刚刚开张，就因为这封公开信而处于和官僚们公开对抗的风口浪尖上。从此，《冰点》将成为官僚们严密监视的对象，我们的办报环境会比以往更为艰难……
而官方的政治报复，忍了一个多月后，悄然而至。
在听到王兆国"淡化处理"的批示后，我们一度认为当局学聪明了，宁可容忍，也不愿事态继续扩大，这可视作时代的进步。然而事后证明，我们总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当局确实"聪明"了，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报复。
2004年9月1日下午约两点钟，本报内部网的公共留言簿上，突然发出了一个通知：从下周一开始，取消所有版面上责任编辑的署名。通知没有提供任何理由。
这是在玩儿什么鬼花样？！
"版面责任编辑署名制"，是中国青年报十多年前就实行的制度。编辑署名有若干好处，首先有利读者和作者直接与这个版面责任编辑联系，提供批评、建议和商量稿件；其次有利于强化编辑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你的版面是否有错、是否受到读者欢迎，都不能滥竽充数，当"南郭先生"了。这个做法立即被其他平面媒体引进，很快又扩展到广播、电视媒体，至今早已是中国大陆媒体的成例。如今，不作任何解释地要废掉这项制度，只能是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我们立即作出了判断：这是中宣部和团中央再也不愿意看见卢跃刚的名字照样每期出现在《冰点·文化》版面上，下令报社取消卢跃刚的编辑署名。而如果报社只通知《冰点》这样做，我们必定要求提供正当理由，这个理由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于是，想出这么一个馊主意——形象的说法是，以全体编辑的署名权为"棺材"，掩埋卢跃刚！
《冰点》副主编杜涌涛立即发留言问："为什么？给个理由先。"没有任何人回答。也没有任何人再发问。
又打听了一下，当总编辑李学谦对一个副总编辑下达这个指令时，这位副总编辑也感到不解，也问了一句为什么。回答是：别问了，执行吧。
又过了一会儿，李学谦找卢跃刚去他办公室谈话。跃刚当面确认了取消编辑署名权是"上面"的决定。他告诫学谦，这样做将会产生后果，可以取消他本人的署名，本来也不在乎。学谦说只取消一个人的署名，外界会有强烈反应，这是他"最后的决定"。
每一个人，都会依托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前景。这样一件事，究竟会产生什么卢跃刚所说的"后果"，李学谦显然缺乏思想准备——在团中央这样的官僚机构里，"官儿大一级压死人"，确实很难发生抵抗上级命令的事儿，然而这是在中国青年报。
早已过了下班时间，整个编辑部大厅里阒寂无人。我没有回家，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反复思考应当怎样对待这件事。我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实际上，跃刚的公开信，肯定影响了《冰点》的办报环境，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他本人也为此主动提出不再在版面上署名，以免连累大家。这个动议遭到我们一致反对，说这正中赵勇等官僚的下怀，等于主动缴械。公开信是个人对个人的批评，而版面责任编辑是对公众负责的，是按职业规则从事的，取消署名权必须依据职业规范提供正当理由。
现在，不讲任何理由的政治报复终于来了！
从法理上讲，个人行为只能个人负责，个人承担所有可能的后果。但取消《冰点》一个副主编、版面责任编辑的署名权，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难道这不是对《冰点》整体的挑衅吗？对《冰点》团队之中一个人的打击报复，如果我们置身事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还会有下一个！——这是决不能接受的。
而反抗这个指令就会让总编辑李学谦下不来台。他其实只是团中央的挡箭牌，这个举动无非是在执行上方命令。何况，无论李学谦在其他方面有什么缺陷和过失，在支持《冰点》上，他始终如一，不少看来有重大风险的稿件，他都予以放行，比前任总编辑还要大胆。这次改版，不仅提出将《冰点》扩为周刊，还力排众议，给予《冰点》稿酬包干的经济支持；在报社改版动员大会上，更称《冰点》是中国青年报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平地说，他对我们几个有业内声誉的资深编辑记者，抱有内心的尊重，曾专门设宴与我们几人恳谈，与《冰点》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今后，《冰点》的发展，仍然需要他的鼎力支持。作为《冰点》主编，我应该为"署名权"跟他大干一场吗？这对《冰点》的前途意味着什么呢？
整整一个多小时，我举棋不定。最后，一个"理由"最终说服了我自己——跃刚的这封公开信，发布前给我们几人看过并征求了意见，我们也分别提供了意见。因此，这封公开信已不能视为是跃刚个人的事，公开信完全代表了我们的意见。他不是为了自己在表达，而是为了中国青年报、为了中国新闻界的权利在表达。现在，对他的报复，就是对我们全体的报复，除了迎头痛击，没有别的选择！
决心既下，立感轻松。我马上开始起草抗议——不过，怎么写需要一点"谋略"。晚8点07分，我将抗议留言发在公共留言簿上：
署名权是不是传媒从业人员的一项基本权利？
看到编前会××布置的下周一律取消版面责任编辑署名的"指令"，不胜诧异，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其后，跃刚怀疑是自己连累了大家，提议只取消自己的名字。其诚可感。
然而我要问，署名权是不是传媒从业人员的一项基本权利？毫无疑问，是！
这项权利有两个基本含义：一、这表明编辑、记者对自己所编辑的版面和采访写作的见报稿件，负有职业责任，即要为版面和稿件所出现的错误负责，为此承担必要的制度制裁；二、这是一个编辑和记者因工作出色而获得职业声誉及社会评价的惟一途径，是绝不能被随意取消的！80年代中期以降，这早已成为传媒界的行规。不要说报纸杂志，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所有节目，结束时都要打出几乎所有为这个节目做出贡献的人员的名单，甚至连"总制片人"——台长的名字都要打上。
名记者、名主持人和名编辑，是一家媒体最重要的资源，没有这个资源，还谈什么主流大报？！现在取消版面编辑的署名权，下一步呢？如果跃刚作为记者采访写作，是否也同样取消全体记者的署名权？究竟谁有权取消？以什么理由取消？通过什么程序取消？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多年来，我是一个足不出办公室的普通编辑，生性不喜交往和热闹，在新闻界，几乎就不认识几个同行。但是，我不断地接到各个大学新闻学院的讲座邀请，还要抽空参加难以计数的新闻节目评奖和新创栏目策划，接受不胜其烦的访问，不是因为我在这些大学和媒体有什么熟人，而是同人们从我所编辑的版面上认识了我和评价了我。除了读者的评价以外，这是我最大的成就感了——如今，这项权利竟然要不加任何解释地被取消？我本人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和抗议！
也许，事情果真像跃刚猜测的那样，是为了取消他本人的署名权而殃及所有的编辑，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掩耳盗铃之举——如真想打击报复，干脆取消跃刚的编辑权，这样还有点李逵的味道，不必这样偷偷摸摸的，实在令人不齿！
回到家里，已经10点多了，我上网看，两位同事已经跟帖：
看了大同的公共留言，闷在心里一下午的郁火荡然涤尽。我只有一个感受：痛快！大同的态度完全表达了我的态度。
除此之外，我还想说的是，这样一项"举重若轻"的决定，以这样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告知，是对每个编辑劳动的蔑视，是对"人"的无视。它背后的那股劲儿是--我…告…知…你！你们听着！
所以，当你试图温和地询问其中的缘由时，换来的必然是冰冷的沉默。这一点早就想到。
没有理由就是理由！换句话说：我说的就是理由！
在一个集体嗫嚅、公开失语、私下吞吐的环境里，看过大同的公共留言后，心想：中青报总算还残存着那么一股浩然之气。
请求知情并决策此事的领导，就大同提出的问题，给大家一个回答。我宁愿相信在这件事上，卢跃的想法（怕连累大家）是过虑了……编辑署名问题，其实是非常重大的，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也关系到本报的业务标准，即什么样的人可以对本报的要闻、言论（话题）、经济……"守土有责（则）"。
又过了一会儿，跃刚自己出来澄清了事实：
今天下午学谦跟我谈话，确认取消版面责编署名的原因正如我所猜测，是因为我的缘故，"上面"要求取消我的《冰点·文化》版责任编辑署名，忌惮舆论，于是把"责任编辑"们都当作了烂西红柿，一块都倒掉了。我提醒学谦，此举重大，把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业界公认并沿袭了十几年的规矩取消，应慎重考虑，收回成命，只需将我一个人的名字拿下，否则会有后果。学谦说，如果只拿下我一个人的名字，外界会有强烈反应。他说，取消版面责编署名权是他最后的"决定"。
7月14日中午，学谦和志春向我传达了团中央对《公开信》的四点政治结论，虽然上纲上线，调子很高，但是，并没有采取所谓的"组织措施"。我本人当场拒绝了团中央的政治结论，并回应了四点意见。之后，我写了《申辩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严格恪守了我的承诺，默默编稿子，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没想到"上面"步步进逼，倚仗权势，打击报复，进而侵犯大家的权利。对此，我深表遗憾。
本来，我多次主动说过放弃责任编辑的署名权，大家分析可能诱发事端。我想也对，我已经至少十七年没有署过"责任编辑"了，外界一直把我当记者看，决不会注意"责任编辑"署名。现在好了，事态发展到今天，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我尊重并支持大同捍卫署名权的声明。我也将视事态的发展情况，做出进一步维护自己权利的行动。
我估计了一下形势，觉得仅仅在报社内部发出抗议未必能推翻这个决定，当局总是习惯于"不能让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事件搞大算了！我立即又发出第二条公共留言：
回到家里，言犹未尽——取消本报全体编辑的署名权，其阴暗动机和行为方式，足堪构成本报报史上最大的丑闻，也是中国新闻界的丑闻！
为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我声明：如果下周我的版面责任编辑署名权果真被无理蛮横地取消，我将立即以公开信方式向全国记协投诉，并同时诉诸全国新闻业公议。
好了，前一封公开信余波未了，又要出一封？！这下反击力度足够了。睡觉。
9月2日上午。一上班，报社编辑记者的公共留言接踵而来，图片总监贺延光直指问题实质：
昨晚未上网，今天早上才知道采通的热闹。其实，当昨天看了取消编辑署名的通知时，就已有了两个判断：1.原由始自卢跃刚，不好公开封杀他，干脆将所有编辑一勺烩。2.此小伎俩必会引起社内强烈反弹。果然应验了。
我想，所有的愤怒不仅是要为自己编的版面表示负职业责任的署名权问题，更是对以如此阴暗的心理处理卢跃刚的抗争。
卢跃刚何罪之有？作为报社诸位领导，你们对赵勇的训斥真的接受吗？你们那时真的不了解大家强烈的愤懑吗？
据说，这次取消署名，是有上面的人说了话。我要问的是，这个"上面"是谁？是中央政治局？是周强？还是赵勇？说实话，在"公开信"如此公开的情况下，我很难相信周强赵勇竟能愚蠢地作出封杀卢的决定。我更不相信是中央的声音。顶多，是有在"上面"担当职务的人的"意思"罢了。
还据说，有"上面"的人的"意思"是，卢跃刚的公开信矛头表面是对着团中央，实际上是对着党中央的。我说，您别用文革中惯用的语言吓唬人，那种方式早落伍啦！您就是真那么想，能不能换个与时俱进的言词表达。
退一步，即便就是反对担当高官高职的你，你也代表不了团中央、党中央！有本事，你们就下个处理卢跃刚的"红头文件"！
总之，我不希望"上面"凡事都要与大多数人为敌。我更不希望社领导人为地制造政治地震！
其他同事也开始纷纷呼应——
职业荣誉和尊严，让我们"是同行，在同行"。呼唤职业精神。
严重同意大同等诸位老师的意见。取消跃刚老师的编辑署名权是一场中国新闻界的丑闻和"地震"；取消中青报全体编辑的署名权同样也是。编辑的荣誉与耻辱，全都维系在他所编辑的版面上。对外界而言，署名权是维系这种光荣与耻辱的几乎惟一方式。
纵观近几年报社乃至上级的某些决策以及对一些人和事的处理（我可以列举一系列的案例），给人的感觉几乎是愚不可及，不知是百姓维权意识提升了？还是领导水平降低了？
下面的话，本来不想说，但没忍住。
这次跃刚写信，引起强烈反应和产生极大影响，而没见有打击报复，甚至没听到公开批评，对跃刚等钦佩之余，不禁让我感到诧异，特别是一些原来本报已离开的老领导、一些大报老总编级领导也再三问我，难道真的没动卢跃刚？他还照旧工作？没受影响？除了作肯定回答外，我做不出什么解释。搞不清楚上头的事，也许他们不想告诉大家。我想，权且理解为一种进步吧。
显然没有超越人们的猜测和担忧。
听到不署责编名字的消息，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一秒钟之后就和所有人一样想到是找办法处理卢跃刚了。然后去看大同及各位留言——该说的都有了。谁也明白的事，怎么就这么愚蠢地做了呢？这个方案是两个月思索的结果？为什么要给正努力开创新局面、竭尽全力拿回媒介影响力的中青报整这么一个地震呢？
南周鄢烈山，历经磨难仍可署名编版，虽然署的是笔名。但业界谁不知晓？对方又岂是傻瓜？只不过彼此心照不宣留个面子而已。对外，虽不敢再公开称其为南周的旗帜，但是在其社内乃至在业界，他又岂非旗帜乎？
如此蝇营狗苟、鼠窃狗盗，还妄谈办什么"大报"，真令人恶心。公开信出来后，外界看对跃刚没有什么动作，还夸赞说"进步了"呢。看来真是高看了他们。本性难移！
"本报记者"这四个字让人太累了，经常让人想到要为荣誉而战，还经常赔本什么都赚不来，干脆借此东风取消罢了。胡乱弄点东西拼上，管他是谁干的！
可以署拼版工的名字，让打上门找麻烦的跟他们对命去。
呵呵，义正辞严，嬉笑怒骂，一时不亦乐乎。留言文本被立即送到团中央去，一场报社的"群体性事件"似乎迫在眉睫。
上午11点多，李学谦找我谈话。他当面问我："你的公开信会写些什么？"
这我哪儿知道啊！我心说"学谦，对不起了"，嘴上却只能说，"你等着看吧！"我可不想费神费力真被逼到写这玩意儿的份儿上。
我们坐等事情发生逆转，感觉上，这"指令"根本无法贯彻了。下午得知，团中央几乎立刻就决定了收回成命。
下午5点，学谦又找我上他办公室。进去，他递给我一张纸，问我："你看这样写行吗？"
我一看，是他亲自手书的撤销"指令"的通知。既然这样，就没有必要推敲字句了，不管用什么理由取消都可以。我扫了一眼说，"行！"
很快，通知上网发布：
为避免将版面上发生的差错与编辑直接联系，原拟取消各版责编署名。现考虑到本报长期以来的作法和部分编辑的意愿，各版责编仍按原来方式署名。
总编办
2004.9.2
至此，团中央对跃刚的政治报复，在编辑记者一片反对声中被瓦解，总共历时一天！
这是一次我们与官方面对面的政治博弈。自我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后，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甚至不止一次。

第三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并且努力付诸《冰点》的实践：中国主流媒体的新闻工作者，除报道允许他们报道的新闻外，还要有意识地努力去改变新闻管制的潜规则，这是指要敢于接触那些虽无禁令却按经验判断具有重大风险的新闻题材，能否报道出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技术"。这类报道有一个特定的附加功能，那就是可以逐渐提高新闻管制官员的敏感度阈值。这些官员也是人，也受过良好教育，第一次看到"犯规"的报道，他们也许会跳起来，但是两次、三次……不断地看到在禁区边缘游走的报道，他们的敏感阈值就会逐渐提高。俗话说：见惯不怪。在目前体制下，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只能这样一步一步、一篇一篇地"挤"出来。
事实上，《冰点》在长达十年的办刊过程中，已经部分地起到了这种效果。2003年年底，中宣部阅评小组竟然反常地发出过一期整体表扬《冰点》栏目的阅评，总编辑叫我去看这份阅评时，笑着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份阅评笼统地承认，《冰点》受到了读者极大的欢迎。
现在，《冰点》周刊有了更多的版面和更多样的报道形式，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这些书报"检查官"的敏感域值。在半年时间里，我们做了这样一些报道，几乎无一例外让书报检查官们欲说还休——
保卫三联书店
2004年6月2日，《冰点》周刊在创刊号上，《冰点·文化》版即刊出了醒目报道《保卫三联书店》。
三联书店是中国大陆享有盛誉的严肃出版机构，以出版高品位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译著图书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品牌，受到知识界的广泛尊敬。然而2004年以来，三联书店内部发生了多起上告和公开信事件，有"三联十四位中层干部给上级领导的举报信"，范用等十位上世纪三十年代参加三联的"三联书店部分在京离休老干部致上级领导机关的信"，袁信之等七位"部分在沪离休干部致上级领导机关的信"，原因在于，三联书店新调来的一个主要官员不学无术，只图谋利，一年多竟卖出去108个书号（这等于让社会出版人打着三联旗号滥竽充数）；一反三联书店只出严肃读物的文化传统，开始出版教材、教辅读物等二百多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位官员竟用享有盛誉的《读书》杂志的刊号发行《中国公务员》杂志。这样下去，这家历史悠久的人文社科书店将会堕落为戕害文化、只图盈利的大杂烩。
事件最为敏感之处在于，全国四十家民营人文书店开始发言。一位民营书苑的董事长表示，我们民营书店的宗旨是：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这是因为我们在做书店不久后就认识到，书店其实并不仅是在卖书，也卖文化、思想和言论。这意味着卖书是一件有立场的事情，你在做商业的同时，也在表达着你的社会关怀和文化批判，所以对出版商和出版物的选择并不是可有可无。三联书店几十年来已经成为进步的精神和文化的重要标志，我们不希望看到它被庸俗化，不希望看到它丧失灵魂。
《冰点》对这件事的重视，不仅是官员对文化事业的戕害，更看重这些民营书店老板的"文化立场"。他们公开发出声音，是中国民间社会正气的体现，是中国社会已经诞生并成长着的公民意识的重要体现。因此，《冰点》不仅派出记者对事件做详细报道，还全文刊登了这四十位民营书店致中国出版集团的公开信。
这篇报道迅速被网络广泛转载，网友跟帖无数。一时间，"保卫三联书店"成为保卫中国严肃文化的代名词。
不出所料，这篇报道也立即挨批，官方批评的理由恰恰是我们所珍视的，"民营书店企图干预国家出版事务"，这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然而报道仍然起到了明显的舆论作用，不久后，三联那位主管官员被调离。
党报上摊
2004年6月23日，《冰点·文化》又发出《党报上摊》的敏感报道。总编辑说，他一看到大样上这四个字的时候，心里马上就"咯噔"一声。
这件事的敏感程度是显而易见的。起因是，中宣部不想看到在成千上万的报摊上都市报一统天下的局面，要求从4月26日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北京日报》等党报，开始在北京城八区部分报刊亭上摊销售。新华社为此发出报道说："以往党报在北京的各个邮局都有零售，为了进一步加大党报宣传力度，巩固报刊亭作为党的舆论宣传阵地的作用，今年北京市邮政局将党报党刊进报亭作为一件要事来抓，采用多种形式运作，解决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重点党报进报刊亭销售的问题。"
举凡中国新闻界人士都会明白：这从开始就是一项注定要失败之举。但是，没有哪个报纸敢涉及这个敏感题材，敢说"最重要"的党报根本没有人买。这不是一个可报可不报的题材，只有把它的市场情况如实地报道出来才可以雄辩地证明：传统党报的办报路子早已过时，早已被人民群众所唾弃，早已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
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把这样一个敏感的题材报出来。编辑交待给记者，既要有第一手的扎实的调查数据，又要有足够的平衡。刘万永和包丽敏两位记者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在这篇报道中，披露了如下事实：
"有《人民日报》吗？"记者问。
6月20日中午，在北京海淀区塔院北医三院附近的一个报亭。
摊主扫了记者一眼，"哗啦哗啦"翻了一阵，从摊架下面花花绿绿的报纸中抽出一份报纸，"就这一份。"
这家报亭，四种报纸每天都只有一份，是由"公司分下来"。但就是这一份，这位报亭主说，经常也卖不出去。偶尔有人来买，一般都是老年人。倒是《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京华时报》在这个报亭卖得最好，每天能卖出150多份，当天的报纸此时早已经卖光了。
离这家报亭不远，就是报刊零售站，附近40多个报亭每天售卖的报纸都由这里分发。
零售站的负责人张女士告诉记者，每天他们将四五十份《人民日报》分发给各个报摊，一个月下来，估计能卖出二三十份。
据业内人士估计，除《北京日报》较多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在北京八大区报亭各投放3000～5000份。
是个读者都会明白，各个报摊一个月下来总共才能卖出二三十份的报纸意味着什么。这篇报道还披露了一些重要的数据:
2001年10月，中国记协发表了"全国省级党报现状与改革途径新探索"课题组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全国省级党报的平均日发行量，已从1980年的37．78万份，下降到1990年的31．49万份，又下滑到1999年的23．91万份。其中前10年的下降幅度为17％，后10年为24％，20年总共下滑37％。而从每千人拥有党报的情况看，最高为天津，平均每千人43．6份，其次为上海32．2份、北京25．5份，10～20份的仅3个省，其余均在10份以下，最少的是重庆，仅2．48份。
报纸发行量是衡量一份报纸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记者查阅《中国新闻年鉴2003》发现，各报社的"新闻事业概况"中，只有《人民日报》提到发行量："截至2003年元月1日，人民日报收订201．64万份。"而《光明日报》只提到"报纸发行继续稳中有升，2001年比2000年增长9％，2002年又比2001年增长6％"，记者试图通过找到2000年发行量从而计算出该报2002年发行量，然而翻遍了2000年到2003年的《中国新闻年鉴》，均未找到。
据业内人士透露，一些报社的报纸发行量通常都有两个数字，一个对内，只有发行部门负责人和报社的主要领导人知道，一个对外。而见诸于公开的统计资料的，通常都是对外数字。
当然就更无法统计党报发行量中公费订阅、自费订阅和报摊、邮局零售各占的比例。
这就是这篇报道真正的新闻素材部分。为使这部分素材得以披露，报道用了三倍于此的文字加以平衡，最后用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的话加以结束："党报要改变模式化、公式化，刻板单调的印象。一句话，必须要改变文风！"
就这样，对这篇高度敏感的报道，总编辑竟然一字未动，在第二天的编前会上，又说："分寸拿捏得真是恰到好处。看来，没有不可以报的题材，就看我们怎么报。"
这篇报道被评为《冰点》周刊2004年度"最佳解释性报道"，评语是：
"党报上摊"，说白了，是党报遭到读者唾弃，逐渐边缘化，中宣部为了挽救颓势的一种毫无意义的努力。"上摊"什么意思？上摊就是上市场，接受市场检验。我们都知道，总书记每年都要帮助推销《人民日报》，国务院要帮助推销《经济日报》，中宣部要帮助推销《光明日报》，与其说"推销"，不如说是利用强权强买强卖，其中丑态百出，故事很多。而且卖得出去卖不出去无所谓，每年都有财政拨款。为什么偏要到市场上去凑热闹？市场标准和政治标准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个玩意儿。尴尬是肯定的。难道他们不怕尴尬？"宣传"肯定没人看。为什么不怕丢人现眼？好了，《党报上摊》大有用武之地了，大可以解释一番了。
解释性报道的要义是：抓住一些看似平常的社会现象，揭示出不平常的社会本质来。
党报（包括本报）的"宣传"效果虽然是皇帝的新衣，"党报上摊"却是一个超级敏感的题目。能够成功发表的要诀是：我们提供了原《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意见——一种貌似权威的"解释"，就把其他"解释"合法化了。这篇报道验证了一个理论，或者说鼓励一种特立独行的职业心态：没有不能报道的新闻，关键在于怎么报道。
好死不如赖活着
在中国，有一批默默无闻的纪录片拍摄者，他们用自己的摄像机拍摄下当代中国最震撼人心的场景。这些纪录片在知识界默默地流传，所有看过的人无不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本人和他们拍摄的场景却永远都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媒体上。然而《冰点》不能视若无睹。
2004年6月，我在浏览网络时看见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武汉电视台的陈为军用自己的DV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获得了第63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PeabodyAward）。就在不久前，我刚刚参加过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关于这个奖项的纪录片观摩研讨会，也就是在这个会上，我才得知这个奖被电视界视为"新闻纪录片的普利策奖"，那么多专业电视新闻工作者都没有拿到这个奖项，陈为军以一人之力竟然获了这个大奖，这相当于有一个中国报纸记者获得了普利策奖！这么大的新闻竟然没有任何媒体报道。我当即派出记者董月玲赴武汉采访陈为军。
几天过后，董月玲回来，交给我一张这部纪录片的光碟。《冰点》全部采编人员集体观看了《好死不如赖活着》。这部纪录片是陈为军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深入到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拍摄的，这是中国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村落。影片纪录了一户马姓艾滋病患者的家庭生活。
陈为军曾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艾滋病充满无知和恐惧，他告诉记者：
2001年春天，武汉来了5个艾滋病人。
请这5个人来的，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他是第一个发现河南"艾滋病村"的医生。他自己花了十几万元，去河南十几趟，结果发现的病人越来越多。他觉得靠个人的力量完全不行时，说服了这几个病人，到武汉来公开面对媒体。那时候，国内还没有一个艾滋病人敢把自己的脸放在屏幕上，要全打上马赛克。
开始，老桂把病人安排在一幢医院宿舍楼里住，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医院宿舍区的居民知道了跟他吵，还要给市长打热线电话投诉。最后，老桂做了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把5个病人带回自己的家。
老桂在我心目中是个圣人，我很早就采访过他，他的家我也常去。可是那天，我进了他家后特别紧张，他家的板凳我一个都不敢坐。在这之前，我从没接触过，也没见过艾滋病人。
那一幕让我触目惊心。
餐桌上铺了一层报纸，老桂亲自给病人抽血样。5个病人里有一个男婴，因为孩子的血管细，血要从脖子上抽。孩子被按在餐桌上，手里紧攥着一根小麻花儿，是一个女记者买给他的。往他脖子上擦消毒水时，孩子还四处张望，没哭，等针头一扎进脖子，他眼睛一闭，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可针头一拔，他立马就不哭了，赶紧把麻花塞进嘴里吮着。我的眼泪，一下子糊住了视线。
这个男孩叫马占槽，同来的有他的爸爸马深义，妈妈雷妹。我还得知，他家还有俩女孩，二女儿马荣4岁，跟我女儿一般大，也是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我就这样认识了马深义一家。
在农村，家里有一个病人就会被拖垮，因病返贫，何况这个5口之家，竟有4个艾滋病人。
我自己出生在农村，我很想知道，他们这家人，遇到如此灾难，面对生死，会如何选择、如何活下去。我想记录这些最贴近生命本质的东西。
当时我就问马深义，拍你们家，行不行？我担心他会拒绝，没想到他一口应了："中！咋不中呢？"
他坚持了整整一年，先后到这个村二十几次。当时，艾滋病病情被当地官方严密封锁，陈为军数次被抓。有一次几辆警车围着村子，陈跑到一个老党员家，躲进玉米缸里才没有被抓住。每次去文楼，他都要乔装打扮成农民，摄像机由别人用化肥袋子提到马家。他不能在村子里露面，躲藏在马家小院里，完整地拍下了马家女主人雷妹自患病直至去世的现场场景。
"娘哎，我的娘啊！"一个女人的哭嚎。镜头从黄土小院摇进门，定格在墙角一顶蚊帐和地下的扁箩筐，里边躺着的女人在哭叫着、呻吟着，接着，她发出一阵人的笑声。
"雷妹！雷妹！"有人喊她。
雷妹停止了哭笑，又过了一会儿，说："我心里难受，我心里不得劲儿。"
雷妹被人从蚊帐里扶出来，踉跄地走到桌子前，点上一根白蜡，又燃上一把香，对着墙上的一张黄纸片，一边叩拜，一边念叨着："我的山神啊，你饶了我吧！"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纪录片开头。雷妹是这部片子的主角。镜头前，她绝少有笑脸。在巨大的病痛折磨下，当身体和精神无法承受时，她就要喊、要叫，一会哭一会笑，歇斯底里，这样才会好过些。她让人给弄了个小黄牌牌，上边写着"山神之位"，爬起来，点把香，拜几拜，"好了，好了！"她在给自己找精神安慰。
陈为军在片子里和雷妹有段对话。纪录片片断：
雷妹坐在院里，抱着马占槽喂他牛奶。"你跟马深义是怎么认识的？"
"媒人介绍的。我当年可红火哩，可不一般。"雷妹说。
"怎么个红火法？"
"吃的、穿的、戴的，那时刚兴戴手表，我就戴上了。"
"结婚时，找马深义要了什么嫁妆？""一身衣裳，押个彩礼，钱。""多少钱？"
"800。过节时，他抬点酒、抬点肉，给老丈人送去。"雷妹说着笑了起来。
"那时候，你肯定漂亮？"
"嗯，说不上赖。"
"小时候，有没有想过长大了干什么，有什么打算？"
立刻，雷妹脸上的笑容不见了，答道："我只想，有吃的、喝的、穿的就行。我现在的想法是，我死了，孩子们好好的，让他们长大，成个人，成个家。把我儿子的病治好，把我小孩的病治好。后果是我造成的，找谁呵？"
她眼睛盯住地，脸因说话用力而变形："我现在有说不出的苦，说不了的难处，我心里就知道悲痛，光想哭，难受，心里不得劲儿……"
我是农村出来的，我知道，一个农村妇女，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就是结婚。所以，看她身体还是好的，又能坐到院子里，我就这么问她，想让她想点好的，高兴起来……
当我问她小时候，想过长大干什么，有什么打算时，她一下从高峰跌回到了现实，神情大变。最后，她突然张开双手，大叫了一声："抓——"
在与雷妹的相处中，陈感觉得到她内心一直有一种负罪感。她和马深义是因采血染病，俩孩子是母婴传播，所以，雷妹反复说："只要让我的孩子好好的，能把这个病治好，我死了都甘心。""我宁愿自己死了，只要我的孩子好好的，长大。"她跟马深义最大的不同，就是她内心的自责。
拍这部片子陈为军经受了炼狱般的心理折磨。"太残酷了！"他一个劲儿地说自己"不能拍了，不能再拍了"，"每个人的死都应该死得有尊严，可雷妹的死一点尊严都没有，非常可怜，非常可悲。拍这种没有尊严的死，是对她的亵渎，是对生命的冒犯"。可陈为军还是拍下来了，他想让世人看到，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妇，一个艾滋病人是如何死去的，这会让更多的人看到艾滋病对生命的扼杀，对尊严的摧残，一定会让看到这部片子的人正视艾滋病对人类生命戕害的惨痛。
雷妹终于不治而死。陈为军再次赶去。
那天凌晨，我直接去了马深义家，一开门看见是我，他很意外。
尸体就摆在地上，雷妹静静地躺在杂乱的麦秆上。我们两个男人坐在她身边，吸烟。后来，马深义揭开雷妹脸上的被子，让我看。
第一眼看见雷妹，我就对马深义说："雷妹变漂亮了！"我说的是真心话。自从我认识雷妹起，她一直被病痛折磨着，整天咳啊咳，愁眉哭脸，甚至歇斯底里，没个好样子。现在，她躺在那儿，脸一下放开了，痛苦消失了，死后的雷妹，样子平静安详。我又对马深义说："原来，雷妹很好看啊！"马深义同意我的话，他蹲在雷妹头顶，看着她，说："只是她的眼睛，老也合不上，我给她拨了几次，都不行。"
当时，我的眼泪在眼眶里转着，心想：她怎么可能合上眼呢？娘家，还留下一个老父亲；自已又撇下老公，3个没成年的孩子，俩小的又是那样，大的将来就是孤儿，她怎么可能合得上眼呢？
我想拍这样一个镜头：镜头从雷妹的脸摇到墙上，她活着时常常拜的山神之位。镜头离她的脸很近，再摇到墙上，也就一两米的距离。可是，我连摇了3遍都不成功，我的手在发抖，我的心太不平静，我对雷妹已经太熟悉了。
陈为军说："我一共拍了40多个小时，最后剪出80多分钟的片子。从拍到剪，我的心情都特别压抑难受，片子一剪完，我就放声大哭了一场。"
这篇整版报道的标题就用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从纪录片中我们截取了这一家人的图像，包括生命垂危时奄奄待毙的雷妹。报道所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风波骤起。不仅河南省主要官员打电话给本报总编辑表示强烈不满，国家广电总局竟然急电武汉市电视台将该纪录片送北京审查，还蛮横地要求给陈为军以行政处分。
武汉电视台是一家市级电视台，从来就没有接到过国家广电总局高官直接打来的电话，一时万分紧张，以为捅了天大的娄子。此时他们还没看到报道，立即命令陈为军将这篇报道从网上下载，打印几份送台领导，并要求他第二天一早八点就到电视台会议室外"等候处理"。
陈为军做好了被开除的思想准备。第二天一早，他就等在会议室外面，一门之内，电视台领导正集体阅读这篇报道。一个多小时过去，会议室门开了，几位台领导鱼贯而出。让陈为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几位领导一一过来与他握手，不住地说："写得好！写得好！"
陈为军没有受到任何处理。他反过来关心《冰点》记者董月玲的命运，以为她也会遭到厄运，还打算到北京来为董月玲辩护。我们请他放心，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接到大量读者来电询问如何能看到这部纪录片。这部片子无疑是中国足以载入史册的优秀纪录片。
这篇报道被《冰点》编辑部授予2004年度"最佳公益报道奖"，评语是：
中国艾滋病人群有多少？他们是活着还是在死去？如果他们还活着，怎样活着？谁让他们染上了艾滋病？谁应当为此承担责任？
所有这一切，都是主流媒介的报道禁区。事实上，因严重缺乏真实的报道，使这个亟需救济的人群几乎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极大地加重了这个人群的苦难。
《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一部获皮巴迪电视片大奖的纪录片，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电视人历尽艰辛、持续一年的杰作。他拍摄了一个艾滋病家庭母亲逐渐枯萎、死去的全过程，告诉人们这个家庭的孩子，也将无可避免地死去的悲惨前景。这个电视人，不被中国公众知道，他的纪录片，中国公众无缘看到。这是被牢牢遮蔽的社会真相。
这篇报道一箭双雕，让人们知道了还有这样有良知的新闻人，知道了艾滋病人极为悲惨和不公平的命运。这是一篇充满了人道力量的报道。让我们记住这个场景：因上方压力，当陈为军为这篇报道等候处分时，武汉电视台领导看完报道，走出会议室跟他握手，说"写得好！""没有任何处分！"这篇报道，理所当然地被大量转载，包括所有能看到的海外中文网站。
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怀，是新闻从业者永恒的道义责任。
寻找林昭
早在2003年，我们就看到一部地下流传的纪录片《寻找林昭》。林昭，是一位至今仍被中国当局严密封锁的历史人物。她早年投身共产党革命，1957年被打成右派，经过多年牢狱生活，1968年被当局杀害。究竟为什么要杀她？即便像我这样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完整地经过了文化革命的人，也只是听说过她的名字，对其事迹知之不详。
这部纪录片所记录下来的事实，让我瞠目结舌，生出无限感慨。纪录片的过门儿是在圣诗音乐中飘动在空中的带血的白头巾，令人潸然泪下。我的脑子里只有四个字：圣女贞德。
这是一个也许到今天还在继续拍摄的纪录片，每一个版本都在补充新的资料。纪录片的拍摄者，叫胡杰。林昭被悲惨地枪杀时，他只有10岁。
"林昭，那是谁？"如果不是在和朋友聊天时偶然问到这个问题，胡杰根本不会和这位四十多年前死去的、与他毫无关系的女性产生什么联系。他更不会想到，为了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他不得不辞去公职，将其作为一个个体事业。五年当中，在对80多人的寻访过程里，他百折不挠地坚持着，使许多紧闭了几十年的嘴终于张开了——关于林昭，他们甚至对家人也很少提起。胡杰越是寻访，就越是认识到：找回林昭，重新审视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于今天的我们，绝对是一种精神财富"。
从看完这部纪录片那一刻起，我们就希望能找到胡杰。找到他，就是为了详细报道林昭。2004年6月，作家章诒和作东，将胡杰引见给我们。在东四一家酒楼里，章诒和、跃刚、我和记者江菲一起坐等胡杰。章大姐说，胡杰总是非常忙，为人寡言，心细如发，是飞机机械师出身，能用上万个零件组装起一架飞机来。我们大为惊讶。我笑说："这次我们要像组装飞机一样，把他组装出来。"
胡杰终于来了，满脸胡须，果然沉稳寡言。我们告诉他，你将成为《冰点》的采访对象，我们要开始"组装"你了。胡杰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便匆匆离开了北京。
一个月后，记者江菲南下上海南京，寻找胡杰，也寻找林昭。胡杰后来给我发来邮件说，上海火车站广场的温度显示牌上标注气温55℃，他们在那样的酷暑中共同走访了几位当年的老人。
"说这些，有什么意义？"一位老人讲述了自己在狱中的遭遇后反问他们。他只不过因为说了几句至今仍坚信是正确的话，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入狱14年，和杀人犯关在一起。
"没有人是天生的右派。"这位老人说，"是我们亲眼看到老百姓冻死、饿死，让我们认识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出真相吗？我们当时对党和国家是有深切感情的呀！"
他突然笑了，有点神秘地问："你说，把这些说出来有什么意义？教训吗？"他顿了顿，"给谁的教训？"
这位老人的问题表达的是一种绝望。可在胡杰这里不是。这个教训是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都不应忘记的，这也正是他矢志不渝地追寻下去的动力。
这位老人的陈述也表达了那一代所谓"右派"的心路历程：没有人是天生的右派。
林昭也同样。她最初是一个对新生活、新中国、新世界充满向往与激情的年轻人。为了实现"改造"的理想，她与家庭绝裂，甚至改掉了名字；被划为"右派"后，她也曾经想不通，感到委屈，甚至自杀。但在迷茫、挣扎、追问和思索中，她始终没有放弃寻找自己的方向。
"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她的答案是以在狱中二十余万字的血书形式留下的。其中的许多文字注定无法出现在报道中。
"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在狱中，她给《人民日报》的信中写道："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和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在一次绝食苏醒后，林昭咬破手指，在监狱的墙壁，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自由颂：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这些字句，是牢狱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下的。
她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而"拒不接受教育"的"林犯"，受到这样的惩罚：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
即便在经受这样非人的折磨，圣女林昭的悲悯之心却从未泯灭，她写给她的迫害者们这样的文字：
"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林昭所希望的"不必诉诸流血"没有实现。在她完成大部分狱中书稿后不久，文革开始了。两年后，她被枪杀。公安人员竟残忍地上门找林昭的母亲讨要枪杀林昭的子弹钱！
一个最初真诚地拥护新生政权、参与建设新生国家的人，最后成了这个政权最坚定的反对者。这，就是林昭的命运。究竟为什么会这样？林昭的一位左派同学或许给出了最精准的概括："凭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但"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林昭被平反后，她的部分朋友为她举行了追悼会。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
上联是：？
下联是：！
没人记得这副挽联的作者，但与会者都承认，这的确是对林昭一生最好的诠释与哀悼，也是对他们所共同经历的那个时代，一幅含义最深刻的挽联。
在胡杰的片子里，拍下了林昭二十余万字的狱中文稿。这些血写的文字能够最终保留下来，并传递到胡杰手上，有赖于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胡杰，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这些血书究竟写下了什么，至今没有完整披露。我们确信，在不远的将来，它必定会公诸于世，必定会成为中国人走向民主自由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座丰碑。
2004年8月11日，《寻找林昭》以整版篇幅刊登，版面正中，是一张林昭的大幅黑白照片，她凝视着我们，也凝视着中国的历史和未来。
一个1971年出生的年轻人写下了他看完这篇报道和纪录片的感想。这篇文字代表了众多在网上含泪留言的网友们。
公元前548年，大臣崔杼杀害了当朝的齐庄公。国君杀得，就没有什么人杀不得。一时间，齐国血雨腥风、人人自危。尽管崔杼哗变是被齐庄公赐他的"绿帽子"所激，但齐太史公还是毫不留情地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二话没说，杀了太史公。继任的是死者弟弟，他再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便再杀。三弟还书："崔杼弑其君！"就在崔杼为杀与不杀犹豫不决的时候，南史氏也收拾行装准备前仆后继。崔杼终于害怕了！他没有敢杀第三位太史公，"崔杼弑其君"这五个汉字就这样滴着鲜血载入了史册！公元前548年的齐太史公也许未必意识到捍卫历史的尊严实等于捍卫民族的未来，但他们显然深深懂得：历史一旦突破真实这一底线，将会把人类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时间到了公元二十世纪，历史失真，民族失忆。然而小草又总想发芽，小溪又总想奔腾，小鸟又总想飞翔，人，总渴望思考些什么，探求些什么，发现些什么，独立制片人胡杰便是其中之一。5年光阴，行程万里，苦苦寻访了80多位心灵结冰、嘴唇上锁的老人，46岁的胡杰倾家荡产只做了一件事：复活林昭！2004年11月的那个深夜，当我全身冰凉地看完胡杰的纪录片《寻找林昭》，我忽然想起殉难于公元前548年的齐太史公。我感觉林昭的血和太史公的血流到了一起，涓涓的，不知道要流向何方。仰望黑幕沉沉的苍穹我欲哭无泪：漫长而沉重的中国历史啊，为什么你的每一页都浸透着鲜血？苦难而隐忍的中国人民啊，为什么你的每一代都有着相似的不幸？
我出生于1971年，是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成长起来的一代。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受过相对系统而完整的现代教育，时间长达15年！可是，我的课本里竟然没有反右斗争、竟然没有文化大革命。除了道听途说、断章取义、猜想臆测、似是而非，我没有正常渠道可以了解新中国的历史。于是，直到开始工作、走上社会，我仍然天真地以为1949年以后的一次次天灾人祸，都只是意外，只是偶然，至多也是少数别有用心者祸国殃民的结果。然而，真相终于还是接而连三地浮出了水面，我就像泰坦尼克号遭遇了冰山，转瞬间便成了一条无处搁浅的破船。问号，问号，到处都是问号；虚伪，虚伪，无处不是虚伪。历经30多年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忽然好似那艘泰坦尼克号。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大脑被格式化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空白一片。希望思考，希望希望，但不知道该思考些什么，不知道该相信些什么和如何相信？除了相信太阳明天依然会升起，地球明天依然会转动，还有什么敢于轻信的东西？
哲学把这种空白叫做幻灭。
胡杰想必也有过幻灭。"林昭？那是谁？"5年前的胡杰曾经这样无知地询问过朋友。当他明白自己的无知完全是集体失忆的结果时，他坐不住了。为什么反右运动过去不到半个世纪却好像完全不存在一样？为什么林昭冤案平反了20多年人们却仍然讳莫如深？为什么总有人在有意无意地制造和兜售人血馒头？为什么人血馒头在21世纪仍有广阔的市场？无知者可悯，失忆者可悲，因失忆而无知者可悯又可悲！幻灭之后，胡杰义无反顾承担起还原历史的职责，他选择用镜头寻找林昭的灵魂。
8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是这样描述胡杰探寻真相之艰辛的："林昭当年的朋友和同学，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寻找并说服他们接受这一部历史纪录片，就像他们幸存于那个时代一样艰难。面对胡杰，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没有人愿意向胡杰敞开心扉，他们情愿失忆也不愿意敞开心扉，他们情愿苛活也不愿意敞开心扉。沉默是他们的权利，惟一的权利。关于林昭，知情者的嘴巴已经紧闭了几十年，即使是对家人也很少提起。"一个初次接待胡杰的人，把他关在防盗门外，隔着铁栅栏，严厉而冷漠地说了40分钟拒绝的话。"可是他最后还是打开了铁门，打开铁门时他只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林昭，我绝对不会让你跨进这个门一步。"另一坚决拒绝胡杰的老人，答应在胡杰离开前最后见他一面。他原准备臭骂胡杰一顿便坦然回家，后来却流着热泪接受了胡杰的拍摄，理由也只有一个：因为林昭！尽管最终还是挖开了记忆的坟墓，但仍然有不止一位受访者恳求胡杰："绝不能让我的孩子知道这段痛苦的经历，太残忍了！"更多的人早已不会流泪，一位曾因"反革命罪"入狱１４年的老人对胡杰说："是我们亲眼看到老百姓冻死、饿死，让我们认识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出真相吗？我们当时对党和国家是有深切感情的呀！"说着说着，他伤感地笑了，他平静地反问胡杰："你说，说这些有什么意义？教训吗？给谁的教训？"
意义？说出真相本身不就是意义？追索、发掘、保存、传播真相，不就是意义！我理解老人的微笑，我尊重老人那貌似怯懦的退却自卫，但事实证明，《寻找林昭》已经完全超越了一部纪录片的意义。在胡杰镜头的引领下，每一个观众都不仅踏上了寻找林昭之路，更踏上了寻找自己迷失已久的记忆和良知之路。在寻找林昭灵魂的道路上，胡杰不仅不会就此回头，而且只会越走越远。只有当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再追问"林昭是谁"时，胡杰的使命才会真正结束。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林昭的血才没有白流！
这不是意义吗？
写到这里，我忽然注意到胡杰是公元1958年出生于山东济南的。只可惜殉难于公元前548年的齐太史公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他姓不姓胡？这是亘古之谜。
魂兮归来，齐太史公！
魂兮归来，圣女林昭！
魂兮归来，中华民族的精神！
对这篇文章及《冰点》周刊这期间的其他报道，也有另外的反应。不久，我们看到了"团中央青年报刊阅评小组"的一份《阅评意见》。
中国青年报连续刊出《寻找林昭》等文章应引起关注
最近，中国青年报连续刊出《寻找林昭》、《傅鹰：被毛泽东"钦点"的教授》、《王芸生：彻头彻尾的新闻人》等文章，这些文章虽长短不一，但均以回顾历史为名，以敏感人物、敏感事件为题材，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党史中的重大事件，一些提法、观点不严肃、不妥当，这些文章所反映出的倾向也值得关注。
8月11日B1版刊出《寻找林昭》一文，全文约3万字，讲述北大女学生林昭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被捕入狱和1968年惨遭杀害的经过。文章披露了大量的事件，进行了大呈细节性的描述。在结尾处，文章引用原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1981年初所写的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中的一段话，作为该文对内容的概括："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以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用大篇幅报道敏感人物和事件，本身就值得商榷；结尾处引用这段话点题，不严肃、也不恰当。
7月28日B4版刊出《傅鹰：被毛泽东"钦点"的教授》一文，文章引用了傅鹰当年对共产党的批评："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我最讨厌思想改造"、"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等等，甚为不妥。
8月11日B4版刊出《王芸生：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一文，文章引用王芸生的话说："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文章说："有关方面让王芸生写1949年前《大公报》的历史，遭王婉拒。后来有人披露'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王芸生违心写下长篇回忆录《1926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章还说："其实对《大公报》最高评价者，正是毛泽东"、"毛泽东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该文从标题到内容都在未经任何引导的情况下倡导一种错误的新闻观，在引用人物、事件等方面非常不严肃，存在明显的错误。
阅评员认为，对一些敏感人物、敏感事件的报道要非常慎重，中央对此有明确要求。一方面，要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妥善做好报道，把好关、把好度；同时，必须严格执行有关重大选题的报审规定，应该报审的、拿不准的都要坚决报审，避免出现问题。
一下拿出三篇《冰点》周刊文章来阅评！
"团中央青年报刊阅评小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一个机构。这份阅评文字完全继承了中宣部阅评小组的衣钵，他们完全不顾文章的主旨，专门寻章摘句，挑出那些所谓"敏感"字句，以供领导人批示，居心恶毒。我真是纳闷，团中央这些青年工作人员，应该都是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使用起文革罗织罪名的手段，却比他们的前辈毫不逊色。这让我不由地想起林昭那位"左派"同学的总结：说出常识就是反革命。
我问李学谦：你当团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阅评小组？他说没有，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成立的，都有哪些人。很明显，不是这些阅评员忽发奇想，而是在团中央书记处授意下写的这份东西，其目的是对《冰点》周刊提出警告，他们已经难以容忍了。
我们自然也有自己的评价。《寻找林昭》被授予2004年度《冰点》周刊"最佳特稿奖"，评语是：
林昭是谁？这不仅是胡杰的疑问，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疑问。每一个看过胡杰摄制的纪录片的人，无不被这个中华民族的杰出女性深深打动。林昭，集信仰、勇气、思索、道德和悲悯情怀于一身，是时代悲剧的最集中的见证；她的命运，是对专制体制毫无人性的最深刻的揭示，她是注定要被历史反复注视的人。
在主流大报上展示林昭的一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历史与现实、政治边界与主题表达，拿捏极为困难；而这个题材的采访与写作，要求记者同样具有强烈而真实的情感，这绝不是一个可以"玩儿"出来的题材，哪怕你是个中高手。
完成后的稿件，文气充沛，贯穿首尾，记者将今人与故人、一人与多人的故事不露痕迹地穿插到一起，精心选择引语和能多方面表现人物丰富性的细节，将大智大勇与爱、宽恕融为一体，将过来人的恐惧、嗫嚅和今人的奋力追寻相比照，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感动、想像和思考空间，是长篇人物特写不可多得的佳作。作家章诒和评价为："这是我所看过的写林昭的文章里最好的一篇。"以章的阅历和笔力，这不是一个容易获得的褒奖。
没有对表现对象深刻的理解、同情和爱，记者笔下的人物注定会苍白无形。第一流的记者，不仅应当是表达高手，更应当有崇高的道德情怀和对历史真实记录的承诺。
不能不看张思德
张思德是谁？这又是一个让当代中国青年过分陌生的名字——如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连"四人帮"、"赵紫阳"是谁都不知道了，又遑论张思德！
然而40年前，这是一个中国老少妇孺尽人皆知的名字，岂止是知道，连他的事迹也倒背如流。因为他的事迹是通过毛泽东的嘴说出来的，他是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的主角。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文革时居"老三篇"首位，人人都须背诵，连文盲也没有例外，否则你的日子就不好过，甚至会因此而遭批判。直到今天，那个时代过来的，还有不少人仍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张思德是一个普通士兵。1944年，据说是在延安"烧炭"时发生事故死了。延安为他开了追悼会，毛泽东致了这篇悼词。日理万机的"伟大领袖"参加一个普通士兵的追悼会，又亲自发表悼词，究竟是什么动机，迄今还是个谜。不过，越来越多的当事人记载说明，当时在延安并没有烧炭这个行当，相反，种植并熬制鸦片倒是成规模的，在延安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用来输往"国统区"，换来急需的各项物资。中共元老谢觉哉的日记也证明，"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特货"就是鸦片。亦有北京学者亲赴延安调查，确认张思德是炼制烟土时窑塌而死，调查中亦有中共党史专家告诉他，此事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为领袖讳，无法明说罢了。
历史真相究竟如何，还需考证，对今天的年轻一代，也毫无意义。问题在于，60年过去，中国媒体突然大肆宣传一部刚刚拍竣的主旋律电影《张思德》。官方屡下文件要求"组织观看"，也就是公款观看。如果宣传当局就是为了用这个政治图腾来灌输顺民意识的话，那根本构不成新闻。对《冰点》而言，构成新闻价值的是，宣传部门竟然用权力来为自己赚钱！《冰点》记者蒋韡薇领命调查，她出色地完成了报道。
2004年9月22日，《不能不看张思德》发表在《冰点·文化》版上。
记者采访了编剧，一位有国际声誉的著名作家。编剧介绍说，《张思德》剧本创作面临三大难题：第一，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张思德的记载；第二，片子主角是张思德，配角是毛泽东，怎么处理二者的关系？第三，提出拍片设想已经是3月份，为赶在《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剧本必须在5月1日以前交出。编剧还说，那时的延安正值整风扩大化，严重缺粮，军队、地方矛盾严重，选取哪段历史背景需要认真考虑。结果是，什么背景都不要，片中的延安，很有朝气、很浪漫、很理想。——也就是说，这部以真人为名的电影，从故事到历史背景，都完全虚构。
这本来也没有关系，电影是艺术嘛，无所谓真假。然而2004年8月19日，北京市委组织部、宣传部联合下发《关于组织观看影片〈张思德〉的通知》（京宣发[2004]30号）。称该片是"具有启迪作用和教育意义的主旋律影片。对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对广大党员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以及对未成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希望各级党组织积极组织党员、干部、群众观看影片《张思德》"。北京市西城、宣武、海淀、石景山、崇文等区转发了市里"组织观看影片《张思德》的通知"。
事情至此还不算荒诞，早有成例。然而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下发文件的北京市委宣传部，就是这部电影的投资方之一，而且排名第一。
2004年9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这部电影制片人的文章《写给〈张思德〉》。文中说："这个戏不能走一点冤枉路，必须是一路'绿灯'，走'绿色通道'才行！国家广电总局、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影集团公司、北京广电集团、紫禁城影业公司、新影联公司，由这些'分子结构'形成的组合，'全攻全守'，为着张思德，为着'为人民服务'！"
投资者们的票房目标是多少呢？"要超过张艺谋的《十面埋伏》"，这就是说至少1亿元。如果获得这个票房，投资方能够获利多少呢？刨去制作成本1200万元，还可以净获利3800万元。
记者截稿之时，大批干部、大专院校学生和无数中小学生，正在按文件精神进入影院。一位影院老板对记者讲了实话："有没有市里文件，大不一样。有了文件，我们才好联系团体票业务。否则谁理你呀！"
现在真相大白了：著名作家出卖"艺术"来编剧；制片方为"主旋律"鞍前马后；投资方呢，用权力开辟"绿色通道"保证票房——大家一块儿用自己的资源来合伙赚钱！至于张思德是谁，事迹是真是假，是否真有教育作用，谁管那些！真是一场"黑色幽默"……
这篇明摆着"摸老虎屁股"的报道刊出来，报纸同行深感震动，好评纷至沓来。记者大受鼓舞，竟要求编辑："多给我几个这样的题材吧！"
《不能不看张思德》获《冰点》周刊2004年度"最佳文化报道奖"。编辑评语是：
以往主旋律电影是靠庞大的财政（纳税人的血汗钱）支持来保持其政治贵族血统及其话语传播霸权的，现在好了，《张思德》号称主旋律电影要市场化，要以票房论高下，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市场动作。当然了，谁也别把谁当傻瓜。一个政治符号相当明显的"招魂片"，一个把小人物神圣化传统思维拍出来的片子，怎么可能是一部票房好的片子？于是，我们看见，各级党团组织、各级宣传部门红头文件漫天飞，党费、团费、工会费、行政费齐上阵，还要家长掏腰包，许多无辜者像绵羊一样被撵进了电影院接受教育。制片商挠"主旋律"的痒痒，依靠党权、行政权推销电影，开创了中国主旋律电影市场化的恶劣先例。
《冰点·文化》创办以来，有三个办刊方针：清除垃圾，维护标准，廓清底线。而且明确主张所谓"文化"，是以政治文化为核心的"大文化"，既不是"文艺"，也不是"风月"或"准风月"。《不能不看张思德》应该是体现《冰点·文化》办刊方针优秀报道之一。
需要特别指出的，《不能不看张思德》在写作上分寸把握得相当好。这可是给"主旋律"抹黑的报道，不能惹麻烦。
确实，不能惹麻烦。还好，报道全都用事实说话，无可挑剔。代价是，这篇精彩的报道，连我们都没注意在什么时候，就从本报网页上"消失"了——这当然是奉命删除。
何处是归程
在高楼林立、日渐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北京，有一个"政治癌瘤"，这就是位于北京城南永定门附近的"上访村"。这里，多年来积聚了大量全国各地的上访者，这些人要么已经无家可归，要么有家不能归，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穷尽了一切中国行政、司法救济途径之后，抱着对中央政府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北京上访的。他们是中国各级政权行政腐败和司法不公的受害者。
很明显，制度的受害者无法再依托制度来求得公平和公正，中央政府的信访，无非是再往下层层批转，最后大多又转到被控诉者手里，他会给你解决问题吗？
这个"上访村"，究竟有多少人，很难统计，少则数万，多则十几万，他们居无定所，没有生活来源，有不少人靠拣垃圾勉强度日，很多人就住在塑料布搭起的低矮窝棚里。有一年冬天，听说这里冻死了人，不少大学生自发募捐，往上访村送食品和衣物……这里早已发生人道灾难。
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截访"和"接访"——中央政府要求在当地解决问题，不许将上访者推向北京，并以此为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于是，各省派出大批人员赴京，在各个上访机关门口"堵截"并"接走"本省的上访者，这些官员对上访者拳打脚踢，抢夺他们的上告材料甚至身份证，目的是让上访者无法在中央信访办留下记录，甚至无法在北京呆住。地方政府"截访"和"接走"一个上访者的费用是多少呢？上万元！逢年过节乃至北京开重要会议期间，这些可怜的上访者还会被警察无情地驱逐和拘留。但问题不解决，他们总会回来。他们满怀希望而来，日渐绝望，极易引发动乱。
显而易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的信访制度不仅早已失效，而且弊端丛生，并导致基层、地方人民群众与政府的矛盾开始向中央集中……
这些情况，北京各大新闻媒体的编辑记者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但是不能报道。理由呢？这是"不稳定因素"，也让政府脸上无光。这年11月，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深入上访村调查，形成了一份调查报告《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而此时，一个从部门利益出发，试图进一步强化信访制度的条例正在有关部门酝酿发布。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再也不能无所作为了，只能"曲线救国"。《冰点》编辑要求记者董月玲马上去采访于建嵘，用他的嘴说出真相，并提出政策建议。编辑想用"转述"的方式来规避报道的风险。
然而董月玲表现出优秀的记者本色，她不仅采访了于建嵘，还深入了信访办现场和上访村，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目击、访谈材料，写出一篇让人触目惊心的调查性新闻特稿。在这篇报道里，读者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信访办是一门二牌，人称"两办"。
"两办"在北京市永定路西街的一条死胡同里。果然，离老远就见巷口聚集了很多人，路边停着辽宁、山西、河南等地来接访的警车。
一些穿深色衣服的男人堵在巷口，见人朝里走就问："你哪里的？"，或把人拦住："把身份证拿出来。"问到老许时他没答话。
"问你呢，老头子。"有人指着他喊道，老许（上访者）还是不吭气，往里走。眼看挤过巷口时，有人朝他屁股猛地踹了两脚，老许趔趄了几下，站稳。然后又使劲儿地挤过了巷口。
"两办"大厅里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空气混浊，有点像火车站售票大厅。一共开了6个窗口，窗口上方标着一溜儿省份名，上访的人站在自已省份的窗口前排队，交材料、领表格，上访人管这叫"挂号"。
一个30多岁的妇女瘫坐在地上，双手抱头，哭哭啼啼。她披头散发，裤子也破了，露出里边的红毛裤。"刚才在路口，她被接访的打了头。问她哪里的她不说。"
"那就讲嘛，省得挨打。"我说。
"不能讲！讲了会被截访的拉走。"好几个人同时告诫我。
她的丈夫排在老许身后。我问他们是哪里的，说是山东的，来告村官。
我指着地上的女人说："又花钱，又受气，别告了。"
男人面无表情，眼睛死盯着窗口，没说话。
"来北京上访几次了？"我问。
"7次。"他答。
"不耽误干农活吗？"
"现在冬闲，地里没活，就上来了。"
9点，正式开始"挂号"。不断有人站在排队的人身边攀谈："哪里的？"、"反映什么问题啊？"上访者称接访者是"截访"。在大厅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来接访的，他们从各省来，多是中青年男人，衣着整齐，有的手里拿着喝水的杯子，到处转悠。而来上访的人各式各样，有人甚至穿着开花棉袄，腰间系根绳，一根棍子挑着行李；有的人拄着拐，还有人是给抬进来的。
突然，大厅里一阵骚动，一伙人扭打成一团儿。混乱过后，有个拄拐的人头被打破，血流到地上。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拄着一根棍子，用陕西话大声嚷嚷道："在家打，来北京还打。让不让老百姓活哩！"她举起棍子，像疯了一样往上冲，棍子被人折断。
在上访村，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
出了"两办"，我跟老许回上访村，一大群上访的人都往陶然桥南走。走了一站地，到了一片居民区，有栋楼上挂个牌"东庄"。路边，有人在卖中央机关、新闻单位通讯录，有人支张桌子替人写材料，还有人家的窗户上挂着替人上访、打官司的招牌。
两个穿黄胶鞋、戴蓝呢帽的壮汉站在背风向阳的墙角，翻看着什么。老许跟他俩儿招呼道："怎么样上午，表拿到了吧？"
"哎呀呀，别提了！我们地方截访的堵门呵，根本没进去，身份证也给抢走了。"
"你看看。"其中一个抬起胳膊，衣袖露出一道大口子。"真凶！拖我俩儿上车，我俩儿死活不上，跑掉了。"他边说边从地上的化肥袋里扒出上访材料。
另一个笑嘻嘻地说："截访的骂我俩儿，来上访，你们脑子里有蛆啊！"
出了居民区，走到一片草地和小树林边上，碰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身上挂了四五个包。老许问："你也来上访？"见人搭话，老太太卸下身上的袋子，就势坐到地上。
"东家推西家，西家推东家，我都上访多少年了。"她有气无力地道。
"你住哪啊？"
说夏天住小树林，冬天睡南站候车室。"天天夜里11点往外头撵，3点才让回去。"西北风夹着沙土一阵阵地吹打着人脸。她眯着眼叨唠着："谁来救救俺吧！救救俺吧！"
猛地，老太太睁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住我，问："同志，你是哪儿的？是中南海里的？"说罢，她又匆忙从包里掏出一摞打字复印的白纸。
在一堵距铁路十来米的墙边，几个人正用木杆搭窝棚。我把头伸进一个搭好的小棚子里，里边坐个抽烟的男人，他们一家三口从江苏来。女人的手和脸皲裂，不停地淌着清鼻涕，说是花了25元钱买了块塑料布，搭起这个小棚子。"今天我们去人大了。"她还挺高兴。
"在这儿过冬？"
"没得办法啦，房子没了，地也没了。我们就是来告那些土霸王，让我们有家不得归。"
上访村到了，它也在铁路下边，是一片杂乱拥挤的砖房。进出南站的火车昼夜不停地驶过，火车经过时"轰轰隆隆"地震得地动屋摇。
30来岁的刘群替人管房子，他也是上访农民，在上访村住了3年。他说上访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去年和今年。"一开始就一两家，现在二三十家。'呼呼'地上人，天天还能住满，得有2000人哩。"因为离"两办"和高法信访办近，宿费便宜，一宿3块，这里就成了上访人聚集地之一。
上访有效吗？
我问刘群，在上访村，见没见过有人拿到了中央领导的批文。
"3年了，我没见过一个。能拿回一张带'回执'的单子，就已经不得了了。"
他说自己来告地方乱收费问题。"光填表，不管事，农业部我跑了不下20趟，最后也告烦了，冤死拉倒！开始有几个村扒钱（筹钱）叫我上访，看我总告不赢就不管了。我也没脸回去，回去也怕打击报复。"
"我算幸运，能在这儿找个活干，有口饭吃。有的人上访花光了积蓄，连回去的路费也没有，天天捡烂纸卖。有人没能熬下去，最后精神崩溃，天天坐在铺上扬着脸，破口大骂。还有的夜里不睡觉，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在上访村里，女人多哭诉个人冤情，男人多探讨信访问题。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用四川话跟我说："跟你讲吧，但凡来上访的，没几个不懂法，虽然不很精通。他们以为手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相信了依法治国，才拼命跑来上访的。"
"你可以天天来排队，填表交表，就是不解决问题。好像一个魔术大师在台上耍魔术，台下人在看，看懂的人知道这个是假的，不看走掉了。不懂的人又来看，还拼命挤上去看。可怜啊！最后，有人想回也回不得了。"
"怎么回不得呢？"
"信访上有规定，叫'分级负责、归口办理'。我告的就是地方狗官，我从虎口里逃出来上访，结果你又把我送回去，他会放过我吗？恨不得一口吞掉，整死你。好天真喔！好吓人喔！"他摇晃着头，连连叹息道。
一个人指着自己灰白的头发说："10年了！我从一个满头黑发的小伙子，访成了个半老头子，问题还没解决。在上访路上，我亲眼目睹了多少人忍饥挨饿，被打、被抓、被关。上访不但是条不归路，而且是一条死路。"
"哇"的一声，屋里传出一阵哭声。一个女人抢过话头，边哭边讲，语速极快。她说自己的弟弟被人打死了，地方公检法漏法、漏罪、漏刑。"我要求不高，就依咱国家当今的法律处理就行，尸体要法医鉴定，凶手要抓起来判刑……"
她拉开外衣，露出一只尼龙口袋，眨眼间，掏出一摞纸。
"都藏在怀里，见到领导人，我随时随地发一份。"
"你能见到领导人？"
"我天天告，日日访，没有一天停留的，哪个部门没跑到，整个北京城我跑了多少圈了。白天不想吃饭，晚上不想睡觉，半夜也在想办法，我现在到处摸门。"上访人称找别人的家为"摸门"。
"摸着了吗？"
"摸着了。卫兵把我拦下，但材料接了。警察把我弄到派出所里，一天一宿只吃了一个盒饭。"
她的眼泪"唰唰"地流，边抽泣边说："谁愿意跑到人家门口招讨厌？谁愿意忍受这份饥寒？没苦没难的，谁不老实在家待着？我一天生活费只4块钱，3块交宿费，一块买馒头，每天捡烂菜叶子吃。看看住在这里的人，哪个不是天天哭天抹泪的。"
"如果还没解决，你怎么办？"我问她。
"反正回去也不得好，活着也受罪，死不了，我就猛告。北京告不下，我告联合国去！"
董月玲甚至采访了"截访"、"接访"的干部：
一些接访的人跑到大厅门外抽烟、换气。我问一个接访干部，他们省一共来了多少接访的。他说除了省里，一个县还来了五六个，算算有多少个县吧。
他又说："我们也很辛苦的。住的地方离这15公里，早上5点，天黑着，就得爬起来，坐车往这儿赶。一天都得在这儿，下班才能回去。有的人工作方法不对头，天天要吵架骂人的。"
我问干吗非要接访？他答："我跟你明说了吧，上访量大，领导有责任，中央要说他的，所以派人来接访。年底了，哪个地方信访量大，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领导叫来就来呗，反正只待一个月，再过十多天就可以回家了。总之，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不要让我们本省的人到窗口登记。"接访是一项浩大的财政开支，据报道，四川每"接回"一个上访者，来回要花费上万元。
报道披露了如下数据：
于建嵘的调查报告里有如下数据：
一：您因上访，有没有受到打击报复？
55．4％的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53．6％的因上访被干部指使黑社会的人打击报复。
二：您对上访效果不满意，打算怎么办？
受到打击后，表示要继续上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占91．2％；跟贪官污吏拼个鱼死网破的占87．3％；宣传政策和法律，发动群众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占85．5％；还有53．6％的表示要"做点让干部们害怕的事"，而表示"不上访，认命了"的只有5．8％。
三：2003年国家信访局接待群众集体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同时，更为激烈的抗争活动也时有发生。
这样的信访制度再不改变会怎么样？
信访，在上世纪80年代平反冤假错案时，确曾起过作用，政治问题用政治手段解决，但现在是利益问题，怎能用政治手段解决？信访办，责重权轻，机构繁多，归口不一，对信访案件只是层层转办，但老百姓并不清楚信访办的权限。据对进京上访农民调查，他们走访的部门平均在6个以上，最多的达到18个。原来的上访问题还没解决，上访过程又引起新的冲突，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
于建嵘说："由于各级政府为了抑制住上访的增加和升级，在收买和欺骗等方法不能发生效果时，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对信访群众进行打击甚至政治迫害。"自2003年10月以来，在北京上访村流传的一份《上访人员上告书》中写道：地方政府借用信访条例，滥用职权，欺压上访人员，用各种手段收容、遣送、关押、毒打，有的被送进精神病院，上访人员问题得不到解决，人身受到伤害，精神受到摧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少数地方党政对信访者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其一，使信访成为了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和维权抗争的手段，导致集体行动增加。有近一半的农民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政府打击、拘捕领头上访的农民。而为了减少因上访所遭受打击或政治迫害的风险并引起高层的重视，在法不责众的意识影响下，许多农民就会动员更多的人参与上访。后果之二就是政治激进主义在信访者中产生并获得迅速繁殖的社会土壤。"
任何一家地处北京的大报工作人员，都不会相信这样一篇超级敏感的报道能发出去。不过，这毕竟是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看完清样，放行。12月8日，报道刊出，标题是《何处是归程》。
第二天，我起床后上网看，发现这篇报道本报网上竟然没有！上班到报社后，立即打电话问本报网络负责人怎么回事。她回答说，早上8点就接到国务院新闻办电话，命令删掉这篇报道，问为什么，对方回答说肯定会有中央领导批评，先删了再说吧！
不过，这篇报道在本报网上仅仅存活了个把小时，就已经被网友发现，几天过去，各大新闻网站的BBS上都贴出来了，有网友感叹，"只有中国青年报和《冰点》，才能发出这样真实的报道！"
《何处是归程》与《寻找林昭》并列，被评为《冰点》周刊2004年"最佳特稿"。评语是：
地方官员和司法的腐败，引发了中国新世纪一轮又一轮的上访潮。社会矛盾引人注目地由地方向中央集中。与此同时，一项多有违宪之嫌、强化信访行政权力的草案即将出台。问题的根子，在于社会的最后一道救济与公平底线——司法的严重缺位。"毒树之果不可吃"，无视司法的严重问题，反而用强化行政权力的方式来求得社会公正程度的改善，正是毒树之果。社科院于建嵘的研究和结论，得到编辑的高度认同。
这是一个对主流报纸具有高度风险的题材，尤其是北京上访民众的实际生存状态——穷困潦倒、绝望、愤怒、抵死一搏，其中蕴含的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始终未能告诉社会以示警告，而这正是主流媒体不可推卸的职业责任。为规避政治风险，编辑交代记者用"转述"的方式完成稿件。然而记者发挥了极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亲赴所有重要现场，翔实而生动地用第一手的观察和访问验证了学者的结论。完成后的稿件，是思考深度和现场描述的上佳集合。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只是"转述"，很难具备特稿的质素；如果只有学者的思考，则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记者的主动寻访，构成了理性思考与人民情感、命运之间的桥梁，相得益彰。
这篇稿件，遂有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亦有了大型新闻特稿的色、香、味。外国记者"完全可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评价，也标识着这篇稿件达到了国际新闻共同体公认的标准，难能可贵。
将"最佳特稿奖"授予董月玲，因为她证明了："编辑是灰色的，而记者创造之树常青"。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
2004年9月29日，《冰点》用四个整版一次刊登了作家章怡和的《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这个长篇报道详细记述了京剧大师马连良是怎样从一个优雅富足，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生活上都精益求精的大家，如何被迫在1949年后思想改造、重新做人的一次次运动中，穷途潦倒、直至死亡的历程。文中有两个细节几乎就是他两段命运的最好象征。
为了艺术生命的持久，马连良的生活很有规律，对饮食更是讲究。就像研究梅兰芳必须研究他的八卦情史一样，研究马连良则必须研究他的请客菜单。马连良最爱吃前门外教门馆两益轩饭庄的烹虾段。每逢渤海对虾上市，他必请好友同往。叫这道菜时，必吩咐要"分盘分炒"。即炒三五对虾，用八寸盘盛上。吃完一盘，再炒一盘。有时连吃三四盘。抗战胜利后，马连良一度还将西来顺的头灶，延为特约厨师，饭庄熄火，厨师便来到马家做宵夜。那时梨园的各路俊杰，无不以一尝马家的鸡肉水饺、炸素羊尾等菜肴为天大的口福。
马连良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演出，常去北京有名的爆肚冯清真馆吃饭。不用马连良开口，冯老板必上一盘羊肚仁。他的这盘羊肚仁与众不同。何谓肚仁？用医学名词来说，即为羊的储胃冠状沟，是一条"棱"。一条百十来斤的大羊，这条"棱"不超过四两。把"棱"分成三段，最后一段叫"大梁"。一段"大梁"有多大？也就大拇指大小。把这块拇指大小的东西，再剥皮去膜，剩下的也就几钱肉了。马连良吃的就是这几钱。难怪冯老板无限感叹地说："马先生的吃就和他唱的戏一样，前者精致到挑剔，后者挑剔到精致。"马连良吃爆（羊）肉，专门叫伙计到"春华斋"买大鸭梨。洗净，切粗丝，备用。爆肉好了，临出锅时放入。在马连良指导下做出的这道"爆肉梨丝"，后来成为"爆肚冯"的名菜……
马连良喜欢泡澡。只要晚上有戏，他下午一定去澡堂。先是在前门外的"一品香"，后改去西珠市口的"清华池"。再后来，他常去的是八面槽的"清华园"。泡完澡，还要请专门师傅修脚。这是因为唱戏常年穿靴子，有鸡眼的缘故。每次去浴池，马连良都要带些香烟和茶叶，送给师傅和工人。有时在泡澡泡舒服了以后，他就溜达着到金鱼胡同的餐厅喝一盘鲍鱼汤。
然而十六七年过去，他的日子每况愈下——
1966年12月13日中午，剧团食堂开饭了，大家排队。马连良问站在他前面的张君秋："今儿吃什么呀？"
张君秋答："吃面条，挺好的，您来三两吧。"
马连良说："今儿家里会给我送来点儿虾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饭。"但此时只能吃面条，他买了一碗。之后，便摔倒在地。拐棍，面条，饭碗都扔了出去。据说马连良致命的一摔和演戏一样，极像《清风亭》里的张元秀：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着面条的碗，一个跟斗跌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黄叶，飘飘然、悠悠然坠落。人送到了阜外医院，他的一个女儿在那里当护士。
1966年12月16日，马连良遽然长逝。
一代艺术大师的跌宕命运固然令人扼腕嗟叹，然而我们以空前规模刊登此文，另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众所周知，章诒和在大陆出版的《往事并不如烟》是一个删节本，而且有两位最重要的人物没有收入，一位是她的父亲章伯钧，另一位是罗隆基。这两位是1957年"五大右派"之一之二，在所有"右派"都一并平反之后，为证明"反右"如邓小平所说的，只是犯了"扩大化"错误，而不是根本性错误，保留了五位著名"右派"不予平反。而凡是看过章怡和女士详细记述的人，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越是"大右派"，就越是爱国者，就越是堪称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菁英。而此文第一节，生动地描写了章伯钧先生和马连良大师的交往，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右派"登上大雅之堂。这，也可以算是一种民间的平反吧。
10月20日和10月27日，《冰点》连续用两个整版刊登了《巍巍黄万里》。黄万里先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水利学专家，伟大的爱国者，1957年被打成右派。完全因为他的远见卓识和敢于直言的品格，三门峡工程才起死回生，后来他又以同样的科学精神和胆略，6次上书中央主要领导，毫不犹豫地坚决反对三峡工程，称"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目前，三峡工程已经问题丛生，很可能黄万里先生的预言又不幸要言中。对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冰点》不能再犹抱琵琶半遮面，要堂而皇之地在主流大报上为他立传，要让人们永远记住他。
《冰点·人物》版创刊伊始，就确立了这是一个"公民人物"版。自由知识分子王怡（《网上呼吸》）、创建中国舆论监督网的李新德（《他们最害怕光》）、送法下乡为农民打官司的北京学者李柏光（《通往公民之路》）等等都陆续刊出。《冰点·人特》版还开辟了"钩沉"专栏，专门回顾近代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傲人风骨，受到读者极大欢迎。而《冰点·文化》版上，由丁东和谢泳两位著名学者以对话体方式开的专栏一期未断，延续至今。两位学者旁征博引、探精取微，直面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种种现实问题，娓娓道来，绵里藏针。在读者中很有口碑。
即便在记者徐百柯《小平百年》这样的纪念性报道中，《冰点》也一反媒体齐声大唱颂歌的传统，指出：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把中国从"猴年马月"的空想拉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这套实用哲学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然而摆脱了"猴年马月"的中国社会，似乎又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此时此刻"的泛功利化甚至泛庸俗化困境。对此回应，不会等到"猴年马月"吧。
……
在这一章里，我只能简要叙述一下冰点扩版后半年内的重要报道。这些极有份量的报道，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青年报的生态。每月一次的读者调查报告，《冰点》周刊的四个版齐刷刷地、像孪生兄弟一样居报纸各版之首，阅读率持续保持在70%以上。
同样，这种改变也引起了当局的严重关注。11月底，本报一位副总编辑悄悄告诉我，《冰点》问题已被"提交到政治局讨论"。我无法判断这个消息的确切程度，但从他嘴里说出来，大概不会是空穴来风。
没想到，没过几天，中国青年报就发生了更换总编辑的"地震"。

第四章《冰点》十周年祭

2004年12月9日，发生了《中国青年报》领导层的人事"地震"。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李学谦被突然调离，同时宣布，总编辑职务由原人民日报下属《市场报》总编辑李而亮接任。整个"换将"过程诡秘异常，外界已传言甚多，然而李学谦本人事前却毫不知情。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对调换李学谦的说法是：对内拢不住人，对外管不住报纸——这话部分验证了《冰点》曾被提交高层讨论的说法。
事后，我们得知，中青报"换将"来源于高层决定，中宣部指示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家负责推荐继任人选，这两家机构是标准的"党和政府的喉舌"，从这里选人用意十分明显。新华社一个被征求意见的分社长断然拒绝，原因是，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中国青年报实习，报社很多资深编辑记者都是他的老师，他绝不愿意来当老师的"领导"。而人民日报推荐的人没有拒绝——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毕竟是中国大陆新闻从业者一项不可多得的重要履历和荣誉，这家报纸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是《市场报》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
新总编辑很快到任。2月13日上任当天，他走进《冰点》办公室，自我介绍说是"李而亮"，人看起来笑容可掬，平易近人。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来这里，给了你多少时间考虑。他回答说：只有三天。这样匆忙的人事决定，显然是一种高层压力下的仓促之举。
谁也不知道，一个彻底习惯当官方喉舌的总编辑（李而亮还担任过多年西藏日报的总编辑），会怎样改造颇具民间色彩的中国青年报。
2月14日上午，在与编辑部全体部门主任见面的会议上，李而亮的表态让人多少有些放心。他说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压力。希望大家不嫌弃，不客气，不外气，希望大家多支持，多帮助，多包容"，他声称要"尽快融入这家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报纸"，并且还介绍了自己怎样当好一个总编辑的诀窍："要善于写检查，这是当总编辑必备的软件。总编辑首先要承担责任。善于写检查不等于喜欢写检查，最大的愿望是少写、不写。"这话说得很对我们的味口，听起来也很内行。中午在餐厅吃饭时，他正好坐在我们旁边，我们对他说，"讲得不错"。我们确实希望他能尽快进入中国青年报的角色。
但是，一个被人民日报模式固化了的总编辑，注定第一天就要与中国青年报的办报文化发生严重冲突。
12月14日下午，将于明天出版的《冰点》清样送分管副总编辑周志春审阅，他很快签字付印。没想到又过了一会儿，志春下来说，李而亮也看了《冰点》大样，给他一个电话，"撤掉冰点人物版关于朱镕基的点评"，还说"国家领导人的照片怎么能用这么小！"说完就挂了电话。周志春无奈地对我们说，"这就是人民日报作派，不商量就下令。"
《冰点·人物》版上，每期有一个"点评"专栏，将这周编辑看来最有意思的新闻人物做个评点，每期选四个人物，每个人物由记者写三百字，再配上一副小小的人物寸照。这种生动活泼又极精短的文字，大受读者欢迎，不少读者说拿到《冰点》，先看"点评"。这期人物点评，用前总理朱镕基做了头条，赞赏他的平民心态，退休后"拉胡琴的水平比过去提高了许多倍"。
这有什么不行？我们大怒。先不说朱现在不是什么国家领导人，只是一介平民，即便是，为什么不能和其他新闻人物一样用寸照？何况"毙你没商量"这种作派——在人民日报可以，在这里不行！我们要上楼去和李而亮理论。
志春说，"算了，还是我去说吧，他刚来，需要有个适应过程。在人民日报，领导人肯定是不能用小照片的。"
交涉的结果是，点评文字保留，照片去掉，算是双方各自妥协一步吧。
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在本报，分管副总编辑审阅、付印的版面清样，总编辑不会再看，除非副总编辑感到没把握提交给他。这次事件表明，李而亮实际上在亲自看《冰点》清样。这样，分管副总编辑岂非成了摆设？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12月22日的《冰点》，又来事儿了。组版前，周志春传达李而亮指令，取消丁东、谢泳的"十日谈"专栏，理由是"他们是公共知识分子，不能给他们提供舆论阵地"。这叫什么理由？！我们怒斥：文章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商量，也可以请作者修改，怎么可以不由分说给你贴上一个政治标签就封杀？！这绝对不行。志春再次上去商量后回来说，李而亮说这是赵勇的指令。
我们考虑了一下，从报社大局出发，提出了妥协方案：保留专栏，改变栏目名称，两位作者改用笔名。这个方案，李而亮勉强同意了，"暂时可以这样"——这意味着早晚还要封杀。从这天起，栏目"十日谈"变成了"双城记"；丁东、谢泳成了"梁子民、毕文昌"。
来者不善呀！
12月29日，是个比较特殊的日子，一是《冰点》这一年的最后一期；二是《冰点》创刊十周年的最后一期。我们早就在筹划、编辑这一期的稿件。
早在11月中旬，我们就得到了一本8万多字的小书，是自费印制的。这是民营企业家、南洋集团董事长任靖玺巨额投资民营教育10年后，忍痛退出这个原本大有希望的行业之后写出的一本力作。文章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对中国教育体制的腐败，做了入木三分的剖析，这是很多所谓教育专家根本写不出来的。我曾担任中国青年报学校教育部主任，创办《冰点》后，也长期关注中国教育，这方面有分量的文章基本都要浏览，按说属于"见多识广"，可这篇文章还是深深震动了我。一俟读完，我当即决定公开发表。作者长期在国外，几经联系，终于获得作者授权。
《冰点》最多只能用两个版发表这篇文章，这需要将8万字精心删节到两万字，核心事实和观点不能伤筋动骨，难度太大了，几乎用了两个星期才编辑完成。何况，这是一篇整体声讨中国教育体制的檄文，更高层的官员会如何反应另说，教育部部长肯定会跳起8丈高。这必须加倍谨慎。我没有按《冰点》惯例上版出清样之后再送分管总编辑审阅，而是上版前即发给周志春阅看。志春同意见报后，又按照他的意见做了进一步的技术处理。
12月28日下午，鉴于一切准备和讨论都已事先完成，一应出版程序顺利完成。我们舒了一口气：在明天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能给读者提供这样的重头文章，堪称完美。
12月29日一早，我就在家里接到报社同事电话，告任靖玺文章没有登出来。我赶到报社，拿起报纸一看就傻了：不仅这篇文章没了，甚至连"冰点周刊"的刊头都没了！原本刊登这篇文章的两个整版，一版换了新华社的图片，另一版干脆堆了乱七八糟的广告……
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儿？！一番紧急调查后才得知，按出版流程，昨晚8点《冰点》周刊已经出片，随即传往全国各省市代印点，不到10点，北京地区四万多份报纸已经印刷完毕。10点多，李而亮来报社，看了《冰点》大样后说要做重大删改，结果他自己弄了两个小时也没弄妥，这时已经来不及，10个省市已经开机印刷。他只好下令撤稿换版，另外胡乱堆了两版滥竽充数。
我的天哪，印好的几万份报纸、全国20几个代印点的成套彩片都废了，这得多少钱啊，李而亮以为这是他的家产吗？这都是大家的血汗钱哪！我在报社20多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何况这是一家全国性大报的著名周刊，能这样随心所欲，连起码的脸面都不要了吗？
我简直气得两眼发黑，他竟然事前连个招呼都没有！
一会儿，周志春给我来电话，让我上楼去李而亮办公室一块儿谈谈。我正在气头上，怒答："不去！"
这事儿不能就这样了了。我立刻开始在电脑上敲我的文字抗诉——一定要留下这个历史记录！
又过了一会儿，周志春陪着李而亮来到我办公室，李开始解释昨晚的决定。我仍气得不想正眼看他，他说他的，我只管盯着电脑屏幕敲抗诉……
公平地说，李而亮的态度还算诚恳，反复讲了他的理由。这个理由如果在人民日报，或许无可非议，然而在中国青年报不行，"毙版"也是需要正当程序的！
李而亮在解释中，也透露了一些重要的信息。他说团中央对《冰点》盯得很紧，星期二赵勇电话就过来了，说"明天是《冰点》，盯紧点！""我都还没记住《冰点》是星期几。"他说。他还说，别说整体批教育部了，前两天一个版上批评了湖北一个地方的什么事儿，赵勇就给他来电话，指责说周强同志家乡的事儿怎么能批评！
等他说完了，我告诉他会有一份文字意见。李而亮表示愿意继续交流。
等他们走后，在场记录的涌涛笑说，"你的脸色铁青，键盘敲得山响。"我也忍不住笑，"照我的脾气，要不使劲压住，一张嘴就会吼起来了！"后来志春告诉我们，上班后他动员李而亮主动下楼找我沟通，而亮担心地问："会不会被围起来呀？"
中午12点37分，我的抗诉书发在公共留言簿上，题目是《冰点十周年祭》。
今天，是《冰点》创刊整整10周年的最后一期，无论别人怎么看，对我们《冰点》的全体同仁、对我这个10年来守护《冰点》没有休过一天假的人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纪念日。
拿到报纸，我目瞪口呆：《冰点》哪儿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版新华社的图片和一版胡拼乱凑的广告！这是为什么？！——10年来，还没有发生过一起这样的事。今天，发生了——在这个我们珍重的纪念日。
早在半个月前，我们就在想这期出什么，怎么出。经过多次讨论，我们决定采用著名企业家任靖玺投巨资进入教育领域，经过长达10年的含辛茹苦，终于被迫退出这个领域后写来的一篇长文。他痛定思痛，全面反思了其中的原因，问题剖析刀刀见血，可以说，这是一篇罕见的声讨中国腐朽教育体制的檄文。他比诸多口若悬河的教育家们更清醒地看到了这套体制之所以难以改变反而变本加厉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观念，而在于利益，在于各级教育官僚依托这套体制坐地分肥的巨大利益。
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命运，这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对现实负责！
我们不是初出茅庐的新手，深知这篇檄文会触动某些官僚的神经，如果他们满意的话，一句批评没有最好，莺歌燕舞最好，但是他们满意，中国人民就要继续遭殃。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既要尽量说出真话，又不至于出现颠覆性后果。
文章原文长达8万字，不乏激愤之辞，要删到两万字以内，编辑难度可想而知，我这样的熟练工，第一次动手时用了整整半天时间，也只删下去6000千多字。文章终于编辑成型后，鉴于事关重大，我们少有地事先通报分管副总编辑，事先将编辑后的稿件发给志春审阅。之后，又按照志春的要求，删去一切"刺激性"字眼；大样出来后，志春又细细抹了一遍（之前，志春还让这些年跑教育的谢湘专门通读了全文）。看大样时，志春也向而亮做了通报。
应该说，这篇稿件的编辑，完全是按职业要求去做的，文章中援引的数字，我们要求作者全部做了索引，注明了出处（我们留存备考）。
判断一篇文章是否可以发表，首先是价值的认定。这篇文章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举凡看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明白其分量。作者是企业家，几乎本能地会从利益的角度去考察制度，而这正是所有问题的总根子；作者又在其中奋斗了12年，切肤之痛非那些坐而论道的学者能比。对文章的价值，没有人提出异议。
凡有重大价值的东西都伴有重大的风险，在这一点的认识上，我们与总编辑并无不同。事实上，版面主编作为第一道把关人，在稿件提交给总把关人审阅时，已经做了最基本的编辑，这个编辑底线，就是既不能出现报社不可抗拒的颠覆性后果，也不能出现被总编辑"枪毙"再倒版的无效劳动。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有何资格担任主编？
事实上，在《冰点》创刊以来10年的历程里，我从未有一次事先向总编辑汇报过选题，也从未有一次稿件上版前先交总编辑审阅，结果又如何呢？可以说，没有出现过一次不可抗拒的风险，先后获得中宣部和中国记协的"名栏目"奖。说《冰点》是"从上到下都肯定"的专版，虽然有些滑稽和不合逻辑，但也并非没有根据。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说明我们在风险的把握度上，与总编辑是有共同标准的，可能略过一点（因经验系统和价值倾向的差异，总编辑倾向于更收敛一些，我们会倾向于更开放一些），但这点差异，完全可以在大样上达成妥协和平衡。多年的出报历程也证明如此。
具体到任靖玺的这篇文章，我们判断，肯定会引起教育部的不满，但多年的经验证明，他们会闹一下，但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一个投身、投巨资于教育12年的民营企业家，连说这点话的权利都没有吗？他不能对教育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吗？文章的风险之所以没有到"颠覆性"的程度，是因为他没有批评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因此首先不会有诉讼风险。文章不是记者的报道，因而不代表本报的意见，文责自负，个人表述上有些情绪可以容忍（编辑后的稿件，以我的标准，情绪已经弱化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这毕竟不是一篇本报社论）。
为了更加稳妥，我特意写了"编者按"，声明了发表这篇文章不是因为我们同意作者的观点，还声明了"受教育者、教育管理者和教育投资者都有权发表看法"。我对志春说，如果教育部有回应文章，《冰点》将立即刊登。
（写到这里，我必须声明，刚刚，而亮和志春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解释了昨天夜里"毙版"的理由和考虑。而亮的态度很诚恳，理由从他的角度出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解并不等于赞同。当而亮征求我的意见时，鉴于我当时不可能冷静地加以表述，我向而亮说我正在写我的意见，我宁愿用文本的方式表达。而亮同意，并表示要进一步加强沟通。现在写下的文字，完全是出于讨论的目的。）
而亮向我说的理由之一，是我们的报道应针对具体的个案，不宜对某个全局作评判。在日常运作中，我完全赞同这个方针，《冰点》多年的运作，发表过许多更厉害的报道而不出大事，正是严格遵循这个方针的结果。
然而教育是个例外。教育，早已不是一时一地的问题，早已不是某个学校、某个老师、某个学生的问题。我任学校教育部主任期间，系统地研究过教育问题，认真读过几十本专著，和许多教育研究者有过多次深入的交流，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获得总编辑会议赞同的本报教育报道方针，这个方针，我在1987年的全国记者会上做过长篇演讲。那时，就确定了本报教育报道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全面清理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的问题。时至今日，当年所看到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任何一点改进，反而变本加厉。我在办《冰点》期间，继续关注教育，发表过许多引起重大社会反响的报道，我本人也为教育版写过多篇言论，不遗余力地鼓吹现代的、先进的教育观念。在持续关注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在媒体的一致声讨之下，局面就是得不到任何改观呢？这个在摧残孩子、摧残中华民族心性的邪路上狂跑的教育体制，怎么就这么难以撼动呢？我得不出结论。
看了这篇文章，我才如梦方醒——原来是利益，是每年几百亿的利益在固化这套体制，不要说别的，那些重点中学的校长，为什么能坐大奔？钱是哪里来的？全是依仗这套专权、腐朽的体制搜刮来的民脂民膏！
不从根上摸清这套体制恶性自我繁衍的路径，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即使会遭遇一些风险，但和我们对民族的责任相比，孰重孰轻？！正是出于这种责任感，分管副总编辑才批准发表这篇力作，他准备承担相应的责任。可以说，这正是中国青年报文化的集中体现。
关于这篇文章价值和风险的职业判断，我不再多说了，文章原文和编辑后的稿件，将作为这篇文字的附件，共大家研判。
下面是程序和善后问题。
一家报纸的总编辑，有完全的权力撤稿和毙版。这一点，我们毫无异议。而亮这次毙版，也在权力范围之中，无可非议。
然而，怎么毙，却是大有讲究的。出发点应该是，在规避政治风险的同时，将报纸声誉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众所周知，《冰点》是本报著名的品牌栏目，在本报若干年来每月一次的读者调查中，《冰点》基本上均名列榜首。去年，为评选"全国名栏目"，中国记协在全国7个省市做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读者调查，结果，《冰点》在全国报纸中名列第一（"焦点访谈"列电视媒体第一）。今年6月起，《冰点》扩为4个版的周刊，在已经出来的几个月的本报读者调查中，《冰点》周刊4个版同样位于阅读率榜首。《冰点》周刊是本报的核心竞争力版面，估计不会有什么异议。
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周刊，如果毙版，将会产生比一般版面更大的负面效应，应该慎之又慎。原则上，总编辑应当立即通知周刊主编，询问是否有备用的稿件，或者有什么补救方案和建议。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去年一篇冰点大样交总编辑审阅后，已经将近7点，因总编辑要求补充某些调查材料，决定缓发。他问我怎么办。我无条件服从这个决定，尽管手头没有备稿，但还是紧急编辑一部书稿，到8点钟，新版大样已经出来。在紧急状态下，以我的业务训练，完全可以做到眼到手到，看完稿件，基本已经编完。
在昨天晚上，如果在第一时间通知我换版，我将会在40分钟内完成新版的编辑工作，尽管文字会稍粗一点（我甚至不用赶到报社，在家里就可以完成传回），我们的版面编辑可以在15分钟内赶回报社，处理版面问题。这样，即便在12点作出决定，我们也可保证在两点以前全部完成新版。
然而，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仿佛这样的大事与我这个主编毫无关系。拼凑出来的版面，连《冰点周刊》的刊头都没有了！这是对读者负责吗？这是对报纸声誉负责的做法吗？难道没有想到这极可能构成不必要的事件吗？事实上，上午我们就接到了许多读者的电话，同济大学一位教授质问为什么"取消"了冰点周刊？！几乎不可避免，这会引起境外媒体的一次喧哗。也必定会引来众多读者的问询。而这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再退一步说，就像目前这样的处理，为何不能保留《冰点周刊》的刊头？另外标出"海啸图片专题报道"？两个版的图片还难找吗？这样做，保持了《冰点》的刊名，读者至多只会认为有些"过分关注"海难罢了，不会引起其他负面效应。
这样一点起码的技术补救都不做，是不懂吗？今天的版面，是我本人职业生涯的莫大耻辱，也是本报莫大的耻辱，在本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正是这种难以理解的处理，让我难以接受，说句老实话，而亮在上午向我作说明时，我的心脏还在气得发抖，不愿说话。冒犯之处，望而亮谅解。
不多说了，憋着难受，好在有话就说，正是本报的传统。
《冰点》10周年纪念日，此生难忘……
李大同
这是《冰点》与李而亮到任伊始发生的第一场"文化冲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报纸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不可能调和的——不仅发生在对报道的评判上，也将发生在整个报纸管理体制上。
不过，我相信李而亮一定对这次冲突印象深刻。他的总编辑经验中，没有过这项储备，无论在人民日报，还是在西藏日报——中国青年报"悠久的文化传统"，对他来说，将不再是一句仅仅用来客套的空话。

第五章编辑记者考核办法引发地震

这次事件过后，鉴于《冰点》和李而亮都有所妥协，总算保持了一段正常的工作关系。《冰点》多篇影响巨大的报道，他也予以放行了，然而两种完全不同的办报理念，两种完全不同的报纸文化和报社管理体制，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最后摊牌。
2005年春节过后，即听到报社编委会在酝酿起草新的版面格局。毫无疑问，这是团中央书记处在更换了报社的领导班子之后，试图进一步整体"驯服"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计划。
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各种流言蜚语充斥在报社内部，条条听起来都对《冰点》不利。因为没有准确消息，我们一时也只能静观事变。后来听到，原来由副总编辑陈小川主持的改版方案团中央没有通过，改由总编辑李而亮亲自主持，而在陈小川方案里，《冰点》保持了原有格局。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四月上旬，报社编委会一位成员终于向我透露了一个确切的信息：李而亮主导的这次改版，将撤消卢跃刚任责任编辑的《冰点·文化》版，同时还要将《冰点·探索》与其他版合并。我当即表示愤怒，说我们绝对不会同意这样干。这位编委不以为然地笑笑，说大概已成定局了吧，你还能怎么样……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举动。比起"署名权事件"来，它是更为实质性的。这次是要彻底封杀卢跃刚，取消他的编辑权，同时肢解了《冰点》。如果《冰点》只剩下两个版，不仅在格局上不伦不类，而且经过将近一年严格训练、已经崭露头角的《冰点》年轻记者团队，也将无法保持下去。这种肢解手段堪称处心积虑。作为《冰点》主编，我如果等到事情真的成为定局后再做出反应，就太晚了，只能提前就表示坚决反对。
4月15日，我上楼去找李而亮，这是他到任之后我第一次进他的办公室。
坐下后，我开宗明义地问他：听说这次改版方案要砍掉《冰点》的两个版，有这么回事吗？
李而亮回答说：不是砍，而是按照团中央的要求和本报读者的需求，另增加《文化周刊》和《科技周刊》，这样在版面设置上就重复了，于是想用这种办法调整。
不行。我说，这样做的结果是，《冰点》将不再成为一个周刊。而且这样做，很明显还是要收拾卢跃刚。将《冰点·探索》也划出去，不过是殉葬罢了。
我接着建议，如果真要加强文化和科学报道，只要加厚冰点就能做到了，我们自信，本报没有比我们更胜任的编辑，到时拿读者阅读率说事。李而亮面露难色。
我知道这是给他出了难题，他的任务是削弱《冰点》，哪儿能让你再壮大呀。于是提出另外的方案：为避免版面重复，可将《冰点·文化》改名为《冰点·观察》。我告诫他说，版面调整是需要有充分的正当理由的，目前《冰点·文化》和《冰点·探索》阅读率都在70%以上，同为本报阅读率最高的版面之一，不提供正当理由就加以裁并，我们决不会答应，定会好好公开理论一番。
这个表态看来让李而亮印象深刻。也许，不久前我的公开抗诉他仍记忆犹新。他考虑了一会儿，说："好。我去团中央争取。"随即又拿出一份已经打印好的版面方案给我看。在这份方案上，《冰点》周刊已经被砍成两个版，而新增的"文化"和"科技"周刊却分别有四个版。我说，青年需要文化生活信息，给四个版说得过去；而科技周刊给四个版，以本报现有的编辑能力和读者的阅读兴趣，根本就是非理性选择，每周有两个版足矣。
李而亮显然同意这个判断，说，之所以搞四个版，是因为有一次周强说他经常看《数字青年》——这是本报关于数码产品信息的一个版。顶头上司的一句话，竟成了设置四个版的《科技周刊》的惟一依据，真是荒唐得可以。
看来李而亮的态度不像是在糊弄我，否则也不会拿出那份仍然高度保密的版面方案来征求我的意见。但《冰点》版面格局是否能保得住，还是没有把握。
仅仅口头说"去团中央争取"是不能相信的，团中央一句话就可以打回，我不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掉以轻心。4月17日，我给报社党组书记、社长王宏猷和李而亮通过内部网私人留言簿发出信件：
宏猷、而亮：
我从某种渠道得知本报的改版方案在团中央那里没有通过，并且将有进一步的动作。几乎可以肯定，这与冰点有关。还可以肯定的是，团中央必欲肢解冰点而后快。
此前，而亮曾在多种场合向我转达过团中央对冰点的不满，改版时裁撤冰点也是团中央的明确指令。对这种没有起码理性的指令将会导致的后果，我当时就向负责改版工作设计的副总编辑陈小川做了陈述。据了解，小川向而亮转达了我的意见，但没有详细讲。即便如此，在首次公布的改版方案里，冰点保持了原有状态。我们都很高兴，认为在报社的根本利益上，报社领导与我们是有共同立场的。没有想到，现在又节外生枝。而且，看来团中央是想蛮干了。
因此，作为冰点的主编，我有责任向你们详细说明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其中来由，你们二位都不甚了解。
你们当然都知道去年跃刚给团中央赵勇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后来传播的范围之广你们应该是了解的（尽管这种传播与跃刚毫无关系），可以说，在党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就连中宣部的一些局级负责人，都向报社同事讨要这封信。据本报一位老同志告诉我，中宣部阅评组负责人刘祖禹，也给她来电话详细了解此信出笼的背景，并且还说，这封信的水平比焦国标的那个帖子"水平高得多"。事实上，还有不少省部级官员传话过来，表示高度赞赏。中央××部一位常务副部长的评价是"条条都在理"。在我母亲的离休老同志支部里，公开为大家复印这封信。可见党内人心所向。
在团中央让当时的报社党组书记李学谦回来传达了对这封信的四点意见后，跃刚就这"四点意见"又写有一封近两万字的批驳——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周强和赵勇二人的。这封信的力度，可以说比第一封信尚有过之。为报社整体利益着想，这封信没有公开，跃刚严格按组织程序，交报社党组转交，信件备份学谦、老徐、志春、老樊、小川等社领导每人各有一份。
在这封信里，跃刚与周强、赵勇有个约定，如把公开信视为正常的不同意见的表达，他本人仍将恪守不传播信件内容、不接受任何境外媒体采访的约定（事实上，他严格遵守了这个约定）；而如果团中央因此择机打击报复的话，这个约定将立即失效，第二封信将立即公开。鉴于周强、赵勇明知这个约定，现在他们的做法毫无疑问会被跃刚认为是率先破坏约定，也会被所有人认为是团中央开始打击报复，第二封信将在冰点被肢解后第一时间公布是没有疑问的。这封信将造成不亚于第一封信的强烈震荡也是可以预知的。也许，可以理解为这是团中央准备接受这样的后果。
作为冰点的主编，我本人决不接受没有正当理由和程序的肢解。在报社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次团中央不顾报社意见、不管读者需求，强行干涉报纸版面设置的先例，这是一次恶劣的先例，直接而公然违反"三个代表"和"保先"活动的主旨。如果成为既成事实，我本人将向党中央驻团中央"保先"督导组提出长篇书面控告，并且视事态发展直接向中纪委控告团中央滥用职权。
从报社的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我们不愿意把事情搞大。跃刚本人历来是首先从报社大局出发的，譬如公开信后，他曾向学谦主动提出可以不署"本版编辑"的名字。稍有政治智慧，就知道"商量"是最好的做法。鉴于你们二位不够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认为在报社党组作出最后决定之前，有义务向你们作出这个说明。
大同
2005.4.17
这封信立即产生了作用。第二天下午，王宏猷就找我谈话。他首先感谢我的留言提醒（他原为报社副社长，和编辑部很少打交道，确实不知道跃刚有第二封信的事；李而亮更不可能知道），继而矢口否认有任何肢解《冰点》的计划，还反复声称《冰点》是本报最受读者欢迎、最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周刊，报社会大力维护《冰点》的现有格局，等等。
他的说法和李而亮的说法明显不符，何况我已亲眼见到新的版面方案。不过，我相信这是新的决定，甚至也可能已经向团中央汇报过。从王宏猷的这个承诺看，可以说《冰点》的原有格局保住了。
6月15日，报社突然宣布新的机构设定，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这次调整设置了几个中心，《冰点》被纳入到周刊中心，一举改变了《冰点》自创刊伊始就直接对总编辑负责的"单列部"格局。依照这个管理程序，如果有什么事想要和总编辑商量，中间还隔着三个台阶：周刊中心副主任、周刊中心主任和分管副总编辑。这是一种人为的矮化，故意设置交流障碍。分管《冰点》的副总编辑，由陈小川换成了潘平。小川是老报人，彼此了解，可以敞开讨论问题，而潘平没有新闻经历，刚调来一年，业务上从未打过交道，他分管后会怎么样，难以预料。
在这次机构调整中，还彻底颠覆了中国青年报自1993年就已经奠定的制度化变革，即所有部门主任或版面主编都要经过竞聘过程，竞聘成功者才有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招募合作者的权利。这种变革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青年报也曾有过的类似行政机关的"官本位"体制。而这次机构调整中，新任命的中心或部门主任，均未经过竞聘便直接任命。这等于重新在报社内确立了惟领导有权决定你是否升迁的"官本位"体制，其目的就是要让报社业务骨干眼睛向上，对总编辑惟命是从。
在这次调整中，调走了《冰点》两位主力记者，我们顿感人手不敷使用。6月24日，我给李而亮发留言，说明《冰点》人力已经很紧张，需要马上补充记者缺额。
李而亮回复说，"此事请先与潘平、谢湘商量。从8月起，将会实行新的绩效考核办法，新办法总的原则是鼓励部门、版面尽量少用人。人用得越少，部门平均拿得就会越多。所以，我建议你们到时根据考核办法再考虑增人问题。"
呵呵，看来我已经有"越级"反映意见之嫌了。他的意思很明确，不准备再补上《冰点》记者的缺位。
在他的回复中，要重新设定编辑记者考核办法的传闻得到了验证。此前在听到这个传闻后，我即就《冰点》周刊稿酬包干制的来龙去脉和必要性，给他和其他报社主要领导写过长篇备忘录——包干制的主要内容是，因《冰点》稿件一律要求为特写，采访时间长，写作难度大，《冰点》记者不可能像其他部门记者一样，在单位时间里生产出相同数量的稿件，因此报社党组和编委会会议决定，给《冰点》记者单篇稿件较高的稿酬，与其他部门记者月收入大体持平。这是一个保障品牌周刊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否则，年轻记者因生活压力大，如收入过低，会使《冰点》年轻记者团队很快瓦解。从李而亮的回复中看，他准备改变这个制度。——这是对《冰点》致命的威胁。
7月11日，报社内部网又发布了编委会制定的《中国青年报社关于加强社会自由撰稿人来稿的管理规定》，参加了这个决定讨论的一个编委会成员告诉我，在会上，李而亮拿出来当例子狠批的就是《冰点》的几个专栏作者；细看条文，几乎也完全是针对《冰点》的专栏作者而来——
刊发社会自由撰稿人稿件必须遵循如下原则：
1、实行作者实名制。本报及各下属子报在刊发社会自由撰稿人来稿时应署作者的真名实姓。个别稿件因特殊理由需使用笔名或化名，要经值班或分管领导核批，其作者要提供真名实姓、固定地址和身份证号码，供备案核实。
2、对经常性来稿的社会自由撰稿人的稿件采用，要掌握一定节奏。原则上不给社会自由撰稿人设专栏。确需设专栏的，要经编委会批准。
3、……凡涉及重大事项和敏感问题的言论，不得直接采用社会自由撰稿人来稿。
4、不得刊发涉及重要时政问题的社会自由撰稿人来稿……
5、不得刊发非主流新闻网站提供的稿件、图片，不得刊发境外、个人网站、网页发布的新闻信息，不得随意转载网上贴文。
6、对拟采用的社会自由撰稿人的稿件，要按照已颁布的采编出版流程运作。重点稿件要进行会审。
《规定》甚至还要求："各编辑室、各子报对常联系的社会自由撰稿人要建立档案，详细了解对方的情况，并实行动态性管理，随时掌握其在其它方面的表现。"——简直太荒谬了，难道编辑部是派出所吗！
李而亮明明知道，丁东、谢泳的专栏是双方妥协、共同认可才采用笔名发表的，现在又不允许使用笔名，明摆着是不肯再容忍了。原因不过是这个专栏（最初定名为"十日谈"，后更名为"双城记"），受到过中宣部阅评罢了。
我们几个编辑商量了一下究竟应该怎样应对。我的意见是：不理他！《冰点》没有什么自由撰稿人，只有声誉卓著的特邀作者。
报社却没有任由我们"不理"。8月4、5日，分管副主编辑潘平两次找我，传达李而亮的指令：《冰点》专栏必须立即换人。我向潘平详细阐述了无法做到的原因，他也理解，但表示他无权做任何决定，只能再去向李而亮汇报。汇报的结果是：不换人，就撤专栏！下周就执行。
我又问潘平，《冰点》周刊的稿酬包干制在即将颁布的、新的考核条例中有没有保留。潘平说：没有。
几管齐下！——任何人处在我的位置上，都会感到一场对《冰点》的绞杀在一步步实施，并且都是以"制度"的面孔出现，让你没有回手的余地。我明白，彻底摊牌的一刻来临了。
8月5日晚上，我在家里给李而亮写了一封直言不讳的长信，明白告诉他，我们可以容忍、妥协的底线已经到了。
而亮：
昨天和今天，潘平两次找我传达你的指令，要求冰点要么取消专栏要么换人写专栏，甚至下周就要兑现。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请潘平说明一下理由，他说也没什么理由，可能是"有人不喜欢"。我想，在一家报社的同仁之间，没有必要云山雾罩，有什么话，完全可以当面说清楚——中国青年报素来提倡报社领导和编辑记者坦诚交换意见，这个传统莫非已经不合时宜了吗？
我本打算与你当面谈，但考虑到你下午可能有会，有时面谈双方可能都会有些障碍，反倒容易造成新的误解，不如给你发个留言，说得冷静、清楚一点。
坦率地讲，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感觉是，你在一步步地"收拾"冰点。这话也许说得有些重，但确实有事实依据：
第一步：事前不做任何通气和商量，突然宣布调走冰点两个记者（尽管我表达异议后，你表示了某种歉意）。冰点到底需要多少记者，谁清楚？当然是主编清楚（哪个主编愿意手下有没活儿干的闲人？）。光是保证一个冰点特稿版，多年来就配备了5个记者，又新增三个版，完全独立生产每期主打和各专栏，一个版配两个记者还多吗？实话说，我们没有哪个记者有双休日，周三部门会议上定下下周选题后，全都要在三四天里紧急采访和写作，剩下一天给编辑的时间。经常一半左右的记者，还要全国到处跑。猛然间不商量就去掉两个主力男记者，导致冰点至今掰不开人手，不得不开始组稿来补充稿件缺额，严重影响了报道特质。
当我向你提出补充记者时，你又说新的考核制度是鼓励少用人。我很遗憾我们的出发点竟是如此不同。在我看来，保证品牌版面的质量与在读者中的持续影响力是第一位的，考核办法必须保障这一点而不是相反。
第二步：将冰点边缘化、矮化为周刊中心下属的一个部门——这是冰点自创刊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冰点自创刊那天起，就直接对常务副总编辑和总编辑负责，中间再没有任何环节。之所以做这种安排，是因为我在此之前，曾同时担任两个部门的主任，是报社公认的业务水准最值得信赖的业务骨干，领导层对我有充分的信任，如果在我和总编辑之间再设置一个官僚环节，是不可思议的多此一举。事实上，没有给我任何规定性，每周交给我两个版，"你想登什么就登什么吧！"冰点就这么开始了。在这10年多里，除我本人认为有必要外，总编辑没有一次事前审稿，事前过问报道题材，没有一次毙版，同样，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不可承受的重大风险。1998年底改版，冰点除特稿版外，每周新增3个版，也没有任何一个总编辑告诉我应当登什么，而是充分放手让我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正是基于这种信任，才诞生了"冰点时评"这个开报业时评风气之先的栏目（第二年即获全国新闻名栏目奖）。
学谦接任总编辑后，接续了这个传统，直接分管冰点并付印大样，在维护冰点这个品牌上，他和老徐并无不同。他经常外出，回来总要向我转达他听到的对冰点的反映，他很清楚冰点是本报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因子。报纸一定要好看，否则就会彻底丢掉市场，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前任一脉相承。冰点扩为周刊后，实际为本报第一大部，之所以以周刊形式出版而在建制上为"冰点特稿部"，并经党组、编委会讨论给予冰点必要的财力保证，就是因为完全清楚冰点与其他周刊、副刊是完全不同的性质，是本报完全独立生产的纵深型新闻周刊，在读者和业界中有重大影响，是本报"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你接任总编辑后，本来也接续了这个传统，虽然发生过毙版的事，但你刚从人民日报过来，对稿件的风险评判和承受力与在本报长期工作的负责人不同，我们还是能够理解的，尽管在具体做法上也向你表达了不同意见。其后一段时间，无论是你直接付印还是委托小川付印，都没有再发生什么龃龉，应该说彼此间的了解是增加了的。至于平型关和龙应台两篇文章，都是由你最后决定发表的，这说明我们在稿件的评判标准和职业理性上并无多少不同。我们也听到，你说过为龙应台这样的文章挨批还是值得的——确实，这篇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提高了本报的声誉。对你发表这篇文章的决定，我们至今心存感激。（中宣部后来的批评，是另外一个问题。在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里，都明确规定了普通党员和党的下级组织，有对上级直至党的最高领导人提出批评的权利。然而现实和潜规则却是，只有上级批评下级，"上级即真理"，下级自动放弃反批评的正当权利。这本身就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反映。）
然而很明显，在此次挨批之后，你的心态发生了明显变化。你在刚到报社时发表就职讲话，说了你当总编辑和如何办好报纸的经验，那就是要善于"写检查"。这说明你了解，受读者欢迎的好报道通常是要写"检查"的，当时报社同仁都认为你讲得很好、很内行。然而看来本报量级的检查还是你没有经受过的。这导致你开始有意识地与冰点拉开距离。
现在，将这样一个重要的新闻周刊放到周刊中心下面，令人啼笑皆非，因为冰点与其他周刊在性质、宗旨、办刊模式及社会影响力上，毫无共通之处。冰点一个部门的编采几乎相当于整个周刊中心的总合，是一回事吗？
在获知将要做这种不合理的安排时，我给你发留言表示反对，你没有作出合理解释，只是说"只能这样做"，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理由。什么叫做"单列部过多"？现在是根本取消了单列部，有何非这样做不可的理由？在一家报社里，根本不宜像官僚机构那样人为设置管理层级，层级越多，无效岗位就越多，扯皮就越多，领导层掌握的一手信息就越少，越容易出问题。日常临时抽调和协调稿件，对白班和夜班负责人来说本来就是份内工作，轻而易举之事。
尽可能减少层级是一个管理常识。其他部门不了解，对冰点来说，就是在主编和总编辑之间，再加上三道屏障。目前这种安排，原则上我应该先向周刊中心副主任请示工作，他决定不了，找主任，主任决定不了，找分管副总编辑，他决定不了，我才有资格找你。而事实上，在冰点的办刊问题上，无论是谢湘和潘平都不可能有个人决定（这一点你在做出这个安排时就十分清楚），作出指示的都是你，分管主任和副总编辑都是来向我转达，我有不同意见要讨论，他们也无法回答，只能告我再向你转达。这是在干什么？我们楼上楼下，一个电话我就可以上去，当面交流。我在报社26年了，有事找总编辑从来都是敲门而入，总编辑找我通常就是到我办公室来。怎么到你这儿就不行了？
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人为制造这种交流障碍，毫无道理，只能解释为你不想与我们直接交流；附带功能是，如果冰点再挨批评，直接责任者是中心主任或副总编辑了——其实这真能免责吗？事前、经常作充分沟通不是更直接、更有效吗？我从业年头比你还长几年，经历的大事多了，和政治局常委也面对面坦诚交流过对新闻工作的意见，不知道政治风险和底线在哪儿吗？我们会不考虑报社的安全吗？何苦要这样！
第三步：以加强对"自由撰稿人"的管理为由，意图取消冰点的专栏。
加强对自由来稿人的管理，避免虚假信息的传播是对的，我也赞同。可我打死也想不到这与冰点有什么关系。为保证独家性和严肃性，冰点在原则上就不会采用自由撰稿人的稿件。只要是个报人，就会明白什么是自由撰稿人——这是一群经常、不定期地主动向各平面媒体供稿的写家，通常一稿多投，广种广收。因为采访要付出成本，也有身份限制，以往这类写家通常是给报纸的副刊写消遣文字；时评版面开始大量涌现后，又出现了一帮时评写手，见个事儿出来马上炮制一篇言论，同时投给数十家报社，报业竞争激烈，总有几家会登出来。本报话题版多次被读者发现和其他报纸同人同稿，就是这些人——名副其实的"自由撰稿人"。
冰点有这样的稿件吗？一篇也没有！冰点只有经特殊选择和反复交谈后邀请来的专栏作者，这些作者无一不是学有所长、有特殊资源和娴熟写作能力的学界名家。更难能可贵的是，为报纸每周一次的专栏写作，是一项十分劳心和劳力的工作，要求作者对报纸读者的阅读品味有恰当把握，对主流报业的政治边界十分了解，对报纸专栏的截稿时间高度尊重，这几项缺哪一项，都无法开定期专栏。当今中国这样的人是很难找的，堪称稀有人物。这也是报社要给这种特殊劳动以较高报酬的原因。
无论中外，请名家在报纸上开专栏或因在报纸上开专栏而成为名家，不胜枚举。李普曼的新闻专栏同时在赫斯特报系的几百家报纸上同时刊登，持续多年，"教育了几代美国总统"；龙应台在中国时报的专栏汇成《野火集》，成为台湾社会文化生活的一大景观，这些我们都耳熟能详。可以说，有报纸就有专栏，专栏作者是受编辑部特聘的稀有人才，哪里是什么"自由撰稿人"！而是否拥有杰出的专栏撰稿人，从来都是报纸竞争力的基本特征之一。
这些都是办报的基本常识，你不可能不懂。本报"自由撰稿人"最集中的地方，乃是青年话题版及各"经营性"周、副刊。然而我们了解到，你在编委会会议讨论此事时，就是拿冰点的三个专栏作者说事。这是什么用意呢？
周刊要让读者形成稳定的阅读预期，除了要有思想深刻、采访深入、写作精良的新闻稿件，还要给读者提供不同层次和形态的信息，承载这些信息主要靠专栏。不言而喻，专栏作者在常态下，会经常更换。更换作者的前提有这样几个：1.读者评价不好或不再愿意看了；2.作者的稿件不能再保持编辑部要求的水准；3.作者无力再按截稿时间交稿；4.稿件出现严重问题。另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原因——中宣部指令不许刊登这位作者的文章。在这几条里，冰点的专栏作者符合哪一条呢？
冰点按照这些标准，早已多次更换专栏作者，甚至因读者反映"看不大懂"，我们还主动取消了香港文化名人陈冠中的专栏；"印象"专栏一年来已经是第四位作者。"双城记"持续时间较长，因为没有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作者按时供稿，读者反映甚好，出版社也要求达到一定规模时结集出书，作者同时还在光明日报所属的《新京报》上开有带照片的专栏，这证明没有任何中宣部禁令，有何理由取消？
即便有某种不便言说的上方压力，我们仍然愿意理解，为报社大局着想，也准备换人，但需要有时间来重新寻找人选、试写，至少储备三四篇后才可以稳妥置换。如前面所说的专栏作者诸项条件，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这些意见，都已通过谢湘和潘平转告给你了，而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合适人选，有的已经开始试写，有的还没有结果。
昨天潘平找我时，我反映了这些情况。没想到他今天说你就是要换，不换就停。这话真让我吃惊——在中国青年报复刊后的历史上，我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位总编辑有过如此不讲道理的指令。这是对报纸、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吗？有一点对编辑难处的体谅吗？我们还能怎样理解这样做的涵义呢？
最后——很早以前，因听说要重新设定考核标准，因你和文新刚到，不了解情况，我将冰点创刊以来的历史及冰点周刊稿酬"包干制"的来龙去脉，给你写了长篇"备忘录"，也同时发给了文新，不久前，也发给了分管冰点的谢湘和潘平。之所以做这种详细说明，是为了保证冰点的办刊质量，必须保持一支精干的记者队伍，要使这支队伍人心稳定，前提条件是要给他们一个与报社记者平均水准相当的收入。鉴于特稿在确定选题、采访和写作上都需要比一般新闻稿件更长的时间，稿件见报要求更高，合理提高冰点单篇稿件的稿酬标准是合理而必需的，何况这个稿酬标准不仅是冰点记者的标准，而是对全报社记者一视同仁的，开放的，无论是其他部门记者还是地方记者，只要按冰点的标准完成稿件见报，稿酬都是一样的。一年以来，这个办法行之有效，保证了冰点稿件的质量。冰点周刊4个版的阅读率，始终位于本报各版前茅。在新的考核办法中，这个原则有充分理由仍应得到体现。
然而今天潘平对我说，新的办法中没有考虑冰点的特殊性。
此时我已无话可说。
报社领导应该明白，冰点不是李大同的，也不是冰点全体编采的，而是中国青年报的。这里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部门利益"。自创办冰点10年来，我没有过一天休假，除了读者和业界的好评，我的"个人利益"是什么呢？冰点记者长年只拿比报社看大门的奖金还低的稿酬，除了职业成就感，又有什么利益可言？
不久前的报社发行会，广东发行员来跟我说，有一天冰点迟发，一个上午他就接了近200个要求补送的电话，而别的日子迟发就没有一个电话；天津有的大学，只订一年周三那天的报纸；上海的袁梦德告诉我，他们搞了300个赠报点，也只赠周三的本报；你跟我说，你太太也要求你将周三的报纸拿回家……这都是为什么？
报纸已经严重亏损，对品牌栏目应该如何对待，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对冰点不予支持和维护，反倒在处处设置障碍，好像成了一个本报的异己版块，尽早削弱之，也许干掉更好。冰点可以被削弱、被取消，但决不会无声无息地死掉……
大同
这封信我同时发给了报社党组书记、社长王宏猷。他是报社老人，我希望他能出面主持公道，给他附言说："我们不能坐等待毙——如果这一天就是某些人计划中的，我们将把所有这一切都公之于众，交付给历史。"
话说到这个地步，信号已经明白无误，只要对我们稍有了解，就不会置若罔闻。王宏猷和李而亮与我们应当立刻深入交流，从维护报社的大局出发，从报社的根本利益出发，双方尽快商量出一个妥协方案。然而事实证明，这不是中国官场的逻辑。
8月7日，李而亮给了我一个简短的回复，解释说，现在已经给了《冰点》"最宽松的政策"，他所做的都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取消《冰点》专栏的理由，正有一条"符合你开列的条件"。他的意思是，他在执行团中央的指令，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转圜的余地。而社长王宏猷过了两三天才给我一个电话，说"本周事儿太多，能否安排在下周谈一次"。
8月8日，传闻已久、高度保密的新的编辑记者考核办法终于发布，并美其名曰"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工作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我们就是有再丰富的想像力，也难以想像在中国青年报竟能出现这样一份寡廉鲜耻的考核条例，让人震惊。
说是征求意见稿，实则根本没想征求什么意见。编委会文件开宗明义："与会编委一致认为，该《办法》导向明显，原则明了，条例清晰，涵盖面广，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还讨论什么！
8月10日星期三，《冰点》的每周例会上，这份考核办法遭到所有编辑记者的痛斥。散会后，潘平来到《冰点》办公室，我们对这份条例逐条进行批驳，足足骂了一两个小时。潘平也知道事关重大，一直静静地听完，然后说："你们的意见我都会向李总汇报。"
此时此刻，所有人都已经明白，如果这份考核办法生效，不仅《冰点》会死无葬身之地，整个中国青年报都会从此万劫不复，将会彻底蜕变为一份"喉舌报"、"奴才报"。
当晚，《冰点》编辑记者都没有回家，边吃饭边讨论对策。最后大家一致授权我代表《冰点》起草对这份考核办法的批驳意见，立即公开发布。身为《冰点》主编，我责无旁贷。
星期四、星期五两天，我没有上班，从早到晚在家里起草这份抗议。我们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了，要么废掉这份考核办法，要么听任中国青年报被活活废掉——这是这份抗议必须达到的目标。很明显，行文要接受跃刚公开信的教训，既不能让官方抓住任何辫子，给他们任何"自由化"的口实，又必须具有足够的"颠覆"力道。这个分寸拿捏之难以把握，几乎让我崩溃。
星期五上午，我反常地接到了李而亮的电话，要求和我当面交流一下。真是奇怪，我给他写了那么长的一封相当于"最后通牒"的信件，要说的话已经毫无保留都说出来了，他没有想交流，怎么这会儿又要交流了呢？也许潘平的汇报发生了一点作用。我回答说：我正在起草对新的考核办法的书面意见，没有时间去报社，如果要谈话，只能安排在下周了。他同意了。这等于明确告诉他我正在写一封公开意见书。
经过两天紧张的写作，意见书起草完毕，我立即发给跃刚等几个《冰点》责任编辑征求意见，权衡反馈意见后又做了一些修订。星期日晚间，定稿发给全体《冰点》记者阅看并征求"代表"授权。大家一致同意，明天就在报社内部网上将这份意见书公开发布。
8月15日，星期一，上午。十点钟是报社每周一次的办公例会时间。大约在十点零二分，我将这份意见书提交到公共留言薄上，然后上楼开会。我们预计，这份意见书会像跃刚的公开信一样被飞快删除，但只要能停留半个小时，就可以让全报社的人都看到。
在办公会上，例行内容传达完毕后，我以为李而亮怎么也会就这份大家极为关心、议论纷纷的考核办法再做一些解释，没想到，他一个字儿也没提便宣布散会。而按计划，到下周一办公会时，这份考核办法就已经生效了——也就是说，部门主任们一次公开讨论、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都不给。
大家纷纷起身，我不能不说话了，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
"请大家稍等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说。"我请大家坐下后，直面李而亮说："我刚刚把一份代表《冰点》和其他部门一些同事的对新的考核办法的意见书发在公共留言上。在这封意见书里，我们对这份考核办法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也对而亮本人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我们认为，这关系到中国青年报的生死存亡，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重大关系，应该作从容严肃的公开讨论。请大家下去看一下这份意见书，也希望大家都把自己的意见公开说出来。"
李而亮急忙声辨："我本人欢迎批评，但这个月就要按新的办法给大家发钱了，时间来不及了……"
部门主任们已无心再坐下去，后来才知道，会议进行当中，不少同事就给他们发来短信告知此事，他们回复：立即下载。人们都认为会被立即删除。
回到办公室，《冰点》同事们兴奋地说，一个多小时已经有500多人次点击了！这有点反常，报社总共才有400多可上内部网的人，看来人们在反复阅读、下载。此时，删除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下面是这份意见书全文：
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
李而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
本周一办公会上你布置了全报社以中心为单位，就新的考核条例征集意见，限在一周内完成，8月20日就要依此执行。尽管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位部门主任看过，在此前下发的编委会纪要上，已经对这部方案做了充分肯定，自说自话写上了"导向明显，原则明了，条例清晰，涵盖面广，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溢美之词，这表明你及编委会根本就不准备对这部关系到中国青年报的办报方向、关系到本报新闻评价的根本标准、关系到全报社员工利益的条例做充分的讨论并做实质性的修订。所谓征求意见，无非就是让大家在自己能挣多少"分儿"上再讨讨价罢了。
据了解，对这部办法的宗旨和所有细节，绝大多数编委也是临开会前才第一次看到。如此事关重大、细节繁复的条例，竟在区区两三个小时的一次会上就通过了，堪称一个管理奇迹。我也了解到，这部条例几乎就是你一个人的杰作，与文新副社长经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文本有"很大不同"。可以肯定，你对"文新方案"做了重大的与实质性的改变。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对这样一部重要条例的高层讨论，报社对管理负全责的党组书记和社长王宏猷竟不在场、竟无需他参加。
8月8日周一下午，这部条例在内部网上发布，报社编采人员首次一睹其芳容，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因忙于编稿，我无暇细看。及至周三出版完成，部门开会讨论，我才开始仔细研究这部条例。细读之后，其震惊和愤慨的心情难以言表……
这部条例的核心，一是将评价报纸办得如何的标准，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和党的根本宗旨来制定，不是按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精神来制定，不是按广大读者是否满意欢迎来制定，而是将评价标准强制性地依附于少数上级机关和官员的喜恶之下；二是以一套利益给予和利益制裁的方式，将有优良报业文化传统的中国青年报的价值体系彻底瓦解掉，将历来对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对维护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对推动改革有极大热情、对贪官污吏和种种社会腐败深恶痛绝、对努力传播深刻思考、意识明确地担当历史责任的中国青年报人，庸俗化为一群一周复一周算计、争吵自己能拿
多少"分儿"的打工仔。因获加分的名额极为有限，实际权力又不掌握在保证"程序公正"的第三方手里，不掌握在读者手里，而是由各级顶头上司最终决定，这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对顶头上司俯首帖耳、中心内各部门明争暗斗的恶性局面。
毫无疑问，将中国青年报人奴化、庸俗化的进程，正在你的领导下（以编委会的名义）按部就班、有计划地进行着，现在，终于大言不惭地写入考核文本了——这是试图整体颠覆中国青年报精神和价值观的一个罕见的制度性文本。
让我们看看这几条吧！
加分：
（三）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3篇文章作者，每篇加50分，从第4到第10的，每篇加30分。
（四）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三个版面，每版加50分；从第4到第10个版面，从加30分起，依次每版递减3分。
（五）获团中央书记处领导批示表扬的，加80分。
（六）被中宣部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20分；受中宣部《新闻阅评》专题表扬的，加100分；阅评综述中点名表扬的，加50分。
（七）受国家部委或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00分；受部委或省委来信表扬的，加80分。
（八）受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表扬的，加300分。从第5条开始，如果受表扬为稿件，则相应版面责任编辑给予奖励的30%加分。
减分：（六）从"加分"的第5条到第8条，受到点名批评的，按以上标准进行反向扣分。
看到这些规定，简直使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篇报道或一个版面，受到读者最高评价只能加50分；而只要受到某个官员表扬，最低也要加80分，最高可以加300分！这还觉得不足以让编辑记者印象深刻，在"减分"条目里，再特别规定，如果受到这些不同级别的官员批评，要"反向扣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为一篇报道无论付出了多大努力，进行了多么艰苦的调查，写作如何精致，甚至可能还经受了生命危险（记者为披露真相被打的还少吗），也无论这篇报道获得了广大读者多么高的赞许，只要惹得某个官员不高兴，"批评"了几句，那么你所有的劳作不仅等于零，你为本报增添的声誉也等于零，读者评价更是连个屁都不算——你还要为此倒找钱，可能赔进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
在这样蛮横无理的制度安排下，编辑记者只要不是精神失常，还有谁会去搞舆论监督报道呢？无独有偶，主流新闻媒体最基本的、代表社会良知和公正，为广大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社会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功能——舆论监督，在这部条例里连一个字都没有，这岂是"疏忽"二字能够解释，刻意为之罢了！
除了日常小额奖励，还有一项总编辑"特别奖励办法"。这可算是"巨额"奖励了——最高可以给2万元。有什么资格可以获得这种巨奖呢？办法如下：
第一条，"A版数在前三名的"，呵呵，A版本来就是总编辑说了算；"总分在前8名的记者"，这是在鼓励什么？越是独家发现和发掘、调查深入和写作精良的稿件，生产量就越低，对本报声誉的价值就越高，对争取订户的贡献就越大，本报缺过眼烟云般的垃圾稿件么？
第二条，不出意外，又是受到各级官员"表扬"的；受表扬次数越多，赏金越高。
第三条，"在编委会统一组织的重大采访活动中出色完成任务的"，谁都清楚，这是指典型宣传、两会报道等规定动作；靠这个"提升了品牌和影响力"的媒体是哪一家？何况这类稿件先天就享有不受竞争的地位，通常被指定刊发日期和重要刊发位置。至于有没有读者看就没人理会了。（如果这是指案情复杂，需要多人配合和相关负责人现场指挥的重大舆论监督报道，如"曹县一中"高考舞弊案，那么我举双手赞成。）
第四条，"采访中遇较大风险，努力克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的"，谢天谢地，如果不是特指出了车祸什么的，这类报道似乎沾点舆论监督的边儿了。可是这与前面的规定之间发生了悖论：批评稿件通常会受到被监督的部门领导恼怒，甚至受到直接上级机关的批评（其概率决不会小于50%，往往还有40%出笼前就会被"公关"或"毙"掉），遇到这种情况，是该重奖还是该"反向扣分"呢？不用说也知道，多半是后者，不奖不罚就是大运气了！如果一篇稿件受到了读者的最高评价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却受到某个上级官员的批评，依照这个条例，又该怎样处理呢？如蒙开恩，最好的结果是两相折抵，相关记者和编辑注定还是要倒扣……
在这封意见书里，我无意一条一条从技术上来讨论（尽管这其中的不可理喻不可行不恰当之处比比皆是，譬如一条六七百字的"本报讯"竟可以与一篇四五千字的调查性报道毫无区分；很多编辑记者即便所有版面、稿件均为A等，也"先天"不可能完成任务），列出上面的条目，是因为这些条目是这部考核条例的核心和基本价值取向。这些条目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青年报向何处去？中国青年报是生存还是死亡？
你到本报任职以来，无论大会小会，"我们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这句提示不绝于耳，大家耳朵里快生出茧子了。在一次部门主任会上，你甚至说出"你们要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样颇具威胁味道的话。也许在你看来，中国青年报的新老业务骨干，从来都没有搞清过自己是干什么的，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现在，你要给我们耳提面命上上课了，光上课还不行，还要亲手设计出一套严密的"制度"——呵呵，不是我要惩罚你，是"按制度办事"。
在你刚到本报任职，作就职讲话时，听起来颇为诚恳地说，中国青年报是一张有优秀历史传统、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报纸，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高水平的编辑记者队伍，你希望能被接纳，"能尽快融入这个集体"。这话很让人感动，也让包括我们这些老编采在内的报社上下，一度对你抱有期望，期望你能尽快感受了解这家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报纸，尽快和大家在如何办好这张报纸上同心协力，共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共同保持和提升本报的品牌。如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你不是在力争"融入"，而是在努力彻底改造这张报纸，——在这部你亲手起草的考核条例里，中国青年报的前景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悲惨地沦为第二份《光明日报》，社会影响力荡然无存，发行量跌落到不堪的地步，半死不活——那曾是率先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报纸，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一张多么令人瞩目的报纸！
我们还没有天真到认为这是你个人意志的产物。不言而喻，你是执行者，然而执行起来毫无心理障碍，屡有创造，积极主动，步步为营。其目标，就是要尽快将中国青年报改造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个别领导心目中的"机关报"，这种"机关报"只有一个特征：必须无条件地为"我"升官创造条件，一切可能有害于"我"晋升的报道都要尽量消灭之！
我1979年进入本报，迄今26年了，历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亲身感受了从胡启立同志开始，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等历任团中央书记的领导风范，他们都经常来报社，或做讲话，或在编辑部串门聊天。启立同志在担任政治局常委时，还到报社来听取意见，与我们面对面就新闻宣传工作做长时间的坦率交流。陈昊苏同志分管本报时，为了解报纸生产的全过程，大冬天里裹着棉大衣和编辑们一起上夜班，直至凌晨报纸印刷出厂。兆国同志到团中央任第一书记伊始（此前我刚刚在二汽与他做过长谈和采访），就专门到报社来看望参加全国记者会的记者，挤在人头涌涌的会议室里和大家谈笑风生。锦涛同志每逢除夕，必到报社来看望大家，和部门主任们座谈，听取意见；座谈结束后还坚持要去食堂看望炊事员。
80年代初一次两会，已经晚上五六点钟，我奉报社之命，紧急采访两会中的青联系统政协委员，要求晚10点钟必须交稿，恰好锦涛同志（时任团中央常务书记）就住在我隔壁，我敲门而入，说明来意，锦涛同志建议我采访基层来的同志，我说报社点名要采访你，"你今天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锦涛同志听我这样说，便立即接受了采访，他非常理解报纸工作的特性——那时，我只是一个初入此行不久的普通记者，这样直统统地提出采访要求他也毫不为忤。
团中央第一次预备颁发五四奖章时，确定为新疆油田的秦文贵。事前要让他的事迹广为人知。本报作为团中央机关报，率先做好这个先进人物的报道责无旁贷。按照上下级关系，团中央书记处只要给本报发出一道指令就行了。可克强同志担任第一书记的团中央是如何做的呢？有一天，报社意外接到通知，让常务副总编辑和我到团中央书记处开会，怎么会让一个普通编辑去参加书记处的会议呢？原来，书记处认为《冰点》的人物报道是最出色的，怎样搞好秦的报道，需要当面和我这个编辑商量。那天常务书记刘鹏同志主持会议，他说："大同，你是专家，怎样宣传好这个典型，主要听你的意见……"这是一种什么领导风范？本来，《冰点》因处在8版，从不承担典型宣传的任务，但刘鹏同志虚心求教，我"只能"详尽、坦率地讲了我的意见，直言相告：造成张海迪式轰动影响的时代条件已经消失，读者需要看到可亲可触可感却不需要"仰视"的先进人物，只要你的报道"高大全"，就立即会引起读者的反感。最后，刘鹏同志委婉地问我，能否派《冰点》记者支持这次宣传。尽管我认为这不是我份内的报道，但还是派出了最好的冰点记者。这篇"冰点"人物破例在一版头条发表。这以后，秦文贵的报道开始铺天盖地。若干年后，本报有记者问秦文贵，关于你的报道最满意的是哪篇？他回答说，"冰点记者写的那篇。"——这不是命令的结果，面对这样的领导作风，我们心甘情愿。
有一次克强到报社来找总编辑有事。路过我的办公室，就走进来说："大同，你的冰点可是变热点啦！"我和他开玩笑："你日理万机，还有时间看冰点？""我每期必读，有时就干脆直接在报纸上作批示。"他说。本届团中央书记处领导，可曾有一人、一次这样来与本报编辑当面交流过？
一度分管报社的团中央书记姜大明同志，有一次秘书看他独自在办公室泪流满面，悄悄过去一看，他正在看冰点的一篇报道，为报道里孩子们的命运在哭。当我听到这个转述时，深为感动。这表明那时团中央的书记们，尽管身为报社的直接上级，却像普通读者一样在阅读本报，和普通读者一样为报道感动。这是人性而不是"官性"的表现。
像这样的团中央书记们的故事，本报老编老记谁不能讲出几个？总编辑们知道得更多。吉炳轩同志曾分管本报，即便在他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后，本报老总有事找他请教，莫不是马上让秘书安排时间，从无推拒。胡春华同志分管报社时，有一篇影响巨大的冰点报道遭致某省委强烈反弹，省委第一书记亲自签发了向党中央三个主要部门状告本报的报告。本报似乎面临灭顶之灾，但是，在看了本报记者送去的翔实的调查材料后，春华同志表态："看来是要干到底了！"——这就是他的家乡！几个回合下来，无论在党内还是被告上法庭，本报都没有输。如果春华同志有一丝为自己"官运"的考虑，如果他不信任、不尊重本报记者的职业水准，会有这个态度吗？
这就是本报复刊后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和分管书记对机关报的做法和态度。我在本报这么多年，没有任何一位编辑记者有过我们不是党报、不是团中央机关报的想法和言论，相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自觉秉承耀邦同志的民主作风，从不粗暴命令，高度尊重媒体自身的运行规律，体谅办报的难处，精心指导和爱护这张报纸并尽量多承担责任。有谁会否认，那时中国青年报的崇高声誉，也同时属于团中央呢？
中国青年报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到今天的，正是在耀邦同志民主风范的熏陶下，在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本报从总编辑到普通编采的共同努力，中国青年报才成为"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报纸，成为党报、机关报里最受读者喜爱和欢迎的报纸。正是基于这种荣誉感，本报很多编辑记者，情愿为这张报纸效力一生；众多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以有幸能进这家报纸供职而骄傲。我们明白，党报、机关报是在战争年代的特殊条件下诞生的，建国后，虽然延续了这一体制，但办报的财政拨款、人员工资以及绝大部分为公费订阅的现实，都无一例外来自纳税人的奉献，因此，党报、机关报有绝对的理由必须对读者、对人民有足够的回报，让他们满意。让读者、让人民满意，就是党报机关报工作者的党性规定，否则我们就是在尸位素餐。
赵勇分管本报后，他本应该充分了解和继承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本报的领导原则和领导作风。可他第一次在本报部主任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竟拿出1951年创办本报的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这些老报人中国青年报是党报，是团中央机关报，声色俱厉地宣称，谁不想干就走人，我马上就批……没有任何一届、任何一个团中央书记来报社，以这样的威胁口气，讲过如此荒诞无稽的话！
难道中国青年报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之前，李而亮任总编辑之前，就不是党报、不是团中央机关报吗？否定这一点，就是否定了周强、赵勇之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中国青年报的正确领导；就是否定了这之前历任社长、总编辑创下的得到业内同行尊敬的业绩；就是否定了中国青年报作为党报、机关报的办报传统，更否定了几代中国青年报人建立并维护这个办报传统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赵勇真的认为这么多总编辑、部门主任连这个常识都没有吗？连这一点职业规定性都不知道吗？连这一点职业自觉性都不具备吗？当然不是！
一言以蔽之：和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看法截然相反，他认为目前的中国青年报不是他心目中的党报和机关报。他心目中的机关报就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老子吆喝一声，儿子应当瑟瑟发抖；老子让你往北，儿子就不敢往南。怎么这张报纸老是不能按照他的个人意志来办呢？甚至时不时还惹得官场左右的同僚不高兴，对自己的上升仕途造成威胁。
十分严峻的事实是，中国青年报已经面临重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发行量逐年下降，广告收入不足挂齿，去年报纸经营已经严重亏损。而与此同时，一批都市报开始呈现主流报纸的应有风范，自觉承担主流报纸应有的传播责任，新闻与评论制作日渐改善；经营上，广告额数以亿计的已不胜枚举……中国传统的主流大报，正面临着在影响和经营上的前所未有的颓势。这是读者的选择，也是市场的选择。如何应对这种激烈竞争的局面，挽回传统党报和机关报的颓势，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惟一的道路是取信于民，像马克思关于"人民新闻"所说的那样："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与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
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到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马克思强调："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
然而赵勇作为团中央分管书记在怎样"领导"自己的机关报呢？他屡次强令本报砍掉"青年话题"版，砍掉《冰点周刊》，一时难以做到至少要砍掉一半的版面；他要求取消最受读者欢迎的学者专栏，尽量削弱这两个品牌版面的影响——他清楚地知道，在历年本报读者调查中，这是中国青年报两个阅读率最高、读者最喜爱的版面（每月调查数据均超过70%，很多月份甚至超过80%，冰点最高曾达到过92%），也是新闻界给本报评价最高的两个品牌。《冰点》不仅是中宣部评定的"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栏目"，也是全国记协评出的"中国新闻名栏目"（全国记协评选前在7个省市的各界读者中做了大规模调查，结果《冰点》得票为全国报纸类第一名）。即便在一次县、地级专职团委书记的调查中，《冰点》和"青年话题"也位居阅读率的第一、二名。你本人也对我说过："我还不知道读者喜欢看什么吗？我太太就要我把周三的报纸带回家，就是要看《冰点》嘛！"——这话你对赵勇也讲过吗？
为什么受到广大读者喜爱、欢迎就不符合党报、机关报的办报原则和方向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吗？这是党的新闻宣传原则所规定的吗？这符合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的执政理念吗？
毫无疑问，现在终于出笼的新的考核办法，暴露出本届团中央分管书记和你本人衡量党报、机关报的真正标准——这就是看少数领导机关的官员是否满意，满意夸奖就赏；如果一不小心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和利益，招来批评，就罚你个底儿掉，叫你下次还敢这样做！——无可置疑，这是对以往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本报的领导原则和评价标准之全面否定。
对党报、机关报办报方针的理解，你也自有心得。不久前参加过一个总编辑"舆论战"学习班回来，你在办公会上大谈自己如何"大彻大悟"。彻悟了些什么呢？你说悟到了"宣传"是可以按"需要"来的。在会上，你点着本报采写任长霞的记者说，都知道任长霞和丈夫关系十分紧张，可你写典型时就要写关系很好嘛，这是需要；你又举孔繁森的例子，说你很熟悉他，虽然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但也有缺点。"他也有血有肉，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但我们宣传他，就不能写他的这方面，就不能写他的毛病，而要写他如何如何好……"你笑，众人也笑，似乎明白了"感情丰富"在暗指什么。至于"舆论"，你"悟到"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可以造谣、造假，你说"美国打伊拉克就是这样嘛！"
先不说美国是不是这样，美国媒体是不是这样，即使是，那也绝不是我们效仿的榜样。造谣、造假、按"需要"可以随意杜撰编排事实，这些都是早已被中国新闻业彻底摒弃、严加警惕的行为，也是中宣部近来三令五申要求新闻界杜绝的行为。你是从人民日报过来的，难道人民日报的同行们，没有对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舆论"对国家、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做过痛切反思吗？这不是包括本报在内的所有党报、机关报必须永远、彻底禁止的行为吗？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在你大谈这些"大彻大悟"时，当场就有人发出讥讽之声吗？
在刚刚结束的本报全国记者会上，听说你向记者们传授了"策划新闻"的心法。若干年前，河南郑州建成了一座大型立交桥，当地官员很想上人民日报露脸。"全国有成百上千的立交桥，为什么郑州这座就可以上人民日报头版呢？"本来这是不可能的事。那时你是人民日报驻河南的记者，于是"策划"了一起50对50年婚龄的夫妇齐上立交桥参观的活动，果然，这条"新闻"上了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就是你自己写的吧？）。你很得意自己的创造，说此举受到了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的表扬。也许，你认为这就是党报机关报的行为方式。对如此心经，我无话可说，只能告诉你，我在本报从业26年，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事前知道一个记者在主动"创造新闻"，按本报的规则，不仅这条"新闻"必毙无疑，这个记者的职业声誉，亦将万劫不复。
在你就任本报总编辑的讲话中，你介绍了自己过去当总编辑时如何办好报纸的经验，你说那就是要"善于写检查"，这说明你完全清楚受读者欢迎的好报道，有时甚至经常会受到上级批评，善于写检查就是要善于应对这些批评。这话说得很内行，准确反映出中国新闻从业者，尤其是党报、机关报从业者面对同一个报道，读者评价与官方评价有时截然相反的两难困境。全体部门主任对你的讲话和表态报以热烈鼓掌。
仅仅时过8个多月，你来了一个180度的急转弯，在这次全国记者会上宣称：今后再也不许发生上级批评，记者暗地里高兴，我来写检查的事情！好稿的标准就是受到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表扬。——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表达，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你呢？你是否知道，记者会还没有结束，就有相当多的的记者，找到经常刊发批评稿件的版面主编，表示歉意，说今后再也不会给你们写批评稿件了？你是否知道，报社许多如我一样的编辑，在听到这个结果时，感到的无边绝望？你是否知道，许多地方记者对我们说，这是本报历史上开得"最沉闷"、"最失望"的一次全国记者会？还有记者告诉我，他们在赴会前就接到"告诫"：在会上"不要说话"。是谁指使、何人因何种原因让记者"闭嘴"？——所有这一切，难道是正常的吗！
不久前，报社发生了一个"事件"，之所以称为是事件，是因为为此形成了编委会文件。矛头针对图片总监贺延光对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用语的批评。本报文化传统的特征之一，就是内部经常发生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编采人员可以从中看到各种不同意见的交锋，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这还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功能，自由辩论的风气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这种风气使人襟怀坦白，大气，远离阴暗下作，是一张全国性大报必不可少的珍贵的精神资源。我就曾把本报一流辩手、副总编辑陈小川当作辩论对手，在他批评冰点一篇报道的"大字报"旁，也贴出反驳他的"大字报"。这在本报内部，再正常不过了，就像如今在网上发帖一样百无禁忌，丝毫不会影响彼此的关系。然而，这次寻常小事却构成了"事件"，编委会在本报历史上首次对这种内部自由批评发出"官方文件"，文件以扭曲、无视的方式全面否定贺延光的意见——这就开了一个影响极坏的先例。发出这份文件的意图很清楚，你还想自由发表批评吗？掂量一下再说吧。
贺延光在批评帖子里实际只指出了两条："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云云，有充分根据认为，这涉嫌个人崇拜，涉嫌使用"文革"用语。贺延光在帖子里并未对整个评论发表批评，相反，他跟我、跟评论部同事都说过，这类评论可以写，可以写得很好，但绝对不能使用这类文革时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专用语词。这个批评无疑是正确的，有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明确依据。毫无疑问，报社大概除了编委会成员，都会同意贺延光的批评，就连评论员们也无不同意见，评论部主任李方说，"如果我们写出这样的词句，就剁了我的手！"——这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儿：被批评者欣然接受批评甚至因此而高兴，批评者却受到领导层以文件形式发出的批评，文件里矢口不提批评意见本身是否正确，反而越俎代庖，批评批评者用语不当。而此时，当事人双方正毫无芥蒂地在用电话、留言等方式继续坦诚交流呢！
说到防止个人崇拜，就讲一个故事。"小平你好"这幅经典新闻图片，就是贺延光抓拍下来的。那天晚上送到总编室夜班，总编室负责人老报人魏方艾的第一反应竟是"不能发"，理由是"这不是搞个人崇拜吗！"后经反复阐明这是一张大学生自发行为的纯粹的新闻图片，值班总编辑才小心翼翼地同意放在第四版，只给了两栏大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本报对个人崇拜警惕到了多么严格的程度。然而谁都不会否认，这就是中国青年报的文化。无独有偶，团的十五大时本报出特刊，要在一版登江泽民、胡锦涛新老两任总书记和团员青年在一起的大幅照片，本报的职业编辑连这还处理不好吗？可赵勇不放心。事后夜班告诉我，他竟亲自来报社量两张照片的大小，反复揣摩安放位置——堂堂团中央常务书记，此时竟自愿充当版面编辑。为何如此躬亲非本职工作？不过是因为明天特刊要上送给新老两位总书记。此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倒是没有一个干过这种事儿。
两相比较，以你为首的编委会不应该反思一下是否应当发出这个批评批评者的文件吗？编委会是怎样"达成共识"的呢？这是本报一个什么性质的历史记录呢？我们的感受是——这在中国青年报文化史册上涂抹下了令本报全体报人蒙羞的一页！
这个本来不应成为事件的事件在延续，评论部主任李方毅然决定离开本报了，离开他亲手创立、精心培育的"青年话题"，离开本报最具"公民意见"影响力的版块，而这本来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一段时间以来，他流泪、整夜做噩梦，在看到编委会文件后，终于下了决心。几天前他专门到我办公室来，告诉我"会有个交代和了断"，我还在猜测什么事儿要"了断"呢——原来如此！
此前，评论部的同事们开会，要求主任李方找总编辑澄清本报评论员起码的良知和羞耻心的底线。他在痛苦中找你，你是如何回答的呢？你没有耐心听取一个部门主任的沉痛陈述，你没有平等地讨论怎样改善中国青年报的评论，防止"灯塔"之类让业界和读者笑话的陈腐用语和思维定式再出现，而是说："中国青年报的价值就是你们的价值！"潜台词是"我的价值就是中国青年报的价值"！而且，你的口气没有讨论的余地。如果再不服，后果如何？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个中国青年报的部门主任，会给自己的良知一个什么样的归宿——他对社长王宏猷说："我不能做赵勇的狗！"
这句话注定要被记入报史——他是第一个以如此坦荡荡的理由拂袖而去的本报部门主任，表现出他是一条真汉子。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他是被逼走的，本报领导不给他一点保持自己道德情操的余地。我们竟然无法留住这样一个富有才华、性情温和并愿意作出必要妥协的业务骨干，既是一个莫大耻辱，也是一个莫大嘲讽。我们不能不充满危机感地想到：还有多少有羞耻感和良知底线的本报同仁会被迫步李方的后尘？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本报风气一段时间以来已很不正常，渐渐没有人敢说话了，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各种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不胫而走，而庸俗、犬儒之气开始弥漫，编委会纪要总是"一致认为"，公共留言上总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连各省部有关部门在本报完成规定宣传任务后发来的千篇一律的官样"感谢信"也要一一登出来，好像这辈子没见过这玩意儿。现在好了，这种表扬随着条例的实施，无疑会像雪片一样飞来，有钱拿呀！这是一种什么导向？
你第一次以本报总编辑的身份担任中国新闻奖的评委，回来以后在办公会上详细介绍了你是怎样纵横捭阖为本报拿到若干奖项的，为此甚至将别人送给你的好烟都拿去送给另一组的组长了，你自嘲为是"行贿"。你很奇怪怎么这项中国新闻"最高奖"在本报没人当回事儿，两次会上都要求大家从此"高度重视起来"，"评职称都要靠这个，是硬件……"
按常理，本报当然应该重视这种最高层次的"同行评议"，从中发现差距并获得应有荣誉。然而这个奖项设立没多少年后，你就无法再尊重它，不仅因为它以"官本位"预置（行政级别越高的新闻单位，额定奖就越多），还因为评选不久就蜕变为一个"大平衡"，东道主报社要保证获奖，其他媒体荣誉均沾最好，大家面子都好看。老徐曾是这个奖的资深评委，我从来没有听他在会上介绍过评选的详细经过，私下也没有，回来就是通报一个结果而已。因为不值得说，懒得说。如果不是你这次回来绘声绘色、充满细节的介绍，我还真不知道这项评奖已经堕落到了如此龌龊的地步，简直就成了赤裸裸的暗中交易，外加些场面上的小谋小计。这样"评"出来的奖，怎么会受到尊重呢？怎么可能评出真正的新闻精品呢？问题还在于，你什么时候这样重视过读者对本报报道的评价呢？你为什么不认为读者的评价同样可以作为评职称的硬件、而且更硬呢？有哪一家报纸因为获官方奖项最多而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愿意为它自掏腰包呢？
在你担任总编辑后，办公会上开始呈现出一道新的风景，那就是你总是嗓音洪亮、字正腔圆地亲自诵读《新闻阅评》，往往全文。这次，又公然把阅评员是否表扬或批评，列入编采人员的奖惩条例。究竟有哪个中央文件或中宣部文件授予过阅评小组这样的权威地位呢？没有吧！这些人也是中宣部的普通工作人员，阅评中写入的，不过是他们的个人意见。这些人究竟何德何能，具有何种特殊经历和学识水平，其政治把关水准均远远高过各大中央新闻机构的久经锻炼的总编辑们，有权对他们负责的工作指手划脚，做出不容申辩的终审评定呢？
本来，阅评小组某成员的意见，作为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本着与人为善的诚恳态度，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讲道理，批评得对，也应当接受并引以为戒。但是，如果这种批评完全没有根据，思想僵化，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扣帽子、打棍子（惜乎许多阅评均属此类），则被批评一方完全可以按照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按照党章所规定的正当权利和途径，对之提出反批评。这才是党内生活正常的体现。可如今，阅评小组成员的个人意见，几乎变成悬在各媒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谁知道哪一天会因为某个领导同志的批示而掉下来（中宣部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哪有时间和精力去与原文作比较呢）！现实是，尽管被批评的报纸老总往往并不认同这些"阅评"，却鲜有按照党内规则提出抗诉的，因为这会被认为是"抗上"，于是所有党内民主生活的规定都成了空中楼阁。
鉴于这种《阅评》发文相当频密，几乎每周都能收到两三份，于是俨然成了"指导"各新闻单位工作的尚方宝剑。不正常的情况终于出现了，新闻单位开始和阅评小组套近乎、拉关系，宴请他们，也许还要准备价值不菲的礼品，往往社长总编辑亲自作陪，希望他们能高抬贵手，少给些批评，多写点表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新的腐败品种。
你来本报不久，就宴请了阅评组成员，如果这纯粹是为报社的"安全"着想，还是可以理解的（这花的是报社全体员工的血汗钱哪），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你竟把这些人的个人意见，堂而皇之地列入了本报编辑记者的奖惩条例，将本报编辑记者职业业绩的生杀予夺之权拱手献出。凭什么？谁有权给他们这种权力？你有吗？编委会有吗？经过党组讨论吗？我看是没有。因为这太荒唐了，没有任何一点党规国法的依据，这严重侵犯了编辑记者的合法权益。
除了批评，阅评小组手里另有一个砝码，就是也可以随时表扬他们愿意表扬的报纸，在目前这样不正常的党内生活中，对一家报纸的负责人，这倒成为了一种有利于晋升的"资源"。在个人政治功利的驱使下，总有人会对这种"表扬"趋之若鹜，甚至用利益来交换。已经听到多人传说，中宣部新闻局某领导是你的大学同班同学，关于本报的一些表扬阅评，就是由本报自己人撰写，交由阅评小组再发下来的——我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宁愿只是"传说"……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后各省部发来的"表扬信"也都是由当事人自己撰写，对方盖个公章再传回来，按本报制度拿奖励，那将会出现何等乌烟瘴气的"交易"局面——这种事儿断然不会发生吗？不幸我也听到了这样的传言。我无权调查这些传说的真伪，但编委会则有义务搞清楚，有则应当严肃处分；没有也应当加以澄清，这些传闻正像毒气一样弥漫在本报内部，使人良莠不分，使人堕落……
关于这份新的考核办法，还有很多话要说，譬如技术、细节上的种种不当之处，但这些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核心是价值导向问题，是评判标准问题，是将中国青年报奴婢化、侏儒化、庸俗化的问题。我以一个已将26年的最好年华贡献给中国青年报的老编辑的身份，代表本部门全体同事和其他部门很多和我意见一致的同事，郑重敦请党组和编委会重新设定《考核办法》的基础和内核。如果一意孤行，定要这样做的话，中国青年报的衰败两三年内就会见分晓。谁愿意看到这种结果？谁能够承担这种结果？谁愿意因此被记录为报史上的罪人？！
面对这样一份《考核办法》，我们不能再沉默，要公开地发表我们的意见。每一个认同中国青年报价值观的本报同仁，也没有理由再沉默。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沉默就是沉沦；沉默就是将让光荣的中国青年报死在我们这一代面前……
李大同
2005．8.15
谁都会认为，这封意见书非同小可，矛头直指三级官僚机构，而且没有留下任何转圜的余地。这是官僚文化与报人文化狭路相逢，已经没有任何妥协可言，再不奋起反击，中国青年报就要眼睁睁地被阉割……
消息不胫而走。11点半左右，已经看见这封意见书在国内若干著名BBS贴出，海外中文网站几乎同时出现。可以说，报社外的读者，甚至比李而亮本人还要先看到。
很快，外国各大媒体记者的电话打进我的办公室要求采访，被一律婉拒。从一开始，我们就确定了这次讨论，严格限制在报社内部。
不要说别人，就是我们自己，也无法准确预判事件会怎样发展。也许人人都处在震惊当中，很长时间过去，社内竟连一条跟帖都没有出现。然而意见书的点击数仍在不断上升，我们相信，社内人人都在思考并决定是否应当公开呼应《冰点》。我们理解，是否公开批评这份考核办法，是一个不容易做出的选择——如果考核办法最终不能被推倒重来，公开站出来批评就等于在报社领导那里从此进入了"另册"，"关键时刻不支持领导的决策"，会给以后的生存带来不可知的麻烦。
下午3点12分，第一份跟帖终于出现了，发帖人是原记者部主任郭加宽，他曾因参与1989年首都新闻界与中央领导的对话活动被免去职务，后来调入报社行政部门工作。他选择了一个温和的角度支持《冰点》：
不在编辑部久矣，自觉对编辑部的事情没有发言权。但作为一九七九年就来到报社且很快就要退休的老员工，我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报社的前景、效益和几年后养老金的发放（自嘲为龙应台说的从"大叙述"变为了"小叙述"）。这两年报社已经被所谓"融资改制"忽悠得元气大伤（去年第一次全面亏损），现在"机关"又要这样办"机关报"，只是不知将来万一哪一天报社连养老金都发不下的时候，"机关"可还管我们？最近有传言说，上面决定每年给光明日报三千万补贴（未经核实。即便属实，大同已经指出这也是纳税人的血汗钱），不知将来万一本报变得和光明日报一样时，"机关"也能给我们三千万吗？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应当再推动一下。8月12日周刊中心讨论时，各部门到会者都发表了不满，冰点记者做了详细记录，形成了文本。这些意见的公开表达，是报社领导层一开始就加以防范的，只允许在各中心内部讨论，讨论意见不许上内部网。现在必须打破这个封锁指令。
下午4点多，跃刚去找周刊中心主任谢湘，要求将周刊中心的讨论记录发布上网。谢湘颇为作难，她是编委会成员，几乎不可能不执行总编辑指令，但职业良知也同样是指令。她内心挣扎了一下，问："如果我不发呢？"
跃刚说："你是中心主任，有义务发。如果你不发，我们就自己发！"
谢湘终于同意了。约下午5时，周刊中心讨论纪要终于公开发布上网，后来证明，这是惟一一份公开发布的"中心意见"。
中国青年报周刊中心讨论考评方案会议记录(节选)
时间：8月12日下午
地点：报社四楼会议室
参加人员：谢湘、王胜春、杜涌涛、卢跃刚、邓琮琮、李雪红、武卫强、潘婷、赵飞鹏、徐虹、许革、姜蕾、季元宏、潘平、滕兴才
谢：按照报社要求，本周内各部门要把大家对考核条例的意见征求完毕。昨天下午参加了经营管理委员会会议，听到一些以前未听到的新消息，8月31日作为分界线，编辑、记者都要由公司转回报社；原先有公司负责的经营权也要交回报社。现在有很多的善后工作需要做，其中有一个，就是编辑记者回到报社，将按什么标准发薪。7月底，编委会就发了一份关于中青报采编人员绩效考评办法的讨论稿，准备在下发以前，由编委会先讨论一次，要求保密。我仔细地看了一下，从我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提了8条意见……
卢：意见的核心是什么？
谢：比如署名的事情。条例规定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笔名，我觉得没有必要。比如考核标准问题。按团中央和中宣部的表扬标准，和我们周刊基本没关系，那我们的好稿怎么办；版面分也不一样，这种差异的问题。还有奖励加分的标准问题。我看有些东西改了，新上网的考评办法比过去的有些调整。那么以现在公布的条例为准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们不是走形式，确实有必要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讨论，并向上反映，我们有这个责任。同时，这个会也是开放的，不管是主编还是编辑、记者，都可以自由参加。我主要是听大家讲。
卢：我先说。以前开会太少，但这种会必须参加。我们看了方案以后讨论过。我觉得这个方案不是一个技术性方案，给大家加多少分，版面什么级别，如何分配。严格讲不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利益分配方案。刚才谢湘也讲了，它是一个明确的办报方针和价值取向，和过去是180度的转型。这是极为明确的。它的要害是：鼓励什么，反对什么。什么稿子是能得到重奖的，什么稿子是会得到贬斥的。我看了几遍，有四个字——"舆论监督"是没有出现的。最近很多部门说约稿子不好约了，记者也明确表示不打算写了。
杜：大家可以看看周凯昨天的公共留言，已经不知怎么写稿了。
卢：这份文件完整地、系统地陈述了以李而亮为首的编委会的态度。总的来看，这篇东西是个大倒退。它基本上倒退到前毛时代，而不是毛后时代。毛本人关于中青报和人民日报是有比较的。他讲过，人民日报死气沉沉，不爱看。中青报活泼，思想活跃，是有可读性的，是能得到读者欢迎的。这是有案可查的。毛当时发言的语态，不是以党的主席，而是以普通读者提出的。（杜：胡耀邦也有论述）不说别人，就说毛，毛时代对媒体的管制，我们是见证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办报方针，是对毛时代的反动，惶论其他。我们知道人民日报、经济、光明，从未有过哪家报纸把是否获得某级领导表扬且是以级别高低的表扬作为衡量记者的标准。从没有过！他们心里想也不敢说，因为太恶心。这样的横向比较，我们中青报也开了先河。党报和机关报都没有这样明确地把领导表扬作为记者的行动指南和衡量标准。中青报此次编委会集体讨论、获得通过，开了中国新闻界的先河。你们在事后作了纪要。这是已经作为编委会会议讨论过，而且作过原则性的纪要的。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征求意见是形式上的，是程序的，是走过场的，标准是要强推的。我们不知他们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论征求意见与否，这是一份已经公布的标准，因此它已经是个丑闻。我把话说在这里，公布出去会让全天下笑掉大牙。有个问题必须回答：是不是周强、赵勇之前的历届团中央领导的都不是党报和机关报？是不是李而亮之前的总编辑办的都不是党报和机关报？这份东西基本上否定了周、赵之前历届团中央对党报和机关报的正确领导，基本否定了李而亮之前的历届总编辑对报纸的领导和努力，基本否定了1951年之后中青报赢得新闻界尊重的努力和传统。我很好奇，这个如此重大根本性颠覆历史的东西是如何出笼的，不知道如此敏感重大的东西编委会是如何讨论的。我只看出，他们对中青报和中国新闻史的了解是张白纸。这已经是个文献了，所有当事人都将被记录在案，不论什么意见。
我们原来办的是不是党报？是不是机关报？这个问题必须回答。如果是，这个文件则意味着"不是"。如果不是，那么是否按着这个文献办就"是"？
可以举个例子。某稿子读者强烈欢迎，中宣部又批评了，怎么办？读者提名最好的将奖励50分，而批评将惩罚300分。如何处理？如果是给个差，那么我愿意称它为"差差方案"（杜：300减50，还剩250，这是个"差差方案"加"250方案"）如果是这样，那么还要加上一点，它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所有中国媒体都面临转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化，由官本位转向读者本位。那么，将这点写进方案意味着什么？我们编委会是准备办个官本位的报纸，还是个读者本位的报纸？它实际上已经回答了。那么我们的同仁愿不愿意办个官本位的报纸？办个我们一直以来努力要打破的、唯上是从的、避免犯那么多历史错误的报纸？如果愿意，需要拿出个理由。但我们没有看到拿出任何理由。
李方辞职一事，袁梦德有个帖子，提到了回归青年路线问题。"青年角度"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讨论过，而且是多元化的讨论。当时结论也有荒唐的，比如采访某件事，先看对方的年纪，35岁以下的不报道。这是个误区。"青年路线"不仅是写青年，同时还要写青年关心的问题。后来中青报变革的核心是写青年关心的问题。
我现在最不能理解的不是文件本身，而是那么多人堂而皇之坐在那里，言之凿凿地让这个文件出台。我们这个曾经那么辉煌的伟大报纸，现在居然说一篇稿子是否好，是由团中央、各省部级、政治局委员的嘉奖来决定。如果按这个标准，贺延光应该得一万分，因为他的"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的照片是得到胡锦涛表扬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没标准吗？我们都是吃屎长大的吗?
不会有人吃屎的，想吃屎的人食之。眼睛朝上，一将功成万骨枯！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这个世界是由很多先知构成的。不要以为一个先知就能搞定一切。
这个文件背后反映出中青报领导阶层弥漫的、有损良知的心态。这样做，马屁是拍不成的。因为马屁拍得太笨。我们原来也研究如何做正面报道，如何按照新闻规律，符合人性的进行报道。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是写出来同行叫好，领导也会叫好的。那是聪明的拍马屁。现在这个东西是想拍马屁，但按照这样拍不好。真替他们着急啊！拍不好是因为太赤裸裸，太笨。拍不好，写出来又被天下人记录之。光说李而亮是不够的，整个编委会都没过脑子。显而易见，这份文件和他们的心态、价值观、原来公开写过的理想是格格不入的。但据我的了解，没有人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这份文件出台，不说毁了中青报一世英名吧，至少是让我们脸上无光。
简而言之，技术性问题没必要讨论。算法还挺复杂。讨论技术问题没有任何意义，而在于它主张什么，它反对什么。我再重复一遍五个否定：一否定毛泽东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新闻的新闻改革；二否定了历届团中央对中青报的正确领导，这个文件证明以往不是办的机关报、党报；三否定了历届的中青报领导班子；四否定了中青报人为赢得广泛尊敬而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五否定了中青报人从80年代以来的读者本位的价值追求。这样的东西如果实行——我断定它没法实行——我敢说会天下大哗。
邓：我接着说两句。这样的体系，无法从技术层面讨论。无论是原则，还是细则，都颠覆了一个媒体整体的价值底线和社会功能。监督、预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这是媒体与生俱来的社会职能。靠不同级别的领导的表扬，使记者成为满足各级领导好恶的马屁精，这样的记者还是中青报的记者吗？如果不这样，就让你在职业操作过程中受到处罚？这种原则性的颠覆是前提，其次才能说到技术层面。据我现在的了解，薪酬的总额不变，总的篮筐不变，而利益分配极大地向权力岗位倾斜，挤压一线采编创造人员的利益，这是非常恶劣的。会使报社有决策资格的核心权力层，有意无意被赎买，认可这一体系，而使下面的人为几个分值打得鸡飞狗跳。它将导致如果你不认可这一价值原则，就无法生存。这不仅颠覆了中青报几代人创立起来的价值理念，甚至颠覆了一个媒体应有的价值体系和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必要性。因为报社毕竟不是团中央的宣传部，它有自己的社会功能。如果是宣传部，可以由团中央领导来考核。对这一方案，不是修修改改的问题，而是彻底颠覆的问题。
杜：这个条例如果实施，无疑将对中国青年报传统的彻底颠覆。它将彻底毒化中青报的空气。从新闻的职业水准到新闻的职业道德，彻底被毒化。现在已经出现这种苗头，看看现在采通上各部委的表扬信就知道了。走部委路线，走上层路线，只为求得一份表扬，这里有利益呀，这是执行这个条例的唯一后果。我不好揣摩制定这个条例的人的动机，但我觉得它的后果就是要瓦解、毒化中青报。
此外，我不从政治上评价，我仅从经济风险评价，这个条例，将使中青报快速死掉。让读者快速远离我们。可我们知道，读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中青报要这样办，很快会变成下一个光明日报。但是我们知道，光明日报是有中央财政扶持的。据我听说，近几年陆陆续续上面给了几个亿，包括新的办公大楼。另外，光明日报集团的子报子刊要比我们成功得多。我们谁给钱？报纸办砸了，读者离开了我们，我们只有喝西北风。所以，此事事关报社每个人的利益，可以说是利益攸关。
条例是否能够通过，与每个人的责任相关。各位千万不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跟每人的身家性命相关的，细节问题这里压根不值得讨论。
我们前一段时间的两个系列评论文章，网上骂成那样，内部意见也很大，居然在编委会决议中说没有任何负面意见，无耻到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有些人总以为他们是在代表党，但事实上只有一己私利。差不多有十多天了，我都是夜里三点多睡不着就起来，看着报社莺歌燕舞，感叹："商女不知亡国恨"。
李：我们讨论具体层面的问题，但他们又说具体层面不用讨论。我们都完不成任务。部门主任不能写稿子，这不公正。
卢：我的感觉是他（李而亮）似乎完全没在报纸呆过，而且似乎也没在这个时代呆过，凌空而起发出了这个东西。这个社会在进步，而且不是封闭性的进步。
一个农民可以和我们的总编辑同步地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信息。他几乎没有呼吸过，没有吃过人间的饭，没有享受过人间的痛苦和欢乐。党内很多高官脑袋都比我们办大报的人的脑袋清楚。我不知道赵勇他们知道了会怎么看，我觉得会把他们吓死。难道他会再写封表扬信来？我估计不敢。因为只要一上来就会被套进去。
邓：原则上是倒退。技术上是让所有编采人员都成为小地主似的东算西算。那还是中青报吗？
卢：是的。程序上也很有趣。想搞一个天王盖地虎。告诉你，我们领导上原则上已经定了，大家去讨价还价，而且还不许讨价还价。
杜：期待任何事情不经讨论就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一个人的意志成为编委会的意志，这是不能允许的。据我所知，为了设计新的薪酬方案，报社走访了好多新闻单位，最终形成了一份文本。但和这个非常不一样。这份文本实际上不是在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
武：比这个反动还是比这个进步？
杜：我们也没看到。但据说比这个市场化。
李：原来好像是徐文新负责的。
谢：是的，原来不是这个。
邓：现在这个就是要把你的价值观牢牢和你的饭碗拴在一起。
杜：更高一点，还要和你的欲望拴在一起。
武：我来说两句。我是一个年轻报人，但可能无法代表所有年轻人。我是01年到报社的。最开始在《时讯》。之所以到中青报，是因为在大学读了四年的中青报。进报社这四年多，也是中青报大变革的几年。尤其是今年。地震性的事件一个接一个。刚刚是李方的离去。我总觉得，一个报纸也罢，一个企业也罢，首先竞争的是产品，然后是人，再向上是文化，看你的文化是不是更先进的。但现在的感觉是，中青报越来越没落。我们也经常讨论：中青报应向何处去？但每次都是不了了之。现在到了各种矛盾最激化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有所改变了，否则就会很危险。如果我们年轻人离开中青报，差不多也都能再找个不错的工作。但我们不愿意离开。我们对中青报的历史不是很了解，对未来也迷茫。希望报社能够出台得力的措施，挽留更多的人。我们已经倒退了，不如先停下来，看看再说。
潘：我最奇怪的是这个分值是怎么想的。不知别人是不是也是怎么算都完不成任务。反正我们是都完不成。不知为什么要这么定。
谢：我的感觉周刊和新闻中心很不一样。我们每个单位都非常小，两三个人一个周刊。而且周刊中心好像是扒堆一样，从汽车周刊到冰点周刊，从经营性周刊到办报理念非常鲜明的周刊，跨度特别大；另外层级非常多，主任、副主任、主编、副主编、编辑、记者，太多了。咱们现在连小作坊的标准都没达到，和个体户差不多，主任没法当管理者。如果主任、主编不能写稿的话，版面怎么弄？我们又没有40多个记者给我们写稿。这是很客观的情况。
潘：还有一个情况，他们都觉得中青报的军事报道好，但我们的报纸实际上是领导不喜欢官兵喜欢看。但按这个标准，就会变成领导喜欢官兵不喜欢。而且军事报道对发行的影响很大，如果按这个标准，是否考虑过对发行的影响？
季：看了这个文件的感觉是，抵触性很大。感觉像是恶霸地主给长工的条例。很难让大家在和谐快乐的环境中，有创造性地工作。而很可能要投机钻营，玩规则性游戏，最终的结果应该是可以想像的，很可怕的，也很可悲的。那会使我们在报风、发行、广告、品牌、内部凝聚力、工作标准一系列环节上，都进入恶性循环。其实我们再怎么发挥年轻人的积极性，也办不到反党反团中央的路子上去。所以，用各级领导表扬来引诱是很不可取的。以后每个月初一二十个省部级的表扬是不奇怪的，但结果就很可笑了。
我们报社前几轮改革都不是因为报面上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团中央这样的东西，其本意都是要解决报纸经营急剧下滑的问题。所以这次对编辑部的考核也应该立足于有利于更多读者的认同，更大的发行量，更好的品牌形象，更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在本轮草案里，现在就能想像出结果和我们所要的目标是相反的。编委会的人应该在职业价值观上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换成编辑记者的。
其实就是按读者标准、发行量为导向的，把报纸做好，上层领导依然是会抬轿子的。所以我们不要在一些小事上做偏了，做些唯上是从的事。这是对外。对内是不要过分苛求，不要把这些东西变成为任务的，投机取巧的，玩些文字游戏的，要让大家心里舒服地高兴地去干自己乐于干的事。从这个角度看，有人说要颠覆了，我看也行。先把自己的世界观、职业价值观摆正了，再来讨论其他。先想好你究竟要办一个什么样的报纸。举个具体的例子。现在新闻报道只有矿难是开了口子了，在每次报矿难的时候，估计是不会得到矿主和矿的上级领导的表扬，如果按这个标准，怎么办？再让他的上级审查？
邓：我们不放弃自己的媒体职能已经步履维艰了，现在还要主动放弃。太可笑了。
季：谁都不是傻子。如果规则就往那个方向引导，大家都弄通了，一个月跟一个部委要十几二十个表扬，那多可笑。如果一个部门的表扬跟着50万的广告，那我认为可以表扬。
周刊中心的讨论纪要，为这场大讨论提供了舆论氛围。经过一夜的"发酵"，8月16日一早，报社同事的跟帖纷至沓来，人们再也压抑不住不满——
据某中央媒体的同行说，他们领导在获悉本报的发展后，曾"不解"地公开说："中青报什么时间开始成机关报了？"我能见到的是，改版后的法制日报日益好看，人民日报也开始强调舆论监督。
支持大同等关于考评条例的意见。
在一切技术层面的问题、一切利益纷争、一切人际隔膜和误解之上，有大道理在。这一次，大同说的是大道理。
中青报是一张有荣誉的报纸。如果我们还认可"推动社会进步"是中青的办报宗旨的话，我们就应该以社会整体理性的判断为判断，而不是以具体的部门、个人的是非为是非。至少，在内部考评中，不宜以此为导向。以表扬稿换取表扬信进而换取赏金的路数，不值得提倡。而对记者费尽辛苦采写的明显可能引起被批评方不满的调查性报道进行分数倒扣，更是放弃了报社对自己记者最基本的信任、支持和保护。
建议编委会就新闻评价标准重新考量。既然这是一个打算汇总意见并进行修改的"草案"，就还不绝望。
看到新的考评方案，我十分震惊，它的导向再清楚不过——在这个方案中，领导的机关的表扬和批评直接与编辑、记者的绩效挂钩，这是前所未有的。
到报社20多年来，见识过很多这样的表扬和批评，如果用"推动社会进步"这样的标准来看这些表扬和批评，特别是所谓的"批评"，真有道理的有多少？有多少"批评"背后是利益、是关系，甚至有些批评完全是因为批评者本人的无知。
当报社用这样的标准来"调整"和约束编辑、记者的行为时，中国青年报会变成什么样子？中国青年报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认为，这已经不是考评的具体操作问题，而是根本的原则问题。关键不在于中宣部阅评是表扬多还是批评多，而是这些批评并不代表公众利益。
有目共睹，公共留言上主要帖子的点击率已超800。这是什么概念？本报总共有多少人啊？这说明本报全体同仁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无视不得，回避不得！海运仓2号，涌动着空前的民主浪潮！我认为，不被多数人认可的考评办法，犹如是导火索，点燃了这几年憋闷在"青年报人"心中渴求民主的烈焰与干柴！
呼请编委会、党组：留住李方，修复报人的心痛。
呼请编委会、党组：通过民主的方式，制定考评办法，比如召开听证会，讨论会，或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组成人员集体参与制定。
呼请编委会、党组：正面应对民意，汲取李学谦执政时无视民意的教训，最后落得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上面对班子大改组。领导带头，海量地对待民意、善解民意。
本报还经得起再折腾吗！？
在这个环境工作20多年的老报人，对本报走过的春夏秋冬历历在目，有些预感是没有错的!
１，以领导满意表扬作为稿件优劣的评价标准，会为天下人笑，也将是中青报和本届编委会的耻辱。谁也无法从逻辑上论证能得出领导的意志就是对的、领导就是比老百姓高明。事实上，我们有的领导要才能没才能，要品行没品行。看看那一个个公开和不敢公开的腐败大案，看看厦门、沈阳、黑龙江等整市整省领导班子倒台，你能信得过那曾经都不可一世的领导吗？有人慨叹，现在重要的不是教育群众，而是教育领导。现在倒好，我们要以领导的满意表扬为加分标准，荒唐之至。
２，我们不了解这样一个争议巨大的文件是如何出台的，党组和编委会内部有没有争论，有没有不同声音。报社管理层还有没有民主风气？呼吁党组和编委会公开文件出台的过程。
３，呼吁更多的同仁放下思想包袱，以建设性的姿态，踊跃加入到这次大讨论中，这事关报社和每一个人的前途。话不要憋在肚子里，也不要在小范围讲，而是恢复报社的民主传统，加入到公开讨论的行列中来。真理只能越辫越明。
作为地方记者，我对报社前景忧心忡忡。多灾多难的中青报，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我所在的省份的宣传部新闻处的主要官员，曾是我的同事。当年他在省报当主跑社会新闻的记者时，曾被骄横的采访对象痛打致伤，本报是当时惟一为他个人、当然也是为所有被打的记者伸张正义的媒体，在1998年某一天的头版近2000字倒头条的篇幅。因为这份特殊的交情，换来他老是偷偷跟我讲实话——去年年底前，我几次约他吃饭（无任何功利性的、纯朋友性的），他不来。原因是"消防"工作到了年底比平时要忙得多，最多的一天他接待了18拨来自各地、市、县的客人，尽管已疲劳烦躁至极，但因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当地市长、甚至书记这样的一把手要员，他不敢怠慢。这些带着厚礼来拜访的人的目的是：要么将准备追踪的批评报道掐死、要么将已采访但尚未见报的稿件夭折、要么干脆让宣传部以"影响稳定"的名义批评报社或记者乱来。
哥们儿告诉我，当新闻处长不到一年，才体会到其他工作都是虚的，只有"消防工作"是实的，也最能体现新闻处的权力所在，因为官员们对"消防工作"太重视了。
写下以上这段文字，也为了共勉：千万不能让这些无聊而又无奈的"职业消防队员"们钻了本报的空子，尽管地方报纸已经被他们钻得千疮百孔。
最近正在看一本书《重审××罪案》，看得我百感交集。想到我党历史上走过的一些弯路，概因为背离了我党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概因为只想"小道理"（比如疑心大权旁落），不顾大道理（比如民族兴亡，百姓福祉）。
想到报社近年来的一些现象和风气，真的很怀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报，大家不分上下级，不分老同志新同志，有看法有意见都能毫无心理障碍地公开提出，不争出个子丑寅卯不算完。老同志记忆犹新的有刚来没几天的陕西记者张文彦直言批评总编辑钟沛璋"不会写评论"（老钟可是写评论出身啊）；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米博华和焦育红公开就思想理论问题贴大字报论战好几轮等经典段子。下来大家照样是朋友，是好同事，该吃吃，该乐乐。当时我在科教部，我的主任李明昌就是出了名的"抗上"，印象中他似乎对社长老佘和总编辑老钟的意见都要提点异议，可是老佘和老钟从来都挺宽宥他，也很重视他的意见。前些天我去看望他，我说，老李你要是活在现在还那种做派可能没法生存。他呵呵直乐。
现在的大环境和过去不一样了，现在的报社领导班子也是报社最艰难阶段的一届领导班子（首度进入全面亏损），这一点我们大多数同志都理解，也体谅。但中青报路在何方？怎样让中青报走出颓势？我想这不是发几个红头文件就能搞定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凝聚人才，有效管理，尊重市场规律，经过争论尽可能地统一认识，这大概是考验我们领导班子智慧的时候了。当然，报社的风气建设和未来发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也有责。
顺便说点题外话，前不久本报头版头条新闻大标题为《亲切的谈话》，我看后很是吃惊，如此违反新闻规律，没有任何新闻要素的主标题，我想现在除了朝鲜的报纸大概是找不到第二家了吧。我们的报纸毕竟是办给读者看的啊。
我希望报社的这场争论对事不对人，对理不对人，非常同意××的意见"以此次风波为契机重建本报民主"，这样，我们报社还有救。
赞同××、××的呼吁。以此次风波为契机重建本报民主，更希望报社的这场争论充分做到对事不对人，对理不对人，如此，报社还有救。
这几天，接连在看抗战方面的东西，沉湎在一些民族情绪里无法自拔。但同时，听到一些信息，说现在的孩子对那段历史的漠然，比如不感兴趣、不清不楚；也看到一些简单的民意调查，不知道张自忠路、佟麟阁路来由，不知道张、佟为何人者，竟然老少男女皆有！这类的信息，让人沮丧，甚至悲伤。
扯这个，是觉得，一个人活得要有历史感，一个民族，要有历史感。无视历史、忘却历史的人、族群、民族，决不会有未来。
同样，尊重报社的某些优良传统，才会有报纸的未来。
作为来社13年（实习1年，工作12年）的"年轻老报人"，再早的事不敢说有多清楚，但是，仅仅就是93年初、95年初本报两次改版的大讨论，在当时旧六楼我们玩乒乓、羽毛球的大厅里，全社男女老少连日里从早到晚争相发言甚至起身捋胳膊挽袖批评与反批的群情激昂之场面，迄今历历在目。
即便是98年，又一轮改革前后，尽管没了面对面的大讨论，但是，大家提交的意见依旧如雪片般飞舞在当时的方正采编内部邮件系统中。
这种上世纪的自由民主风气，但愿还能在21世纪的本报重现。
李方调走，对报社自然是个大损失，对他的朋友我们也是损失（吟诵"看每一朵花开，看每一个女孩"的当年愤青，只在记忆中啦。），但对李方本人的未来，未必不是幸事。因此，李方是走是留，还是该让他遵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我们唯有尊重和祝福。
但李方调走，如此牵动人心，在我看，说到底，仅仅是，一些中青延续多年的气质和风骨，在我们的很多前辈老师身上，有，在我们这代人身上，还有，而李方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代表。而现在，大环境巨变，这种气质、风骨尚能残存，愈显珍贵，也不由得我们不缅怀。
文人风骨也好自由民主传统也罢，本报一直是有的，直到现在。如今，我们当中的一位即将调离。但是，我真心希望，这种风骨，不会离开这家报社，自由主义传统，不会离开这家报社。
最近关于考核条例的争论，我和多数驻站记者与编辑部很多同事们一样，都认为这不是关于个人收入的问题，而是关乎这张报纸的新闻标准的大问题。如果我们的考核标准对于什么是好新闻没有自己的定见，而只是以某位领导、某个部门的好恶为标准，那我们的报纸就丧失了自己的风骨，我们这支原本具有很强社会责任感的记者队伍就会逐渐蜕变。如果我们对记者费尽辛苦采写的，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却会引起被批评方不满的调查性报道不支持和保护，反而倒扣分数，这会让自己的记者失去对报社最基本的信任。
中青报有铁肩担道义的传统，没有看领导脸色行事的习惯。
赞同××建议，恳请编委会就新闻评价标准重新考量。不要让大家的呼声随风消散。
马丁·尼莫拉(MartinNiemoller)说：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者；接著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中国青年报正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青年报正在大方向上前进或倒退。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成员任何言行都会成为这段历史记录的一部分，或耻辱，或荣誉。其实，我们都应该拿出自己的勇气，去拥护自己的荣誉，去拥护报社的荣誉，不能让个别人的个别意志强加在我们这个有荣誉的集体上。
其实，现在我们在乎的并不只是细枝末节问题；我们在乎的也不仅仅是冰点或评论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在乎的是跟全体报社有关、又跟每个人有关的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在乎的是，过去8个月来，眼见着报社旧问题没有解决，还出现更多的新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出在根子上：我们的理念出了问题。不是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听说，"冰点"同仁已经做好被全体解散的准备；我听说，资深老报人做好了下岗的准备；我听说，有人公开坦诚地表示对现存管理做法的厌恶……
我们不能就这样让我们自己失望，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的希望而表达。
……
很明显，舆论氛围已经发生根本性扭转，任何一个报社领导人，都不可能对这些公开表达的强烈意见置若罔闻。前社长、总编辑徐祝庆见到我说，"这个办法已经完了，不可能实施了！"
我还没有这样肯定，知道权力习惯于一意孤行，如果报社党组、编委会在团中央的支持下"坚决不让步"，最终结果还很难说。然而棋要一步一步下，现在要看李而亮如何应对。
8月16日下午3点多，李而亮忽然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大同，我写了一个给你的回复，你看一下。"我问："发在哪儿了？"他说："发在公共留言上了。"
呵呵，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举凡在体制内的人都知道，官员和下属之间是从来不可能有公开辩论的，盖因此举不仅"有失身份"，还因为很多举动是暗箱操作，真实理由根本不可能拿到桌面上来讨论。李而亮此举完全是破例，我想他是气懵了头，听说他昨天散会后，回到办公室看我们的意见书，没过5分钟就冲出来了，进到一个副社长的办公室，不停地嘟囔，"我要给他写信，写信……"
我上网看他的回信：
我的几点意见
大同：
详细拜读了你洋洋万言的《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编委会》一文，很是吃惊。吃惊的并不是你对我和编委会尖刻的批评，而是吃惊你公然违背我们两人刚刚商定近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的约定，不宣而"战"了（因为此文已发到境外的网站上）。我说过，我不反对公开的批评，特别是对工作的探讨，只要是平心静气地、实事求是地，我都欢迎。如果你这次的公开信依然是在这个层面上，我还是要直接找你面谈，不用敲字那么费劲。但在你的文章里，确有许多内容超出了正常的批评范畴，涉及到事情本来应有的面貌，涉及到我个人名誉、品格的问题，而且广为散布，我就不得不出来进行澄清了：
一、《中国青年报采编人员绩效考核条例》明明白白就是一份讨论稿，编委会只是经过初步的讨论，并没有进入通过程序，然后下发各中心、部门进行广泛的征求意见。编委会为此要求各部门一定要传达到每一个编辑记者，征求所有人的意见。这些意思，在上周的例会上我也说得清清楚楚（有例会记录）。在广泛征求和汇总意见后，编委会准备视意见的情况，做好了连续开会研究的准备。可以说在此之前，这份《条例》只能是一份草稿，最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必要的修改，然后还要上报党组会讨论批准，才会正式下发。实施中还要试行相当一段时间，不断完善。我实在不明白的是，社内立即就有人拿这份讨论稿做文章，周末就全文发到境外网站上；我也实在不明白，你从哪一个字眼里解读到《条例》是已经编委会通过，"你和编委会根本就不准备对这部（省略号）的条例作充分的讨论并做实质性的修订。所谓征求意见，无外就是让大家在自己挣多少分上在讨讨价罢了。"事实上，你所在的周刊中心讨论就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有谢湘发的讨论记录为证）。那么，针对这样一个尚待修改的草稿发此万言公开信，而且匆忙发到境外网站（不一定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能告诉我实话吗？
二、你和卢跃刚都向我表示过，我和"冰点"的同志们应加强交流沟通。上一个礼拜天（7日），你给我发了一份很长的留言，提出我们之间需要直接交流，认为在一家报社同仁之间，没有必要云山雾罩，有什么话完全可以当面说清楚。还说"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人为地制造这种交流障碍，毫无道理，只能解释为你不想和我们直接交流。"我当即给你回了一个我认为还情恳意切的留言。第二天，你谢了我的回复，而且说你喜欢这样直言不讳地交流意见。同时表示等我有时间，咱们好好聊一次（因有对留言内容的保密约定，我不引用具体内容）。上星期四下午，我腾开了其他事情，约你谈心。你不在办公室，江菲接的电话，她说转告你，让你给我回电话，而你没有回话；第二天上午，我亲自电话约你，你说在家写对《条例》的意见，来不了。然后我们约定这一周尽快安排时间见面交流。但就在星期一的早上，你就迫不及待地公开抛出主要针对我的公开信。让我怎么来理解呢？要么你压根就不准备和我交流；要么就是担心与我交谈后会影响你的"行动"。但你行动目标主要是我，为什么不交流一下再出手呢？我觉得你这样做，作为同事来讲是不尊重，作为朋友来讲是不仗义，作为君子来讲是不坦荡。
三、你在公开信中，多次谈到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引用我在一些场合说的话而感到不屑，认为"造谣、造假、按需要来随意编排事实，这些早已都是被中国新闻业摒弃、严格警惕的行为。"同时还表示了你从业26年来坚持的职业操守。你这次的公开信可以说向国内外披露了一个大新闻了，但其中的虚假成分是可以举出很多的。略举几例：
1、"据了解，对这部办法的宗旨和所有细节，绝大部分编委也是临开会前才第一次看到。如此事关重大、细节繁复的条例，竟在区区两三个小时的一次会上就通过了，堪称为一个管理奇迹"。事实上，这份条例是7月27日发各位编委的（其中也送宏猷）。为了让编委高度重视，专门文字提示"计划下周讨论，请各位编委做好准备。"给每个编委的文本首页都清楚标明发放日期。编委会8月3日开的，整整一个星期时间准备。你找任何一个编委都可以得到准确日期，所以不知你据谁做的"了解"。
2、"此前，评论部的同事们开会，要求主任李方找总编辑澄清本报评论员起码的良知和羞耻心的底线。他在痛苦中找你，你是如何回答的呢？你没有耐心听取一个部门主任的沉痛陈述，你没有平等地讨论怎样改善中国青年报的评论（省略号）"。我清楚记得，7月22日下午，我正在六楼主持记者会的闭幕式，李方电话打到我手机上，问我对网上贺延光的留言怎么看。我说还没有看到，等看了以后给他回话。晚上吃完晚饭，我在家即主动给李方去的电话，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谈话是很诚恳的，最后李方是很平静挂机的。第二天，我即到云南出差，10天才回来。如果不是8月2日编辑中心会上李方的发言，我还认为这件事情带来的影响已经过去了。怎么到了大同你的描述下，就完全变成了无中生有的离奇故事了呢？
3、"在刚刚结束的本报全国记者会上，听说你向记者们传授了策划新闻的心法。若干年前，河南郑州建成了一座大型立交桥，当地官员很想上人民日报露脸。（省略号）果然，那条新闻就上了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就是你自己写的吧？）。你很得意自己的创造，说此举受到了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的表扬。"事实是，当天举行的是记者与领导交流，谈的并非是新闻策划的话题。有记者认为，现在记者站要承担许多地方团组织工作性的稿子，建议《共青视点》还是要留一部分版面专门安排工作稿。我表示不要指望留这样的版面，现在《共青视点》就是要做成新闻版。又有记者提出：一些团的活动缺乏新意，又事关本报发行，团省委很希望见报怎么办？我回答说就想办法找出新闻的由头，在不影响事件性质的前提下，是可以想法找一些"新闻眼"的，于是就举了我自己上述的例子。未了我还补充，这样的采访不可多用，还是要靠常年的积累，每年给一个省扎扎实实做一两个上档次的，比你发多少个工作简讯都强。需澄清的是，第一，不是就新闻策划教记者心法，而是探讨处理与工作相关的稿件如何做得不要干巴巴；第二、我举例时说稿子是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并没有说发一版头条，更没有说受到李长春的表扬；第三、座谈时大同你并不在场，完全是道听途说，却在公开信中描述得如此绘声绘色。
4、"已经听到多人传说，中宣部某领导是你的大学同班同学，关于本报的一些表扬阅评，就是由本报自己人撰写，交由阅评小组再发下来——我不敢、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宁愿只是传说。"这我就非常费解了，既然是连你自己都不敢、不愿信的传说，为什么就敢白纸黑字写出来？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事情的真实情况：新闻局长胡孝汉的确是我大学同学，但我以人格保证，我没有在阅评表扬上要求过任何关照（阅评组是相对独立的）。如果真得以关照，我倒是希望"冰点"今年以来那么多的批评被拦下哪怕一件也好。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中宣部阅评组看到中青报的报道后，需要进行表扬肯定，又对采写刊发的情况不尽了解，要求我们先提供相关情况。如今年的"两会"报道、科学发展观报道等。所有的表扬与批评，没有一篇是要来的，我也没有这个本事。你以"传说"为依据，推理出其中存在的"黑幕"，我认为是对中青报的污辱，也是对这么多采编人员辛勤劳动的污辱。
在你公开信里引用我的话中，不顾特定场合、语境来进行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添油加醋的地方还有很多，就不再一一列举。我感到困惑的是，在同一文章里，你一再标榜自己职业操守、价值观念的同时，一面又大量引用未竟经证实的"报料"，难道这就是你把守的底线吗？当然，说你引用的材料全都不实也有失公允。比如你引用的有关我"大彻大悟"的那段话，我还是认帐的。那是我在参加完国防大学"舆论战"研讨班回来后，在例会上谈的感想，事先声明了只在内部说说，还专门交代小谢不要记录。会后有好心同志提醒我，会议上不要口无遮拦，有些人会专门记下来，作其他目的引用。我不信，因为大家都说中青报的优良传统就是可以畅所欲言。现在想来，果然应了同志们的忠告。
最后，回到你公开信的主旨。信写了那么多，按我的理解，核心就是你认为这部新条例，颠覆了中青报的优良传统，否定了人民群众欢迎的舆论监督，特别是有意挤压"冰点"；只唯上，不求实，是李而亮个人意志的产物。这是个大问题，要论述起来需要很大的篇幅。其实，在条例讨论稿之前，社党组、编委会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贯穿的主线已经非常清晰，也经大家讨论通过。版面调整后中青报明确的核心价值观不是在条例中突然冒出来的，这点大家应该清楚。这里我只想举一个你公开信中批评矛头直指的目标——中宣部阅评。今年以来，中宣部对本报阅评（含综述和青年参考）共24件，其中表扬的13件，批评的11件。其中涉及冰点的批评的5件、表扬的1件（方舟子〈永动机重现江湖〉）；而冰点被批评的稿件中没有一篇是舆论监督的。本报被表扬的稿件中当然是以正面报道为主，但也有舆论监督的，如"北京禁放屡遭挑战"、"遏制泛滥的美女经济"以及最近的求实篇"别让富豪牵着鼻子走"。由此看出，对阅评表扬稿件予奖励，并非扼杀舆论监督。同时，阅评的表扬看似给分高，但概率毕竟很低（据统计，今年的阅评是比较多的），而不像AB稿件、版面以及每月的读者评价，有固定的数量。如自7月份以来评出的A稿共21篇，其中舆论监督的稿件就有15篇，占了70%，这是在封杀舆论监督吗？
相反，今年冰点并非舆论监督的5篇被批评的稿件中，就有三篇受到中央领导的严厉批评。如果这就是你们所赞赏的中青报勇气和价值观，那明日的中青报会是什么样子，谁都清楚？大同你强调读者认同，大家可以查一下龙应台文章发表后的凤凰网，跟贴数万条，骂龙应台、骂中青报的有多少，你不会视而不见吧。当然，我从不回避在这些文章把关上我该负的重要责任。可是，在我痛苦地一遍遍写检查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表现的，起码没有说过一句让我感到暖心的话。所以，我表示要改变"领导写检查，下面看笑话"的状况，绝不是无感而发。还是说到读者认同，自7月版面调整以后，尽管冰点没有作任何改变，但每周阅读点击率在逐步下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已经落在了屋檐下、法制、教育、要闻，共青视点的后面。尽管不全面，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问题，值得你们反思。起码不要再单纯用冰点来衡量中青报的办报水准了。
以上是我个人意见，不代表编委会和任何领导。如你愿意，我还是希望与你面对面地好好谈谈心。
李而亮
看完我禁不住笑起来，简直是太有意思了！他将给我的私人信件发在公共留言上，难道不知道这也会很快被发到"境外网站上"吗？这对一个官员来说绝对是犯了大忌（《几点意见》确实于当天就上了"境外网站"）。我只是感到不可思议，在我给他发了那样一封"摊牌"性质的长信，明确说出"《冰点》可以被削弱、被取消，但决不会无声无息地死掉"，还在电话中告诉他"正在准备文字意见"后，他怎么还认为是"不宣而战"呢？
不过，这个举动还是让我对李而亮刮目相看，这证明他还有普通人的性情，还没有彻底沦为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却暗中打击报复的官僚，这种行为应当鼓励。我立即在公共留言上给他回复：
而亮：
谢谢你的公开回复或反批评，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鉴于在我告诉你正在准备个人文字意见后，你还认为我是"不宣而战"，那么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对你的"几点意见"，我将做出详尽的公开答复（今天要出报，没有时间）。与报社领导就报社建设的任何重大问题做公开讨论，是我梦寐以求的报社风气。我们之间的留言往来，要求"保密"的是你，而不是我，我很愿意将这些往来公诸于众。
我的意见书被何人发到外面去我不知道，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迄今我已接到许多新闻机构的采访要求，均被立即拒绝。将这次讨论严格限于报社内部，是我一开始就遵循的规则。
再次感谢你的公开作复！
大同
这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公开辩论的好机会，我不能放过。当晚回到家里，我立即开始写回复，几个小时过去，竟写出将近一万字，还远没有写完。谁想到，事件很快就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我原来估计至少要一个星期才能见分晓。
8月17日，一上班，就得知这封意见书已经飞快在中国新闻界广为传播，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应。各个新闻媒体朋友的支持短信一时络绎不绝，各种评论开始在网上涌现，不少地方报社甚至公开贴在自己的内部网上。其中，网名为"十年砍柴"的作者，写了一篇后来流传甚广的文章，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新闻人对中国青年报、对这次事件为何会高度关注：
关注中青报命运就是关注自己
从网上读完中国青年报资深编辑、我们新闻人的前辈李大同致该报总编辑的公开信，心中有难言的悲凉，同时也萌生对大同先生莫大的敬意。
这封信看起来只是讨论中青报新出台的考核办法，似乎也只是表达一个中青报人对自己奉献过半辈子的报社一份珍爱，对自己新闻理想的一种坚守。但这篇公开信我以为值得全中国新闻人，尤其是现在仍栖身在所谓主流大报中的新闻人关注和讨论，他说出的不仅仅是中青报的问题，也是全体"官办"报社的共同问题。
我们太多的人习惯于权力威势对新闻的支配，利益得失对理想的吞噬，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宣传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时，终于有人站出来了。从去年的卢跃刚，到今天的贺延光，李大同。站出来的都是中青报人，这份荣耀当属于中青报人，但是我真希望这非最后的抗争。
卢、贺、李等人，无论从其资历还是知名度来说，中青报未来如何对他们个人的利益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他们既没有跻身于庙堂的心思，也过了那个年龄，他们在圈内的影响，使他们即使这张报纸倒闭后也衣食无忧。他们站出来明明白白表达自己的态度，不为个人计，也不仅仅是为中青报计。他们既在维护自己的理想和荣耀，也在为所谓主流报社的新闻从业者，维护最后一点尊严。就如当年袁世凯逆历史的潮流称帝，蔡锷在通电反对他时，陈述了他和袁公并无私怨，甚至肯定项城待他不薄，但要为"四万万中国人争人格"，毅然起兵于边陲。公义当前，个人恩怨微不足道。
如果，中青报也沦落为充斥着媚俗赞歌的黑板报，那么我只能说，所谓主流的大报最后一个理想主义的堡垒陷落了。这将是所谓主流大报新闻人的共同耻辱。
现在供职于中青报的人也就几百名，曾经供职于此的人数也有限，但牵挂着这份报纸的新闻人则是其十倍、百倍甚至更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青报是许多新闻人托梦之所在。比如我，栖身在和中青报号称兄弟的另一家报社，对本报尽管有种种不满足，但是我不至于到痛心疾首的地步。因为在本报，二十多年来从来就很少有理想主义的发育空间，我来之前如此，我来之后亦如此。在这样的文化中，我最佳的方式是尽本分干完自己那点活，说俗一点，我仅仅把那份活看成谋生的职业，而非承载理想的事业。而中青报不一样，她已然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有她在所谓主流大报还不至于脸面荡然无存。因此，我可以说关注中青报比关注自己所在报纸更甚，她的版面一点改观，人事的一点变动，我都倾注了很大的注意力。——恐怕其他媒体的许多同行也是如此，大同的公开信刚刚出来，央视一位正在机场准备去外地采访的同行，就在电话里和我讨论了半天。
因为这种情结，我认识结交了中青报的许多同龄朋友，自愿做一位不领该报工资的"编外人员"。除了卢跃刚老师外，李大同、贺延光老师至今无缘结识，但我一直把他们当成前辈，隐隐有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情怀。我也和中青报的朋友一样焦虑过，李大同先生那一代中青报的人精神和气质能否比较完整地薪火相传下来。
当然，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我和中青报的朋友也不止一次讨论到，要想再有中青报80年代几乎"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影响是很难的，因为新闻媒体的总量大大增加了，竞争更加剧烈了，受众对新闻产品也愈加挑剔了。八十年代中青报采编人员"黄金一代"的阵容重现的难度也很大。从83年到89年，正好是我的中学时代，是一个农村少年接受外界文明最佳时期，那时候的中青报对我而言，还真有点"灯塔"的味道（现学现卖，别嫌肉麻）。通过报纸我也熟悉了许多中青报老师的名字，李大同、卢跃刚、贺延光、张建伟、孙凯、王安、毕熙东等等，放眼当时的中国报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育以及社会等新闻领域，中青报都有该领域最优秀的采编人员。——很多后来进入新闻界的非中青报人，都有我这样类似的心路历程。
我进入新闻圈，已经是二十世纪末，此时的中青报已无当年的风光。多年来作为中国平面媒体新理念的策源地，中国报刊人才"黄埔军校"的地位已不再，这一地位似乎被南方报业集团代替了。——这大概也符合"礼失而求诸野"的圣人之言吧，京华之地无人担当这种责任，九荒之外，自然有人接过来。原因当然有上面所分析的那样，中青报80年代"黄金一代"可看成手工时代打磨出来的工艺品，每一件都不可代替，都有自己的特质。这样的记者，他作为新闻人所表现的素质是多方面的：理想、热情、责任感、业务能力等等都超群。他们单个人一只笔，就能写出让世人惊叹的文章，如横刀立马的大侠。而今天的新闻产品。不再停留在手工时代，而是大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南方报业集团也许更符合这个时代，它们有着现代化的经营理念，有着成批量生产的人才机制，有资本主义初期开疆拓土的原动力。他们不需要培养80年代中青报"黄金一代"那样的记者，他们只要为这个时代一批批生产合格的、有市场的新闻人才就行了。除了这类原因之外，和中青报以及与她状况相若的所谓中央主流报纸所面对的政策环境大有关系。如果说，80年代的"画地为牢"，上面给画出来的圈子还有一丈见方，今日画出来的圈子只剩下一尺见方了。
举个不恰当的比喻，上头直接管理的报刊，可视为自己的"手足"与"羽翼"，他们以为管住了自己的"手足"就管住了整个社会的舆论。可是今天来看看，自己的"爪牙"和"羽翼"是管住了，而且差不多管死了，舆论管住了没有？网络的勃兴，淡化官方色彩的各类报刊增多，人们越来越不需要上头所控制的那些媒体所发布的信息了。我们假设一下，《人民日报》停刊一周，《新闻联播》停播一月，中国老百姓的两耳就会失聪么？我看不会，也许大多数老百姓不会有什么感觉。看到所谓中央主流报刊的集体沦落，栖身于内稍有新闻理想的人于心不甘呀。这是非战之祸，如果在同样的规则和平台中和人比武，输了就输了，心里服气。可这简直是将疆土拱手相让呀。将来的历史不知道如何评价这种自斩手足自断羽翼的行为。
尽管如此，因为中青报的"文脉"未断，十余年的风雨中依然支撑下来，那风骨犹在，虽然消瘦了许多。在诸多的中央主流报刊中，中青报还是一枝独秀，她仍然是无数学新闻的大学生梦想的地方。中青报的年轻记者成长的速度比别的报社快，成长的环境比别的报社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应当得益于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中青报人的余泽。一些年轻的记者编辑，比如李方，在同龄的同行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较大的影响力。
可是，李方走了，因为"灯塔事件"。我和李方兄神交许久，也从未谋面。他所面临的困惑，作为同行感同身受。那篇评论我仔细地读过，当时就说，如果没有那个恍若隔世的"灯塔"比喻，这篇评论无论从立意、结构、行文都不错，也没有什么肉麻的感觉。我在机关写过几年"等因奉此"之类的公文，又来到报社写过一些主旋律的报道，深知此类文章之难写，尤其是对还有新闻理想的人而言。写那些汪洋恣肆、针砭时弊的痛快文章不难，不久完全凭才气和见识么；如果干脆自唾其面，就拣上面爱听而会遭读者嘲笑讽刺的话说，这倒不难。可要完成应景文章，还要读者不讨厌，不影响进食的前提下把它读完，确实相当困难。李方做得已经相当不错了。理想主义者不是一根筋的蛮夫，并不拒绝妥协，但是这种妥协是有底线的。底线是什么？每个人不完全相同，但应当是不要彻底将人沦落成工具，彻底践踏一个人的尊严。
"名节"二字，今天似乎很陌生了，但一个读书人，还是需要讲点名节的。明末清初，满清人入主中原已成了不可能更改的事实。让读书人都学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是不现实的，但是不能像钱谦益那样。青楼出身的小妾柳如是劝他投水成其名节他害怕。——这也可以理解和接受，人都有求生的欲望。可他最后做了清朝的官，这就没法原谅了。有没有中间地带呢？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三先生自知无力回天，也剃头易服，也承认清廷的统治事实，但就是不出仕，而是于野外荒村著书立学。——我以为，在那个时代，三先生的行为就是知权变而又守住底线的做法。
应当允许读书人有种模糊的态度，要给人一个中间地带，如果非得人家赤裸裸地表态，是会吓走一些人的。如果那篇评论在别的报社，也受到了上头的高度赞扬，也许作者以此为荣，认为工作受到了肯定。可是李方却不以为荣反以为耻，辞职他就。也许按通常的标准，不能理解这种行为，这可能就是文化的差异，中青报还有这种文化。李商隐在《安定城楼》中有两句诗："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鶵竟未休。"臭老鼠在猫头鹰眼里是美食，可对凤凰没什么吸引力，凤凰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年轻人有名利心很正常，用名利去诱之也是常用的方法。《离骚》中有言："恐修名之不立"，对一些人来说，要的是"修名"而非其他的名。
李方的决绝让我对他更生敬意，他这也是明智的选择。爱惜名节的人是会得到更多人尊重的。今天已非几十年前用单位、粮票、住房控制一切的时代了，从里面出来对真正有些本事的人来说，不但饿不死，也许会活得更好。可李方的辞职，对中青报是否意味着一种象征？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在南方报业集团早就是各报的总编、副总编了，各领风骚好些年了，而在中央传统媒体，成长得太慢，不过现在也到了该走上决策层的时期。李方的走会不会使其他人有狐悲之感呢？如果，当中青报"黄金一代"渐渐老去的时候，新的一代还未完全成长就星散或者尽快改道，中青报可能会真的沦落。
文化这东西，说起来很虚，但却很实，实到处处都存在。文化是最难形成，消亡后也最难起死回生的东西。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一国一朝如此，一个地域一个单位也如此。
由此，我能理解李大同、卢跃刚、贺延光这些为中青报文化"所化之人"痛心之所在。他们的抗争，其结局有可能如唐吉坷德大战风车。但抗争的价值，若不显于今朝，则必见于明日。
关注中青报的命运，因为这也是关注自己的命运。
报社内部网上的跟帖越来越多，我们能感觉到考核办法已经"风雨飘摇"，是存是废，取决于下午将要召开的党组和编委会会议。现在，还不能排除领导班子成员慑于上方政治压力和自己生存功利的考虑，不表示反对意见的可能。如果是这样，这封意见书甚至会被扣上"自由化"的帽子，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我开始考虑如何应对这个前景。
然而，领导班子成员终于不再是铁板一块了。下午4点多，我们不断得到5楼会议室里发生激烈争执的消息，声音大得外面走廊都可以依稀听到。据说一个副社长激动得站起来指着李而亮大声批评，几个从来开会都不说话的编委会成员也都表达了对这份考核办法的不赞同，甚至也对李而亮本人提出了批评。事实证明："编委会一致认为：该办法导向明显，原则明了，条例清晰，涵盖面广，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过是起草者一厢情愿地自欺欺人。
"事情正在起变化……"我们在办公室里念叨着，耐心等待最后的结果。这时，一个支持者的电话打进来，这是一个高级军官，也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他说，昨天就看到了你的意见书，非常理性、非常重要。这是党内的正义之声，我和我周围的军官都支持你们，坚定站在你们一边。如果需要公开声援，请立即告诉我……这个电话声援让我很感动，中国军人也在时刻关注这份报纸，在关注中国政治的发展。
将近下午6点，党组会议纪要在网上发布了。我们一看，哇，这份考核办法被废止了！而且要重新组成新的班子，重新起草，直至大家共同同意，没有时限！
从《冰点》的意见书发出到这个条例被废止，总共只有短短两天半的时间，我们之中最乐观的人，也不会想到反击会如此成功，如此快的成功。这表明，中国青年报的文化传统，近年来虽不断在被蚕食，然而风骨犹存，此时尚可与官僚意志一搏。
晚上，《冰点》全体编采聚餐。一位《冰点》作者张立宪（网名"见招拆招"）恰好这一天来报社，当然一起去。我们打听到"十年砍柴"是何方神圣，也立即通知他前来聚会。"见招拆招"翌日写了一篇日志记录了这天目睹的场景，题目叫《风暴眼》，很快在网上流传——
8月17日下午，天高气爽，我来到中国青年报社，在一楼登记时，我看了一下时间，是16：00。
上到四楼，进了李大同老师的房间，这里是最近几天中国传媒界的风暴中心，气氛反倒比较祥和。杜涌涛老师将我按在他的椅子上，指点我看报社内网上的公共留言簿，上面有李而亮总编辑对李大同的回复，以及报社同事对李大同的支持，声援李而亮的帖子我没有看到。在看这些帖子的过程中，李大同在不停地接电话，基本全是和蔼地拒绝来自全国和全球的采访要求，卢跃刚哼着与其年龄不符的无调门小曲，遭到以我的两个师妹为首的女同事们的嘲笑。
当晚，我的冯家师妹及其宠物男人要犯贱做东，请冰点全体同仁吃饭。我是来蹭饭的。
在编辑部晃悠了一会儿，等待饭点的来临。我看到大多数电脑上打开的主页都是报社的公共留言簿，不时有人坐到前面刷新一下，然后点开新帖子。李大同的房间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探马流水价报告各方动态，他老人家则沉默得像一块金子。
熬到了六点，结伙下楼，此时听到消息：考核办法停摆，组成新的委员会，制订新的办法。
胜利了吗？饭桌上的十八个人没有流露出丝毫浅薄的欢乐。在奔赴饭局的路上，担任司机的邓琮琮老师说，即使这个考核办法被废止，即使李而亮不做总编辑，冰点也要完，中青报也要完。
战略上的成败得失，谁能一眼看个清楚呢？我想到了苏芬战争。斯大林愚蠢地决定入侵芬兰，结果被芬兰军队打了个稀巴烂。这场军事行动的示弱，使希特勒有了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信心，斯大林吞下巴巴罗萨的苦果，苏联红军一溃千里。而事实上，由于希特勒入侵苏联，使得二战军事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同盟国得以结盟，最终吞下苦果的是希特勒。
写下一篇雄文呼应李大同万言书的十年砍柴应邀来到饭局现场，身傍李老师而坐。我侧耳倾听他对李老师念叨，但他浓重的湖南口音使我听不清楚，依稀听到"……反自由化的时候没死，八九年的时候没死，难道到了如今……"我插话道：死于和谐社会。
李大同老师发言，横竖也是个死，与其窝窝囊囊的死，不如有尊严的死个痛快。
出去撒了泡野尿，我想起美国新闻摄影家凯文·卡特。他在苏丹看到一个小女孩艰难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奄奄一息，一只大鹰在其身后耐心地等待着小女孩成为它的食物。卡特拍完照片，赶走兀鹰，注视着女孩继续蹒跚前行。然后，他坐到树下，点燃一支烟，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恸哭。
卡特记录下来的这一情景使他获得普利策摄影奖。得奖后两个月，他杀死了自己。
他的遗言是："追求真实的人，只有去死。"
尿完尿回来，我突然明白了十年砍柴刚才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特别属于中国青年报的那种气质、风骨与血脉。死了吗？没有吧。尽管为这个行业的尊严和权利鼓与呼的是几个五十多岁的老战士。我问李老师，你们做的最坏的打算是什么？他手下的年轻人纷纷答道，大不了不干这一行了。
万言书激发的波澜会被打压并化解，其他媒体的同行也不可能做出策应的举动，属于我们的梦想依然遥不可及，但这家我所热爱的报社迥异于周遭的空气稀薄地带，有着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既孤独，又浪漫。
饭局结束，大家握手作别，"群豪白衣如雪，一个个走到张无忌面前，躬身行礼，昂首而出，再不回顾。张无忌想起如许大好男儿，此后一二十年之中，行将鲜血洒遍中原大地，忍不住热泪盈眶。"
坐在出租车里，我似乎感觉到世界和时间在身边无声的流淌。不管我们是快是慢，是走是停，亘古的死亡都在不远处等着我们。
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在通往死亡的路途中，我们为什么不让自己活得有趣一点，有种一些呢？
这次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很难估计。报社一个副总编辑告诉我，中央广播电台一位副台长对他说，"这封信写得太好了，我们台里写不出这样的东西。"新华社一个朋友告诉我，在某一天的编前会上，到会各部门主任都在议论此事，甚至还有人提议找出新华社的考核条例来对照一下。原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胡绩伟老人，托人给我捎来信件，告知"人民日报大院里的老报人都看了这封信，十分兴奋"……
最有意思的是，不久后召开了中国记协全国理事会会议。本报前任社长徐祝庆与会后回来告诉我，第一天上午，会议休息时间，中央和全国各省级媒体总编辑们纷纷把他围起来打听此事进展，表现出极大关注。中宣部副部长、人民日报社长王晨对老徐说："这个做法不是二百五吗！"——真是奇怪，李而亮就是他推荐来的。南方一家报业集团老总评论说："这是把一个最见不得人的东西，拿到了最不应该出现的报社里，太愚蠢了！"人同此心呀，连这些媒体老总也不例外。
在无数网上评论中，有一些表达了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普遍心态，那就是对新闻管制制度的绝望与无奈。也许，这是一种更普遍的心态，表明了：有什么样的体制就会生产出什么样的人，再不改变体制，多数新闻人将不可避免地玩世不恭。譬如这一篇：
那天看了××兄弟关于中青报《冰点》以及中青报现状的文章，又看了他提供的链接，读到《冰点》主编李大同写给编委会的信。看完后回帖。然后再看一次那封信。
李大同的信是对中青报新的考核条例的批判，东方对此也有详细而深刻的阐述，我就不再批判了。我只想说说这封信本身。
坦率地说，看完这封信后，我的第一感觉是震惊。不是震惊于中青报怎么会制定这样的考核条例，而是震惊怎么会有人写这样的信。
但李大同的确是写了。
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报社采编人员写给报社总编辑的最大无畏的一封信，一封直陈当下新闻界潜规则的信。其中语气和用词令人大跌眼镜。
我相信李大同写完这封信后肯定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恶气。我看完这封信后则是叹了一口气：大同同志看来是破釜沉舟，铁了心要离开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中青报了。
我在这个行业也呆了十来年了，因此完全能够理解李大同的心情，体会李大同的愤怒，感受李大同的无奈，也基本上经历过李大同的经历，但是，我与大多数人一样选择沉默。我们都不想也不愿意做那位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我们以媒体的政治和阶级属性解释一切现象。我们以美国之音总编也被白宫炒掉聊以自慰……
我问一位新华社的朋友，有没有见过李大同的信，他说没有，就传给他看。半晌，该朋友发过来一句话：
新华社没这样有骨气的人。我们的考核制度与中青报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几乎听到了一声长叹。然后我们世故地讨论李大同这封信的得失。然后我们一致认为与其改变不了什么，还不如闭上我们的嘴巴。然后我们无语。
一会，msn窗口黄光闪动。对话框中说：
回家！吃饭睡觉！当记者当出鸟来了！管他妈×！
事件变化太快，以致把我逼到了"食言"的境地——我宣布给李而亮的公开回复还没写完呢，现在是继续写，还是就算了呢？报社同事却不依不饶，不断有人给我发留言要求"先睹为快"。我决定还是写完。
两天后，社长、党组书记王宏猷找我单独谈话，要求我不要再写回复，至少不能再公开。他说而亮初来乍到，对中国青年报文化传统不了解，应当理解，你再发布一篇，他的总编辑就不好干了。我说，我和而亮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信不是针对他的，只是针对一种观念、一种制度。我同意从报社的大局出发，这篇回复不再公开发布，只选择一些部门负责人发私人留言，否则就等于默认了他对我的"指控"，而社内同事根本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王同意了。
可报社外的读者可没有这个耐心。很快，批驳而亮的帖子纷纷出笼。一位"公民评论员"的文章相当专业，在此节选几段：
舆论监督
对于舆论监督的问题，笔者先引用两届总理对媒体的要求。1998年10月7日，前总理朱镕基同志专程来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座谈，并郑重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2003年8月26日，温家宝总理自上任以来第一次视察中央电视台，在《焦点访谈》演播室赠言："与人民同行，与祖国同在，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进"。可见，不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都对舆论监督寄予了厚望。
我们首先看看"中国青年报采编人员绩效考评条例（试行）"，通篇没有出现舆论监督方面的内容，正如大同先生所言，这不是"疏忽"，而是刻意为之。我们再看看李而亮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答辩。李而亮先生在"我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提到，中宣部阅评组对中国青年报舆论监督表扬的稿件是："北京禁放屡遭挑战"、"遏制泛滥的美女经济"和"别让富豪牵着鼻子走"，从标题就可以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舆论监督！笔者在此为中国青年报仅只有这样的"舆论监督"而汗颜，内心感到极度悲愤！难道李而亮先生对新闻媒体是"第四权力"这样的基本常识不懂吗？新闻媒体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监督权力的权力！
笔者在此质问李而亮先生，这3篇稿件是在监督权力吗？当然如果说这3篇稿件中没有出现权力的气味，可能有失公允，但硬要说与监督权力有关，那只是给当权者隔靴搔痒，是给权力拥有者按摩！难怪这3篇稿件能获得中宣部阅评者赏识！身为总编辑的李而亮先生却为此感到光荣，笔者却为中国青年报和李而亮先生感到羞耻！笔者在大学求学时期，是中国青年报的忠实读者，特别喜欢看"小辣椒"栏目，可以说是伴随"小辣椒"一起成长。可是，后来"小辣椒"不辣，笔者也就逐渐远离了中国青年报，同时也远离了所谓的主流媒体。
笔者日常生活中是买都市报消遣，获取新闻主要靠网络。卢跃刚先生文章中提到，中国青年报是对青年人有着广泛深入影响的"全国性大报"，是备受读者和业内人士尊敬的"伟大报纸"，笔者认为此言不虚。年轻的时候，笔者从中国青年报吸取了很多有益的营养，受益匪浅。虽然，现在不买中国青年报，也很少看中国青年报，但作为曾经被中国青年报惠泽的一代人中的一员，在中国青年报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笔者有义务和责任站出来表达心声！
核心问题
前"导师"曾教导我们，看问题要分清楚主流还是支流，分析矛盾要分清楚主要矛盾还是次要矛盾。就"中国青年报"事件而言，李而亮先生为首的编委会是否想将"中国青年报人奴化、庸俗化"，是否想"试图整体颠覆中国青年报精神和价值观"，这才是此次事件的核心问题。
在这个核心问题上，李而亮先生是如何应答的呢？李而亮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最后，回到你公开信的主旨。信写了那么多，按我的理解，核心就是你认为这部新条例，颠覆了中国青年报的优良传统，否定了人民群众欢迎的舆论监督，特别是有意挤压冰点；只唯上，不求实，是李而亮个人意志的产物。这是个大问题，要论述起来需要很大的篇幅。其实，在条例讨论稿之前，社党组、编委会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贯穿的主线已经非常清晰，也经大家讨论通过。"。相对于在大同先生的几个"失实"之处，所用的大量笔墨来比较，李而亮先生在核心问题上惜墨如金，只是用寥寥数语"这是个大问题，要论述起来需要很大的篇幅"一笔带过，可谓是"举重若轻"呀！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贯穿中国青年报的主线"？在李而亮先生解释之前，我们读者只能从"中国青年报采编人员绩效考评条例（试行）"具体条文来分析。
从该条例中的加分和减分条目看，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以李而亮先生为首的中国青年报编委会，是想将中国青年报办成领导最喜爱的报纸，而不是读者最喜爱的报纸。也就是说，领导喜欢就是我们报社的最爱，也就是中国青年报的价值观，"中国青年报的价值就是你们的价值！"，这就是李而亮先生"贯穿中国青年报的主线"吧？当然，李而亮先生这么差的办报水平，更不可能将中国青年报办成领导和读者都喜欢。其实，办成领导和读者都喜欢的中国青年报是可能的，在周强、赵勇同志之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下，中国青年报一直保持着这个鲜明的特色。要想将中国青年报办到这个境界，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开明的团中央领导，二是有一个好的总编辑，三是有一大批有新闻职业操守和才气的报人。现在看来，对于中国青年报而言，前两个条件是不具备了，第三个条件在前两个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青年话题主编李方的辞职，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青年报在同业中引以自傲的杰出报人将会越来越少，吹鼓手式的报人将会越来越多。
虽然，笔者现在很少看中国青年报，但对中国青年报的杰出报人，一直深怀敬意。在此，笔者向卢跃刚、李大同、贺延光、李方等诸位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特别是对李方先生置地有声的言辞：决不做××的狗，毅然辞职的举动击节，这表现出了一个崇高报人的气节！但是，我要对中国青年报还有良知底线的先生女士们进言，李方先生这样的抗争是必要的，但有一个李方已经够了，如果都像李方先生这样一种方式抗争，那将是自己损兵折将，正中了那些希望将中国青年报办成第二份光明日报的人的下怀！你们应该继续留在中国青年报忍辱负重，在体制内抗争。没有熬不过去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我们读者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跳动，我们读者是你们永远可以依靠的力量！关心中国青年报的命运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命运，就是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
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
这次"中国青年报"事件，之所以引起世人瞩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卢跃刚先生和李大同先生在文章除了批评了主编李而亮先生外，还批评了主管中国青年报的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同志，要知道赵勇同志是部级干部呀。这些年来，像卢跃刚先生和李大同先生这样直言不讳地公开著文批评高级干部不多见，简直就是稀缺！不过很多官员和老百姓都会认为卢跃刚先生和李大同先生不识时务，这样做不适时宜。其实，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直被执政党认为是自身的优良传统，是其执政的几大法宝之一，执政党并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对高级干部进行公开批评。可是，这些年来，自我批评几乎绝种，批评只是上级对下级批评，鲜见有下级对上级的批评，奴才文化，犬儒文化已经从官场向教育、科技、新闻等行业蔓延。一些官员作报告，对社会上一些不好的现象，经常归结于受"封建流毒"影响。事实上，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除了"封建流毒"和"封建糟粕"外，还有"封建亮点"。在"封建社会"，皇帝经常由于自己的错误决定，对国家造成的损失，向全国人民以"罪己诏"的公开方式做"自我批评"。开创唐朝盛世的唐太宗能容许宰相魏征直言"犯上"的批评，并且视魏征为其"三镜"之一。
可叹的是，经过一千多年的进化，在一些地方封建迷信又开始沉渣泛起，而鲁迅批判国人的封建劣根性之一奴性并没有减少多少，反而大有发扬光大之势。就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和谐的关系而言，笔者愿意时光倒流，去做大唐的子民！
最后，以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得很高，很高。"与本文中提到的诸位先生和读者共勉！
最后，饱受意见书批评的官僚们是否抓住了我们的"小辫子"呢？没有！从始至终，我们没有从任何渠道听到任何一位官员的"批示"。我们都笑，这可以说是李鬼碰上了李逵——我们才是真正按马克思的新闻思想在实践，那些官僚口口声称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不过是秦始皇加斯大林主义罢了。
还有一个不能不加以记录的"尾声"：事件过后不久，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忽然紧急叫本报副总编辑陈小川去他家里面晤。此时他已经作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的督导员，去了新疆一段时间，因声带的一个小手术，在家休息。他还不能张口说话，只能跟小川笔谈。
他让小川给我们带话：现在办报环境不好，有几难，首先是舆论监督难，批评谁也不高兴；大报走向市场难，有很多禁区，等等，还说，这次考核办法出笼他在新疆，不知道。小川说，"他们知道你在新疆。"赵勇连忙问："那大同他们怎么说？"小川说，"该着你倒霉，谁叫你分管报社呢，你不担着谁担？"赵勇听后叹口气。
看来，如赵勇般官员，心里也不是不明白，只不过官场规则下，逐步蜕变为"两面人"罢了。在2006年初《冰点》停刊事件后，赵勇还有一个精彩的段子，容当后叙。
多少有些"黑色幽默"味道的，是我这个发难者，在党组决定发布后的第二天，即被周刊中心全票推选为新的考核办法的起草小组成员。经数月研讨，以读者阅读率为主要评判标准的新的考核办法终于正式发布执行——这是中国青年报历史上第一次以制度化的文件方式，确立了广大读者是报纸办得好坏的最高评判者的地位。
至此，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博弈，可以说取得了"完胜"。

第六章2005:渐入中国纵深的报道

2005年，《冰点》周刊经过半年的实验、磨合与记者培训，已经运转顺当，每个版面都在整体办刊方针下屡有佳作，个性越来越彰显，这就是要用新闻影响今天，推进中国制度民主化转型，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
关于民主制度
谁坐在中间？
——这是2005年1月5日《冰点·特稿》的标题，记者徐百柯采写。猛一看，读者也许会发晕，这是什么意思？
报道对象是一位企业家，一个本有希望成为中国政坛新星的人，为何弃官从商，又悟到了何种文明应是社会主流文明。
武克钢，20多年前，他第36个到深圳蛇口开发区区政府报到；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袁庚最得力的助手；32岁时，成为蛇口工业区常务副区长；他曾是中央党校高级班（市长班）最年轻的学员；他拥有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目前仍是该校的社会经济学客座教授；他半路出家研究农业科学，写出的论文居然在全国学术研讨会上被评为优秀论文……
《冰点》记者采访他的前一个星期里，就出了三件事儿：
第一天，公安局找上门，说云南红公司不得擅自成立保安队；要成立，必须向公安局汇报，制服得向公安局买，人员得由公安局训练，训练还得交费。背后都是利益，武克钢认定了此点。他开始"顶牛"：好，我纳了税，而且是纳税大户，我该买的单已经买了，那么公共治安是应该你们管的，我的工厂出了事是不是也应该找你们？现在我自己来管。你说要登记、管理，我都愿意，我就一条不愿意，你凭什么收我的钱？一个保安问我要两千块钱！
第二天，环保局找上门，说要收排污费。怎么收呢，根据用水量收取。武克钢又急了，排污费，明明该排多少污水，收多少嘛，怎么会这样？后来，他总算想起，当初工厂建排污系统时，当地环保局也来了，但工程没有给他们，而是请省环保局设计建造的，由此种下"祸根"。
第三天，云南红公司被评为红河州的优秀纳税企业，这本是件好事。但税务部门说今年国家下了个文，优秀企业不知道是否弄虚作假，所以要进行审计，请独立的中介机构。
"滑稽的是，这笔费用得我来出！我们企业真的是唐僧肉啊？我又没要你这个先进，是你们自己要表扬我的。你要来审计，也不是不可以，但你不能收我钱呐！你说这哪儿说理去？"
武克钢很清楚，这种事情，企业面临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现在是要经常性地、正常性地处理这些荒唐事。已经变成常态了，这就是今天企业面临的实际状况。"
仅2003年，"云南红"就给国家上缴税金达2018万元。这些税金干什么了？
这就是中国企业家所处的实际位置：你的头顶上有不知多少官僚衙门，他们被纳税人养着，由纳税人支付办公费用，却变方设法再从你身上榨油，来满足部门和个人私利。
武克钢说，"官本位"的观念到了今天也还并没有远离我们，许多人骨子里还都是这套东西。一伙朋友去吃饭，如果有一个位置较高的官员，他一般就习惯性地坐在中间或上座，商人做得再大，也往往是坐在一边陪着，最后买单。
他曾参加一个政府代表团到德国考察，到了汉堡，市长和商会会长两个人来迎接。按照中国的习惯，代表团的领导和成员都是先跟市长握手、寒暄，但等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才惊讶地发现，商会会长是坐在中间主座的，市长却坐在旁边。
后来，汉堡人又介绍了，中世纪时，汉堡市商会和市政府之间有一条地下通道，地道中间有扇门，钥匙在商会会长手里，他可以随时过去视察，看纳税人的钱被用来在干些什么。而市长要到商会这边来，得先敲钟，经过商会会长同意后才能过来。
在武克钢看来，这中间的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双方都明白，市长是由商会成员上交的税收供养的，只是公务员而已，只能为纳税人服务，不得横生枝节。
他推崇的工商文明，有很多具体的要素：契约、平等、法治、自由、妥协、双赢、主权在民……他自己身体力行，在公司的接待室里，挂上大幅标语，"支持政府搞廉政，官员到此莫伸手"；他给省政府非法刁难公司的官员发出这样的函件："我公司认为，你本人违反了作为人民公仆公务员应该遵守的基本职业承诺，恶化了云南省的投资环境，损害了政府官员的对外形象，影响了一个富民产业的健康发展。本公司作为纳税法人和公民主体，对你的刁难行为表示谴责和批评。考虑到西部公务员的整体水平，考虑到你为吏十几年的不易和仕途的野心，本函作为私人函告仅对你进行帮助和教育，希望你能迅速改正你的错误做法，我公司保留向你上级机关和新闻媒体投诉或公布此函的权利。"这位处长不久就被处理。
最难能可贵的是，武克钢看到，工商文明如果要成为社会的主流文明，不仅有如何"对上"的问题，也有如何"对下"的问题。中国传统社会里，暴政与暴民两极对立，暴政催生暴民，暴民推翻暴政又形成新的暴政，二者互为因果，无限循环。造成这种历史怪圈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没有形成以工商文明为主体的主流文明，它不是凭借暴力，而是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企业家的责任，就是在中国逐步培育起这样的文明，整个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这篇报道，实际为一篇先进企业家的政治宣言，是工商文明向"官本位"社会发出的挑战。审稿的总编辑只看到"一个企业家的喜乐哀怒"，而众多企业家、公司白领读者的邮件表明，他们都看懂了武克钢的意思，大加赞赏。武克钢说，他自己搜集到的转载这篇报道的报纸，就有上百份之多。
标题"谁坐在中间"，原本只是何者应为社会主流文明的意思，在武克钢身上，却发生了有趣的故事。一次省里开会，他也被安排在主席台上就座，工作人员按官场惯例，将省领导的名牌放在主席台正中，而武克钢不是官员，名牌被放在最边上。这位省领导到会后看见了，说"你们不知道武克钢最在乎谁坐在中间吗？"随即亲手将他的名牌摆在了主席台中间。这个故事让听者无不大笑。
可以反对的反对
中国的各级官员能不能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这是一个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山西省运城市民政局副局长魏荣汉在考察完美国2004年大选之后，毫不犹豫地说："比起美国总统大选，我们山西农村村委会的换届选举毫不逊色。美国人做的，中国的农民不用学习和观摩，也全都做到了！"
2005年2月2日，《冰点》整版刊登了记者江菲采写的特稿《可以反对的反对》。这是一篇详尽的中国农民在民主选举中觉醒和成熟的报道，而魏荣汉，是这场政治变革的目击者和推动者。
让我们看看这个场景：
几天后，一份有16条内容和14条注意事项的选举办法出炉了。魏荣汉很得意，打趣说："送克林顿先生审议，看美国有无这么详尽的选举办法。"
这份文件规定：村选举委员会必须由村民推选产生；候选人必须由海选或其他直接提名方式产生；候选人不得加入选举委员会；公布候选人后，必须经过20天方可投票；必须秘密划票；必须公开投票；必须在有村民代表监督的场所公开唱票；必须在投票当日唱票计票完毕；一律不得使用流动票箱；每位选民不能接受超过三人以上的委托投票，而且只限户内；所有与换届选举有关的决定，必须用广播、海报几种方式，通知全体选民……
魏荣汉说，所有的规定都有其不可缺少的意义：
为什么取消流动票箱？因为流动票箱最容易作假，最容易失去监督；
为什么不能接受三个以上的委托投票？为了保证每个选民的权利最大限度得以实现，同时防止村霸威胁选民；
为什么必须有20天的竞选期？就是要让候选人和村民充分加深了解；
为什么必须用几种方式同时进行公告？就是为了防止有人从中捣鬼，蒙蔽选民。
而在规定的选举办法程序之外，镇政府也好，村党支部书记也好，都不得在选举过程中发号施令，"将一切权力交还给村民"。
这份选举办法被复制了上万份，发送到城关镇13个村子的每一户选民家中征求意见。那一年的秋天，换届选举正式开始后，深思熟虑设计的选举办法，见到了成效。
在只有900多名选民的西关村，几乎每天都有内容各异的竞选材料上墙。今天出现一张"誓为村民立壮志，敢叫西关换新颜"的保证书，第二天就有人回敬一张《评"誓为村民立壮志，敢叫西关换新颜"》的质问信；选民们上午刚接到一份竞选材料，下午就有针锋相对的驳斥材料接踵而至。
高家湾村人口众多，开大会很困难，村选委会独出心裁，搞起了直播的"电视辩论"。从未登过如此大堂的农民竞选者，有的慷慨陈词，发表自己的施政纲领；有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急得满头大汗。
米家关村则召开了热闹的演讲会。一位候选人情绪饱满地上台演讲，承诺自己竞选成功后，将进行民主管理，带领大家致富。选民立刻质疑：你说每年给俺们分红，俺想问问，钱从哪儿来呀？
魏荣汉说，那些天里，各个村子里像过节一样，各自为了自己拥护的候选人吵个不亦乐乎，有的人家竟因"政见"不同，闹起了纠纷。每天早晨，村里的地上铺了一层参选者分发的竞选材料；入夜，还不断有人敲门拉选票，搞得村民都烦了，嚷道："睡了，从门缝塞进来，俺明早看吧。"
"美国的总统选举，哪儿有我们这儿热闹啊！"老魏点了一根烟，得意地说，"农村是熟人社会，都知根知底的，谁也糊弄不了谁；选票就那么多，一张都不能放弃。"
投票前夜最为惊心动魄。
候选人和各自的竞选班子分头到每一位选民家里作最后的争取。小一点儿的村子，被脚步声、敲门声和招呼声充斥；大一点儿的村子，竞选队伍骑着摩托，包了出租车，连夜奔忙。
"那些日子，村子里的狗可累坏了。"老魏嘿嘿乐着，"都是整宿整宿地叫哇！"
由于取消了流动票箱，投票当日，有摇着轮椅来的老大爷，有举着输液瓶来的老太太，还有特地从外地赶回来的打工仔。在规定投票时间结束前的一个小时，一个村的竞选者甚至拿出了未到会选民的花名册，派出租车逐一将他们请到选举现场。
镇干部纳闷："那么多人，你咋知道谁没来？"
竞选者一脸惊讶："全村的选民俺能倒背几个来回，谁没来，咋能不知道？没这点能耐，还竞选啥村官？"
有人说：乱了，城关全乱了。
魏荣汉却不这么看："这不是乱，这是觉醒。"
至今，他还记得一位外号"土秀才"的选民兴奋地对他说："看到以前神气活现的村干部，现在对俺点头赔笑，又递烟，又套近乎，俺才觉得，这个选民当得真有面子啊！"
中国农民真的关心自己的民主权利吗？魏荣汉列出了一系列让他骄傲的数字：全镇98％的选民投票率；在选票上出现的名字达1800多个；当选者得票率多在50％～60％之间；有6个村第一轮投票没有选出，又进行了第二轮投票……"如果有人问我，是不是真的民主选举，这些数字就是证明。"他说，"如果不是民主选举，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被提名吧？不可能有选不出来的吧？不可能得票率刚刚过半吧？百分之百通过的人，百分之百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
如果党支部想控制选举结果怎么办？中国农民懂得按"规则"回敬。
万荣县里望村是个有2000多口人的大村。老村委主任老刘五十开外，一生务农，作风正派，乐于助人，在村民中享有较高威望。在2003年的换届选举中，他连任的希望很大。
但是，意外发生了。"海选"候选人时，不吭不哈的老刘只得了个"第三"，被淘汰出局。而活动积极、旗帜鲜明的两位后生小张、小李以高票当选为合法的村委会主任候选人。
小李担任过多年的村党支部书记，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有经历，有实力，有相当一部分铁杆选民，被称为"实权派"。小张虽无官无职，但思维活跃，此次竞选公开向选民承诺：如当选，自己出资15万元，作为村里引资上项目的启动资金，为村民谋福利，被称为"少壮派"。
面对"海选"结果，老主任憨憨一笑，说，猫老了，不逼鼠。还是让年轻人干干，对我对村民都有好处。
但是，事态的发展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支持张、李的村民天然地形成了两个派别，摆开了决斗的阵势。这引起了村里一些老党员、老干部的"警觉"。他们认为，若他们二人中一人当选，必然会引起另一方无休止的反对与告状，村将永无宁日。老党员、老干部仍然希望新的村委班子是个没有反对派的新班子。他们开始做工作，实质是"责令"李、张二人退出竞选，力保老主任再次当选。
慑于村情及迫于压力，李、张二人答应了这个要求，分别以书面方式向选委会递交了不参加竞选的保证书。本不想再"逼鼠"的老村委会主任，竟然成了惟一的候选人。
里望村看似风平浪静了。投票按期进行。
然而再次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老主任的得票率未过半，而选票上"另选他人"栏中，又活生生地蹦出了仅次于老刘的小张、小李。
依照选举的有关规定，需再次进行投票，候选人应为得票最多的老刘和小张。
小张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立即写出书面申请：恢复他村委主任候选人的资格。
这下，小李不干了，他拍起了桌子："按原来向选委会递交的保证，除老村长外，谁也不参加竞选，谁也不能作为候选人。如果小张想当候选人，那谁也别想选成。"
在老党员和老干部的责令下，小张再次宣布退出候选人名单。
半个月后，里望村进行了只有一名候选人的等额选举，选票上仍保留"另选他人"一栏。
投票结果公布，小张在"另选他人"一栏中又以第一名的得票率蹦出来，且超过三分之一。小李和老刘追随其后。"少壮派"竞选成功。当选委会征求小张的意见时，他毫不推辞，表示愿意干。选委会据此确认小张当选有效。
听到这件事时，魏荣汉有些抑制不住的兴奋。"选举选举，没有竞争，就谈不上竞选。"
"当然，选举是有风险的。"他笑，"选上个歪人咋办？那还有罢免程序嘛！三年之后，还有下一次换届嘛。大家觉得上次选错了，长了智慧，下次就会格外小心。民主制度本身就是纠错制度。"
在里望村换届选举结束3个月后，魏荣汉到万荣县去调查。提到里望村时，乡党委、人大主席、民政助理员都说，"少壮派"的承诺已开始兑现，新的村委会工作也很得力，没有出现老同志们担心的"大乱"。
"他哪敢出岔岔啊？'实权派'的人一直在盯着呢，几百张反对票搁在那儿，他敢胡来吗？"乡里的人对老魏说，"别说下届选举结果怎样，届内的罢免还等着呢！"
这篇报道充分证明，只要你真把民主权利还给农民，帮助他们制定好选举规则，中国农民则不仅对民主有极高的热情，而且有足够的智慧按规则"玩游戏"。
魏荣汉说出了多数人欲说还休的话，戳破了中国官方的民主"遮羞布"——这些言论，一字不漏地登在《冰点》上：
"我们的县、乡一级领导干部选举，哪一个不是举手如林、全票通过？但是结果呢？"他顿了顿，"一旦选上了，就没选民的事儿了。"
"但有个反对派就不一样了，它可以避免当权者的腐败和决策失误，而且社会成本极低，社会效益极佳。它的作用是纪律检查机关无论怎样也代替不了的。"
"反对票是一笔财富，它的价值在于当选者能认识到自己的差距。萨达姆当政时，举臂如林，一致同意，无一反对，这才是全世界谁都不相信的荒唐闹剧！这种貌似稳定的统治，会将国家引向灾难……宁可有可以反对的反对，不能有必须拥护的拥护，这才是理性的……一个具有民主文化，富有竞争，与时俱进的社会，必将激励人们的勇气和信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走到民主这条路上。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潮流。"
寻求合法性
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何而来？这是一个当代中国必须正视和回答的问题。
是不是靠武装夺取政权而获得的？曾经是，但经过1949年后的多场灾难，"打天下，坐天下"的农民起义式"合法性"，早已消失殆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也无法回避这个根本问题，可以暴力打天下，不能暴力治天下。那靠什么？靠民心、靠人民同意。中国共产党内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实验——在河北省青县，县委书记将这种实验的性质归纳为："现在，党的权威靠同意，也就是民意。大伙同意的事你才能办，你才有权办，这才是权威的合法性。"
2005年5月11日，记者董月玲采写的长篇特稿《寻求合法性》在《冰点》刊出——标题就已经超级敏感。
青县的这个实验，仍是从农村基层开始。这种模式被学者称为"青县模式"，核心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代会代表，握有所有大事的决定权，没有村民代表盖章同意，任何决定都没有合法性；党支部实行政治领导，没有任何强制性权力，党支部书记可以竞选成为村代会主席；村委会只是一个办事机构。——这是还权于民的大胆尝试。
董月玲与村民代表有一段生动对话：
在大勃留村办公楼里，我见到韩之忠等村民代表。这个村以韩姓居多，上千口人。
大勃留村的《村民自治章程》规定：村民代表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每5－15户选出一名代表。
村民代表要"讨论决定本村的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重大建设及新上工副业项目的大宗开支"。村内所有收支票据，须经村代会民主理财小组定期审核。对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群众意见大的村干部，村民代表有权提请村代会研究，经村民讨论决定，进行撤换……
我问他们：开会花时间，不耽误干农活、做生意吗？爱当这个代表？
"爱当！"村民代表韩之忠大着嗓门道，"俺是15户村民选的，这是信任，俺是代表他们来开会；在会上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为咱村，多干点好事，不好吗？"
大勃留村现有43名村民代表，他们称凡有重大事情，几十口人坐在一块商议。
"一个村子，能有什么重大事？"我问。
"怎么没有？像建生态文明村，搞规划啦，这就涉及到家家户户的利益……"
村民代表讲"新模式"实行以前，村里脏乱得不像样子。污水、粪水流满地，排水不畅，一到下雨天就互相打架。主街、小街道两旁，全是私搭乱建的违章小房，挤得没法过车。村里家家户户门口都堆着柴火垛子，头上就是乱七八糟的电线。"着火，都没法救，全村要水没有。往年，村里一年怎么着，都得着十几把火。""这柴火垛子，几百年就这么搁门口。老娘们做饭，到门口抱捆柴草就得。你叫她搬村外头，这事很难办。要是没村民代表支持，根本推不动。"村民代表韩世达讲。
韩世达在村里算是个老板，办了家门窗厂。他讲现在农民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这地是我的，我想干吗你管不着。
"原来我都不想在这村里住了，我可以住县城。为什么？太脏、太乱，没人管理，没人收拾。你看现在这村，虽然不比城里，照过去比，强多了。"
听说他当上村民代表后，掏了3万来块钱支援村里。我问：你当代表，不会只掏钱吧？
"村里哪儿有问题，我就提出来。""以前不可以提吗？"
"提？向谁提？你向当官的提，他喝醉了，你谁啊？没渠道提，而且提了也没用。你就是有心，有力，钱给谁？以前有了不满，只能个人生闷气。'新模式'的好处，就是有组织有依靠，有意见有地儿说去。"
"说了，不听，咋办？"我追问。
他立马从椅子上直起身子道："不听，我再组织大伙说去，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大家都不同意，这事就给否决了。再干，也就不合法！"
别人也接着话茬道："我觉这事行，就举手同意；不行，就不举手，不盖章子。"
"什么章子？"我以为是什么"公章"。
结果是每个村民代表都有一个自己的印章，是县里统一刻的。"不盖不行，你说你没同意，将来村民有意见，有你盖的章子在。凡是经村民大会同意的决议，就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了。"
干部收买村民代表怎么办？我举了个例子：某地的村干部想卖村里的地，为了让村民代表同意，村主任就领代表们外出旅游。
"你们村能保证不出这类事？"
韩之忠的嗓门更高了："俺一分钱不拿，他们又不给俺开工资。能当上代表，也是俺那15户村民选的，为什么要跟他们同流合污？"
"我们什么也不要！"别的代表也信誓旦旦地道。
"不管怎么说，实行这种新法儿后，当干部的想尽一切办法，实行民主，透明度确实高了。"
"以前，村民跟村干部矛盾积累太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也不公开。"
村代会里设有理财小组和民主监督小组。章程规定，村里的财务开支，会计记的账，支书签了字的，都得经理财小组审核，然后上墙公布。
韩世达认为这么做，能制约村干部干坏事。"别处有的村干部，就跟土匪一样，吃喝嫖赌占全了。像我们村，有村代会这层组织在，有理财小组在，他们就不敢。你白条子来了，是不合理的花销，就给你抽出来，就不签字，不给报，看你咋办？"
"万一他们假借名目，乱花钱呢？"
"这个理财小组，都是村里有头脑、精明的人。你说你买了什么，拿出来大伙瞅瞅。村代会如果真把它的权力发挥出来，还真能起到监督两委班子的作用。两委好了，就能推动村子的发展。"
他们总结道：新模式，让村民代表有了真正的决策权、监督权。
他们指着坐在一旁的村主任道："村干部再想干点儿偷偷摸摸的事，不好干哩！"
青县县委的这项大胆举动，针对的是现行法规的根本性弊端。《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村党支部"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领导和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支持和保障村民依法开展自治活动"。因此，不少人以为，村里的大事小情，都应是村党支部说了算，其他村组织，只要尊重和执行党支部的决策就得。而"村委会组织法"和中央有关文件规定，"村里的大事，尤其是与家家户户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都要经村民大会和村民选出的代表讨论，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所以，村委会不与党支部研究、协商，就可召开村民会议决策。
"在这种体制框架内，两委不出矛盾才奇怪呢。党支部、村委会，都争着为民作主。现在好了，让老百姓自己作主，你们一块合作干事，想办法让老百姓满意才行。"青县干部说。
自然，也有这种耳熟能详的看法："党，就是一把手！就是老大！就得说了算！"
对这种"老皇历"，青县县委书记毫不客气地批驳："他们根本不了解现在下边的情况。别忘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老站在外头，自以为自己是老大，可人家都不听你的了，你咋办？不直面现在的社会环境，太缺乏竞争意识、忧患意识。"
青县组织部长对此也有清醒认识："你得直接融入民主中，才能学会领导民主。怎么领导？就是依法领导。村代会是个新载体，党的领导要渗透到村民自治组织中，而不是游离在外。在法律框架内，靠协商、合作、民主、法治的方式、方法领导。"
更让我们惊叹的是县委书记赵超英的这样一番认识："过去，党的权威靠实力，靠对生产资料的掌控；现在，党的权威靠同意，也就是民意。大伙同意的事你才能办，你才有权办，这才是权威的合法性。"
党支部没有实权了，天下会大乱吗？结果正好相反，实行这种模式后，"问题村"、"上访村"，竟然"自愈"了。全县农村信访总量，2003年比2002年下降11％，2004年又比2003年同期下降了26．8％。2003年以来，全县有37个上访村自动息访。
可惜呀，这样的做法，这样深刻的认识，不能出现在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这表明，深知社会实情的一些党的基层干部，对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视程度也许远远超过了某些"中央领导同志"。
《冰点》能做的，就是将"青县模式"报道出去。
突破报道"禁区"
在中国媒体上，有种种"禁区"，这些禁区有许多是官方明文禁止，这基本没有办法，"把关人"是总编辑，他不放行你有什么办法？但也有很多人物和事件，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但依据经验多半会带来风险，胆小的，你就会自律，自动绕开不闻不问；而如果你依据新闻业的职业道德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就会"以身试险"。《冰点》选择后者。
一个寡廉鲜耻的标记
"计划生育"就是这样一个禁区。中国需要有效控制人口，将此作为"国策"无可非议。然而"控制"必须用符合人性的手段，要合法，要尊重妇女的基本人权。遗憾的是，这项"国策"在执行当中，产生了太多的野蛮，有不少严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你如果批评这些做法，就会被扣上破坏"国策"的大帽子。以往，这类报道均属禁区。
距鸡年尚有半个来月时间，山东省汶上县刘楼乡陈村，已沉浸在一派喜庆的节日气氛之中：村镇上鞭炮摊子随处可见，人们忙着采购年货，清扫房间，喜迎新春。
可霍秋丽根本没心思过年。"活成这个样子，还不如死了！"一见面，她就递上这句话。
在汶上县乃至周边县市，霍秋丽算得上一个"名人"。在县里随便找人聊起她，对方会略为顿一顿，说："哦！你说的是那个被强行上了节育环的大姑娘吧？"
在汶上县，这件事甚至被人们编成歇后语广为流传："大姑娘上环——你有吗？"
今年刚满25岁的霍秋丽，体格结实。自从9个月前，她专程从邻县来了趟男友家后，就再也回不了自己的家了。因为"给父母抹了黑，没脸回去了"。
眼下这个家，严格地说，并不是霍秋丽的家。因为她仍未与陈建超结婚。
两年前，陈建超夫妇以感情不和为由离婚，13岁的儿子判给了陈。之后，霍秋丽与陈建超确立了"谈朋友"的关系。
2004年4月16日，霍秋丽从老家山东省单县来汶上县看望陈建超，不巧，陈建超外出河南打工。单县距汶上县近200公里，中间要倒三四次车。像前三次一样，霍秋丽决定在陈家住一晚，顺便帮陈建超年近70的父母为小麦打药。
次日下午5时左右，霍秋丽正在路边配药水，一辆飞驰而来的红色面包车戛然停在路边，几个大汉跳下车来，后下来的一个女的问陈建超母亲："你认识陈建超吗？"陈母连忙点头："俺儿子，能不认识？"
"就是她！"领头的女人指着霍秋丽大喊，几名壮汉冲上来就把霍秋丽往车上架。
"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没有出示什么证件。"霍秋丽今天回忆起当时突如其来的一幕，胳膊还不由自主地收缩。
"准是遇见人贩子了！"她当时想。陈建超的母亲踉跄着上前阻拦，被人推倒在地。正在地里锄草的农妇鲜桂花目睹了一切，"老太太不让他们抓人，被几个男青年像打夯一样摔倒几次，当时昏倒在地。"
"你们不能打老太太！"霍秋丽大喊道。
"再说，再说打你！"霍秋丽的脸上立即被狠狠地打了两巴掌。
汽车一阵颠簸后停在一个院子里。霍秋丽后来才知道，这是汶上县刘楼乡计划生育办公室，抓她的是计生办主任赵书霞，而审问她的则是刘楼乡党委副书记郑衍香。
在乡计生办二楼一间办公室，霍秋丽被命令两腿伸直，坐在地上。
"我犯啥法，你们为什么抓我？"霍秋丽问。
"你做的事你还不知道？"郑衍香反问，"陈建超人长得丑，家里又穷，你一个小闺女到哪儿找不到对象，几百里地跑到这儿来？"
"我们是自由恋爱，对脾气就处，犯哪条法了？"霍秋丽辩解。
"看你再反抗！"话音未落，一个大汉上去就是一巴掌，鲜血顺着霍秋丽嘴角流了下来。
"下去看她怀孕了吗？"郑衍香发出命令后，霍秋丽被带到一楼的计生办服务站。见死活不愿意检查，医生劝她："就像检查身体一样做个B超，看看有没有毛病。"
做完B超，霍秋丽被带回二楼。有人向郑衍香汇报："没有怀孕！"
"再拉下去看看生过孩子没有！"霍秋丽又被带到一楼检查，其结果是"检查不出来。"
"下去，给她放环！"郑衍香所说的"环"是节育环，当然是已婚妇女才用。
"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尽管心里十分恐惧，霍秋丽还是鼓足勇气大喊道。
"来到这儿，就由不得你了。"她听见郑衍香丢下一句话。
几名医生把霍秋丽摁在手术台上，不一会儿功夫，一个节育环，被强行放入只有24岁、尚未结婚的霍秋丽的子宫。
"写上，说她生过孩子！"郑衍香对负责记录的乡计生办副主任刘传社说。
这是《冰点》记者刘万永的报道，刊登在2005年1月26日的《冰点·人物》版上。你以为置入节育环就完了吗？没有。霍秋丽又被和狗关在一间小屋里，男朋友要交4000元罚款才能放人！
在被非法关押了6天之后，戴才在市检察院的干预下放出来。她开始艰难的诉讼。判决结果竟是这样的：郑衍香、赵书霞、徐卫东非法拘禁罪名成立，判决书称，"三被告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他人，应当从重处罚"。"但鉴于三被告自愿认罪，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这么严重的犯罪，成了"情节轻微"！
霍秋丽坚持要刘楼乡计生办"依法摘环，还我清白"。
对此，汶上县县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不以为然："真想摘环，随便找个小诊所就行了。"
"国策"竟如此在执行，直接折射出中国的政治体制现状和司法现状。报道的标题是：《一个寡廉鲜耻的标记》，真是莫此为甚！
判决后不久，郑衍香被调到县委，赵书霞和徐卫东分别转任刘楼乡妇联的正副主任。两人的工作调动在刘楼乡群众中成了笑谈，有人说，两个肆意侮辱妇女的人，竟然转眼就成了妇女的"保护神"。
陈建超继续上诉。2005年春节，陈建超家贴出了一副别出心裁的对联，显示了他们讨说法的决心。上联是："血泪官司路，坚决到底"，下联是："誓把正义伸，为国为民"。
很多媒体继《冰点》之后，都详细报道了这个"寡廉鲜耻"的事件，事情终于有了转机。2005年4月15日，济宁市汶上县人民法院了作出再审判决，认为原审对郑衍香、赵书霞、徐卫东犯非法拘禁罪、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改判，依法对郑衍香、赵书霞以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徐卫东以非法拘禁罪被判处管制6个月。此前，刘楼乡政府通过各种人情关系与陈、霍商谈，最终确定给霍秋丽6万元赔偿金，希望他们不再上诉。
我邻近的太石村
2005年7月，广州番禹区太石村，发生了一起数百村民依法要求罢免村主任的事件。这样"普通"的事，本来根本不构成新闻，然而太石村的事却越搞越大，逐渐引起中国知识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也成为海外媒体报道的热点。如果一个村，光是村民要求查查村里的账目，就导致当地官方派出上千武警，还有哪家报纸会认为不是新闻吗？
事件起因很单纯，太石村有13个村民组，2075人。今年7月29日，太石村民将一份有400人签名的《罢免动议》交给番禺区民政局，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陈进生的职务。《南方都市报》记者何达志在报道中说，7月31日和8月14日，村民冯秋盛等人两次发起普法宣传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东省村务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提出罢免要求。他们罗列出村委会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有27条之多："我村利盈首饰厂土地使用证面积为29277平方米，但向村民公开的合同中，征地面积却是14960平方米，多余面积涉及300多万元；太石工业区1993年征地100多亩至今抛荒，为何不分给农民种庄稼；太石变电站征地款以及太石中学征地款去向不明；我村这么多工厂，卖出这么多土地，却还负债千万元；猪场后面的厂房7000多平方米，是否已卖或租地。另外，逢年过节从不去给特困户送温暖；农田遭受涝灾，村委会不帮助排涝，也不帮助申请救灾款……"
很明显，本应该由于土地转让巨富之村，却穷得要命。村民说，太石村在上世纪90年代是有名的亿元村，在鱼窝头镇数一数二。成为开发区后，土地大量被征收，成为镇上十几个村中征收土地最多者，但村民却越来越穷。去年分红股值是最高的，50元一股，满28岁的成年人每人20股，合1000元，小孩10股合500元，三口之家合计2500元，此为年终收入；再扣去各种杂税后仅剩1600元，一年再没有别的分红收益。过去一家有几亩地时，一亩地种香蕉，还有的地种冬瓜，可以收入上万元；种甘蔗如果情况好也有几千元。现在每人6分地，包括宅基地；失去土地后，人均年收入只得六七百元。一位阿姐，30岁出头，她说刚嫁来时还有土地，老公打工，自己带着孩子下地。现在没有地了，打工也没有门路："扫地都不要你，说要学历。没有钱我女儿怎样读书？一个学期学费700多元，一年下来，剩下的钱买早点都不够。"
这还构不成查账的理由吗？匪夷所思的是，9月12日，"上千警察、包括公安警车、大巴小巴等公车60多辆在清晨包围了太石村村部路口，防暴警拦住了闻讯赶来的村民，红色消防车水柱喷向守护村务室的老人和妇女。"警察与农民发生冲突，《番禺日报》对此描述说："在清场行动中，执法人员依法依规，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村民的过激行为导致了几名民警受伤。"而在场的村民则说有48位老人和妇女被抓走。深夜两点，24人被放回。
至此，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依法罢免村官、依法查账的行为，在当局暴力干预下发展成所谓"群体性事件"。这太不正常了，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村民的合法行为，当局要出动上千警察，去抢村里的账本，不让村民查账？这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正是新闻媒体应该下力气调查清楚的。然而奇怪，除了9月12日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对"太石村罢官事件"有一篇报道外，其余所有中央和广东省内外媒体都一言不发，对9月12日的暴力事件，则更是没有一家媒体披露，消息只是在网上沸沸扬扬。原因很明显，所有媒体都认为这是"群体性事件"，是报道"禁区"。
《冰点》认为此事必须留下历史记录。既然中宣部没有明令不许报道，就报出去。跃刚约到了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的长篇亲历记《我邻近的太石村》。9月21日，发表在《冰点·观察》版上，详尽报道了这个村里都发生了什么。艾晓明教授在文章的最后一节写道：
9月18日中秋节，太石的女人们在院子里燃香拜月，村里偶尔几声爆竹，几声犬吠。青年冯伟男家没有点灯，这家父子两个都在选举前一天的9月15日被抓。我见到冯妈妈，她苦笑说，女儿要交学费，不知钱在哪里，怎么个交法。
罢免村官的倡导者冯秋盛家黑灯瞎火，这家母子两人被抓，冯秋盛父亲一人孤清，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有村民说，8月16日到9月中旬，太石村抓抓放放，前后有上百人了。中秋之夜，12日被抓羁押的24人中有6人获释，包括一位69岁的老人。
村口人迹零落，灯光稀疏。村民说，抓怕了，不能跟你讲话了，跟你们记者讲话，下次就要给抓了。你这次见到我，下次可能就见不到我了。
10月7日，谁来代替提出罢免意见的代表冯秋盛、梁树生、冯伟男到会说明并回答有关询问？如何让羁押中的20多位村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0月7日，如果村里依然这样人心惶惶，如何保障村民在没有恐惧、不遭报复的情况下进行罢免投票？
10月7日，鱼窝头镇、番禺区人民政府，如何以实际行动来落实村民自治、发展基层民主，既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同时不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
离10月7日还有17天，艰难启动的罢免程序还能走多远？
而最重要的是，从7月中旬到现在，太石村的村民、镇、区政府干部以及公安干警，在贯彻有关村民自治的法律法规方面，是否能够达成共识、并且发展出平等协商的双赢策略？如何避免危机，化解冲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小小的太石村，因罢免村官引起的冲突一波波扩散开；不经意间，太石脉动已经成为对中国未来基层民主可能性的考量标志。
甘蔗林、芭蕉树，叶子舒展向天。给我指路的青年生怕有人看到，离我远远的。月光如水，夜色如墨，此刻的太石，静默无语。
这是中央级媒体的惟一报道。当天下午3点，一份中宣部电报就送来给我看，电报禁止一切媒体报道此事，估计这是广东省委紧急要求中宣部干预的结果。我笑了，对来人说，"对不起，电报来晚了一天。"
活在BBS
2005年3月，中国发生了一件互联网大事，根据上面的新规定，高校BBS相继限制校外用户，一些站点如"水木清华"站限制校外用户登录，还有一些站点如北大未名站，则限制校外用户注册，所有版面对校外用户设为只读。
这是一个对大学校园的信息封锁行动，理由无非是这些BBS经常贴有"敏感报道"和"敏感文章"，当局试图用此倒行逆施之举，来"清洁"大学生的头脑。这个规定的性质，绝对是专制和反现代化的。
在这样敏感的背景下，此事还能不能报道？在《冰点》每周的例行选题讨论会上，产生了一个妙着，那就是"反面题材正面做"，搞一篇完全正面地展示BBS在大学校园生活中的作用，以此来彰显当局封闭BBS的逆时代潮流性质。
记者包丽敏拿出了漂亮的报道。3月30日，《"活"在BBS》刊登在《冰点·文化》版上。报道以细腻的笔触，写出了BBS为什么已是人们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校园与社会交换信息的最佳场所。据统计，几家著名大学的BBS，校外注册用户均占50%以上。
当你在Sterm或Cterm等软件中敲入以下地址：166．111．8．238，你便叩响了一扇看不见的门："欢迎光临BBS水木清华站……"
这里有30多万注册用户，如果化作人口，其规模相当于中国的一座小城市。这30多万"人"都"活"在一台小小的机器上。
网友们说，这里600多个版（讨论区），关照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刚踏进校园，你可以去新生版，新生可能遇到的问题，这里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你要选课，你可以去选课版，哪门课上得好，网友们早就给出了建议；你要深造，去考研信息版看看；缺钱花了，兼职工作版上一堆兼职工作招聘信息；想买啥卖啥，二手市场版交易繁荣；交流学术，去各类学术版，国内国外的学长甚至师长在那里给你支招；想谈恋爱，去鹊桥版、去谈情说爱版、去男孩版，去女孩版；要找工作了，去career版，那里有许多招聘信息和网友们分享的面试经验；你结婚了，去家庭生活版……
新闻、音乐、艺术、军事、鬼故事、天文、宠物、美食、园艺、流行音乐、影视……网友ourselves说，再冷僻的话题，只要有人愿意交流共享，你在这个空间里，都会找到一个大小不等的群体。
BBS是学生交流的最佳平台，甚至教授也获益匪浅——
网友夏增民写道："在有BBS之前，信息的传播基本上是单向的，即有主动的信息发布方，对象则是简单的'受众'。"而BBS上，"信息交流成为积极的互动交流。这样，人的主动性、自主性以及个体尊严都得到了彰显。"夏增民认为，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就此被改变。
网友马帅回忆，1995年年底，他看到实验室的师兄在一台486电脑上操作着一个小小的黑黑的telnet窗口（早期的BBS通过telnet方式登录），看着那一行行的字符，心里非常奇怪：这有什么好玩的。
但当他也像师兄那样操作着这个小黑窗口时，他却感到这里"提供的是一个人与其他所有上网的人自由、通畅、友善交流的平台，或者说机会，它具有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魅力，即使它只是敲击键盘通过字符的交流"。"我的人生从此改变了。"马帅除工作、睡觉时间，其余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泡在水木上。只要能上网，他的春节和元旦的钟声都是在水木上听到的。
法学家贺卫方也是一名BBSer。四年前，他的学生教会他怎样"玩"BBS，他成了北大未名站和一塌糊涂站的用户，还时常去几个高校BBS的法学版转悠。
他喜欢把文章贴到BBS上，能得到网友很好的反馈。"这里是我课堂的延伸。"博导贺卫方说。一次，他在复旦大学演讲，讲演晚上10点结束，11点，坐在宾馆里电脑屏幕前的贺卫方，看到日月光华站上网友们开始评论他的讲演。他兴奋地前去"迎战"。
他和他的硕士生博士生们在一塌糊涂站内申请了一个封闭的讨论区"法学的魅力"，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能上网，学生和导师就能一起交流读书心得，通报新书，评点论文等等。
他把BBS看作这样一个场所："交流思想，共享知识，甚至情感。"而且，"这种交流无疆界，"贺卫方说，"我不知道对方是谁，但是大家能够那么坦诚地交流。真的特别美好。"
BBS甚至成为了大学生民主意识和习惯的培训场所：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前站务vaporing这样描述这里大体的秩序：站务委员会、数百名版主、每个版上一批铁杆网友。每个BBS站都有站规，每个版面都有相应的版规。一名网友如果违反了某条规定，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比如封杀账号若干天。
版主有权根据规定删除网友的文章，可以酝酿一些治版方针。网友pippi自从当上版主后，便到处研究其他版的版主如何积聚该版人气，最后发现，"你得知道网友们喜欢什么。"如果版主也违规，便面临着随时被弹劾的危险。
网友Guobo曾经当过一届版主，"感觉像是领导啊"。他开玩笑说。事实上，他跟所有版主、站务一样，都是水木上的义工。
有一天，他被一名网友"弹劾"了，"罪状"是"多处违背站规和不遵守《BBS水木清华站版主管理办法》，已构成失职"。弹劾者搜集一系列证据，诉称："有网友公然趁版主不在灌水，Guobo上线以后没有做任何处理。有网友发表无关文章，Guobo上线以后没有做任何处理。Guobo参与灌水，煽动灌水。"
一系列程序随之启动。仲裁委员会成立了由5名网友组成的调查小组，Guobo也搜集了证据前去"应诉"，为自己辩护；支持和反对的网友纷纷前去发文。
Guobo号召支持者说："大家等待结果就是，不要有过激言论。弹劾是每个网友的权力。"
弹劾者回应说："弹劾不弹劾与我并无大碍，但是，能给大家一点法律的意识绝对有好处。"
最后，Guobo收到了来自站务委员会的严重警告："根据仲裁委员会对××版版主Guobo失职行为的认定，经站务委员会讨论，给予××版版主Guobo严重警告一次，希望引以为诫，更好地改进工作方式。"
站务是执法者，在有些BBS站如一塌糊涂站，站务是全站直选，在另外一些BBS站，站务是从志愿的资深网友中由现任站务考察选拔。他们的任期一般是两至三年。
站务们也要受到仲裁委员会的监督。在小百合站上，有类似的组织称作纪律委员会。任何网友都可以自荐申请当纪律委员会成员，站务委员会将从自荐者中挑选出十几名候选人，在专门开辟的版面上陈述自己，接受网友质疑，最后由网友投票选出。这个监督组织既负责监督版主，也负责监督站务。
小百合站前任站务vaporing说，自这个组织成立以来，曾有两次与站务委员会就站内事务争得不相上下。其中一次，"纪委"以全体辞职向站务施压。
而vaporing本人，也曾被一名版主投诉，最后收到来自"纪委"的警告。"纪委讨论些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无权干涉。"vaporing说。他只有乖乖接受警告。
几位站务们更倾向于认为，BBS是从民间生长出来的一种虚拟空间里的自治组织。"每个ID在这里都是平等的。"vaporing说，南大一位副校长也上BBS，小百合站上有人抨击他，但这位副校长从来没有要求站务们查出抨击者的注册资料，他在这个网络世界中，按照网络规则来处理，要么跟人辩论，要么干脆不理。
看了这样的报道，作为一个读者，你会对当局封锁BBS的行为作何评价呢？
当局倒是很快作出反应。当天中午，一个团中央书记就给分管《冰点》的副总编辑打来电话，指责这篇报道会"引发大学生闹事"……怕闹事，就别干这种不得人心的事儿呀！
回首"文化大革命"
在中国大陆诸多报道禁忌中，反思"文革"位居前列。只要"文革"发动周年来临，中宣部早早就下达指令，禁止一切关于"文革"的反思报道和文章。
《冰点》并不看重周年的意义，只要有线索，立即报出。2005年5月25日，记者徐百柯采写的《为"文革"幽灵造墓》在《冰点·人物》版刊出。
很难想像，一个退休高官、原广东汕头市常务副市长彭启安以一人之力，创建了巴金大声呼吁却无人理会的第一所民间"文革"博物馆。
塔园的所在，其实就是一块坟场。如今，这块坟场旁建起了一座"文革"博物馆。荒草丛生的坡地上，埋葬着70多个"文革"冤死者的尸骨。"文革"中，广东省澄海县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前来参加的"走资派"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当时挖坑草草埋在一起，后来尸骨无法分辨，于是立墓合葬。……从坟场上到山腰，是一个广场，广场一端立着的石壁上书写着三个大字：塔园魂。下面是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题词："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石壁的中央以黑体大字镌刻着《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一段话："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巴金画像就挂在博物馆的中央，画上写着"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倡导者"，两边书写着《随想录》中最著名的字句："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如果不是曾为"正市级"官员，也许这个犯忌的行为早就被禁止。不少人向市委告他，但市委领导总是"默不作声"，这已经是最大的支持。而民间的支持者，为彭启安提供了上千万的资金。
这篇报道的核心，是回答这样的问题：纪念"文革"，是因为"文革"已经成为历史，还是相反？
记者向彭提出这个问题："你认为'文革'的隐患还在吗？""那肯定在！"彭启安脱口而出，"你去看看冯骥才的文章就知道了，那篇文章是《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作家冯骥才的这篇文章备受彭启安推崇，被刻在石碑上。报道中刊出了如下文字：
"当今中国社会一切难解的症结，都与'文革'深刻地联系着，甚至互为因果。比如，我们缺乏历史精神，不是与'文革'灭绝传统有关？至于人本精神的低靡则由于'文革'把封建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更别提'文革'对中国人朴素的人性本质的破坏！'文革'将猜疑与敌意注射到人们的血液里，如果我们没有将它彻底地清除出去，在当今充满现实功利的市场中，它必然会恶性地发酵。
"从历史学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它活着——不仅因为它依靠一种惯性，还因为它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彻底清除。
"时至今日，作为政治文革的一页已然翻过去，再不复生；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文革'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
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对"文革"最清醒、最深刻的认识之一。彭启安坦言，在塔园建文革博物馆，就是为把这个虚无飘渺却又真真切切的幽灵送进坟墓。起码，要将它固化下来，给后人一种警示。
《冰点》的报道，也出于同样的目标！
终有一天见天日
2005年9月7日，《冰点》刊出记者冯玥采写的整版特稿《终有一天见天日》。这个版，前所未有地同时刊出了11幅彩色画作，被画的人，是一个中国年轻一代几乎完全不知道的人——张志新。这是一个在"文革"中被当权者虐杀掉的女士，只因为她具有自己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文革"时代是大逆不道的，于是在枪杀她之前，还要割断她的喉管，让她不能发声。这是1949年后最惨无人道的暴行之一。
2006年年初，画作的作者之一，客居澳大利亚的沈嘉蔚，写了一篇生动的文章，记述这次与《冰点》的合作。
我与《冰点》的一段缘（摘录）
嘉蔚
2006年2月16日《星晨日报》报导了……配发的彩照是一份2005年9月的冰点周刊。照片上占整版的文章，大标题是《终有一天见天日》。中年以上有大陆生活经历的读者，一眼可以从版面上的图片中认出张志新的肖像。照片中版面上方还有一张黑白照片，只能依稀辨出是四人合影。
这张摄于1977年初的照片，是笔者与黑龙江兵团时期画友刘宇廉、李斌和陈明的合影。他们三人在1977年至1978年合作绘制了曾轰动全国的连环画《伤痕》与《枫》。1979年他们应《连环画报》之约创作份量更重的连环画《张志新》，但因为当时政治风向的变化，这套作品未来及发表，在笔者的箱子里躺了足足26年。直至2005年8月下旬，才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展出，随即由美术馆收藏。《冰点》对此作了独家采访报道，从而有了那一版《冰点》，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一个永恒的脚印。
2005年，是张志新烈士牺牲30周年。张志新是中共辽宁省委的文艺干部。因为不理解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行使党员基本义务与权利提出不同意见后，被辽宁省文革当局逮捕入狱，受尽凌辱，于1975年被枪杀。临刑前为防止她呼喊，实施了割喉手术。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张志新一案被平反。张志新被党中央授予烈士称号，并在全中国的范围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导。对文革活动记忆犹新的中国人，从百姓到高级官员，从民间到党内，自发地用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这位女英雄的同情与追念。影响所及可以从这一个并不为人所知的事实反映出来：1989年5月3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师生制作并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型像，便是按张志新的形象创造的。制作者均是笔者在中央美院的师友。所以并不是如后来广泛宣传的，是纽约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
但是对张志新的悼念规模大约引起了某些领导人的不安，所以在1979年夏季由中宣部通知刹车。连环画《张志新》因此被压下来未予发表。中宣部的这一通知大约至今有效，以至于今日30岁以下的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张志新是谁了。
也因此，去年是烈士就义30周年，国内媒体却没有任何纪念文章发表。后来，在我要讲的故事发生一两个月之后。李斌结识了张志新的妹妹与朋友，才得知张志新的亲友为纪念这个周年而筹备的出版计划、研讨会安排全部为当局所封杀，总而言之他们不可以做任何事情来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闻之百思不得其解。怀疑现在执政的已经不是邓小平时期的共产党，而是另外一个什么党了。
那么为什么这套《张志新〉连环画却得以"见天日"了呢？
这也是笔者事先没有料到的。而且实在也是出于有意的谋划。因为让它"见天日"只是为了展示三位作者中早逝的刘宇廉的艺术才华。刘宇廉是笔者知友。1987年去日本留学及发展。1997年因脑瘤去世，享年49岁。他去世后，朋友们聚集起来，商定为他编一本画册，办一个回顾展。之后，笔者与他的另一位知友吕敬人，以及他妹妹，在许多朋友义务帮助下，用了几年时间拼就出版了他的画、文合集。并且在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另一位兵团画友冯远的鼎力相助下，得以排定在中国美术馆正中园厅举办刘宇廉回顾展《西去九色鹿》。展期是从8月23日开始的一周。同时举办画文合集书发会与画展研讨会。
这个展览是一再延期的，本应在2004年筹办。所以与张志新就义30周年也是一种巧合，当然是事后值得庆贺的巧合。刘宇廉一生，艺术事业分三个阶段。他的艺术高峰是中央美院毕业时的作品《黄河的故事》。第二阶段前期的三套合作连环画，《伤痕》、《枫》与《张志新》，属于他早期作品中最有分量的，但在整个回顾展里，又处于第二等级的位置。加上是小型作品，所以在展厅中占的位置并不醒目。当然，在笔者心目里，这套初次发表的《张志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刘宇廉作为脚本作者，在1979年所达到的思想高度。这个脚本，实际上是一首仅有27行的颂诗，拆开后可做为14幅画面的说明文字。由于作品未曾发表，脚本也只是手稿状态，是笔者在编书时从他遗物里偶然发见的。笔者在为画册撰写的三万余言导论里，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不料此书在编就并且版式全部做好后，却由黑龙江美术出版社接手出版，此时交由一位"审读"先生去过堂。审读下来，这位退休返聘却权力无限的"审读"要求拿掉两三张《张志新〉的画面，脚本全部删去不发。经过笔者极力抗争与说服，对方拿出的底线是其它都可以发表，但脚本（诗）中有两行必须删去。为了换取国内发行的机会，笔者只有屈服（当然，还有许多因素制约，不屈服也不可能）。这两行是什么呢？以下抄录中加着重号的便是删去：
"该审判的，是勇敢的思索还是思想的禁锢
真有罪的，是你还是现代的封建主义
你坚持了，承受着黑暗压迫凌辱
你坚持了，而对着二千年的恶势力现代化的奴隶主"
读者诸君明鉴，"审读"先生自己对号入座的是什么角色。
回顾展没有这位"审读"先生插足之地。所以笔者将宇廉原稿全文展示在画稿的展柜内。
回顾布展之时，笔者与李斌在北京灯市口附近一个宾馆客房里与山西的朋友谢泳会面，谈及画展里那套《张志新》时，谢冰眼里放出光来，嘱我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次日画展开幕，一位女孩从人群中挤过来自我介绍是中青报《冰点》周刊记者冯玥，是卢跃刚派来采访的。我们约定次日上午9点在美术馆大门口碰头。
次晨宾馆里有朋友要回日本，约我多谈了一些时辰。我赶到美术馆门口以迟到了十分钟。我开玩笑说还好不是情人约会，不然可糟了。冯玥笑笑，进美术馆侧厅东门的咖啡座坐下开始采访。这时我才知道外貌像一个高中生的冯玥已有相当阅历，曾随夫在以色列当了两年新闻记者。冯玥的采访单刀直入，直奔她要追索的主题：《张志新》。我近乎啰嗦地讲述了全部的故事，她还会提出更高的诉求，比如我说到把画稿包起来，她会追问：用什么包起来？什么纸?报纸吗？等等。
我们的谈话持续了至少有两小时。后来我就反问她："你把这个故事都报道出来，难道不怕给报纸带来麻烦吗？"她把本来就大的眼睛睁得更大答道："我们随时都准备给他们封掉。"直到这次采访之前，我压根不知道世界上有《冰点》周刊的存在。《中国青年报》则是当我14岁成为一名共青团员时便订阅的团中央机关报。近几年回国，这类正儿八经的党报已经无法在报摊上见到。想买都买不到。冯玥作为中青报的记者，她在对谈中表现的高度的专业素养，敬业精神，以及思想探索的勇气与坦率，都让我对她，以及她作为代表的这家报社产生深深的敬意。
冯玥在随访的数日里又采访了李斌、陈宜明等。李、陈是当事人，她追索得更紧。尤其是《张志新》之前，《连环画报》因为刊发《枫》引起轩然大波的故事。她盯住了李斌，也带上了与李斌同住一个房客的我，追问所有的细节。不少细节如果她不问，我们早已忘却了。在她锲而不舍的努力下，李斌终于拐着弯儿找到了当年的老编辑吴兆修女士。一个重要的细节被发掘出来，那便是在那一期《连环画报》被文化部出版局勒令停止发行并追查责任时，编辑部越级申诉，致信中宣部申诉。当时的中宣部回应很迅速，召集该报五位编辑到部里开会听取意见，然后便撤消了出版局的禁令。《连环画报》一时洛阳纸贵，加印了十万份。编辑部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而《张志新》也是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同时，被创作出来。虽然张志新的宣传随后戛然而止，但当时的政治局面的确是充满了希望。当时，"思想解放"是党中央的诉求。胡耀邦、李锐、李普、李慎之、胡绩伟、赵紫阳、任仲夷等等，一大批具有新思维的党内改革派或者已经、或者正在回到各个重要部门的执掌职位上。《枫》的戏剧性命运是一个极好的历史注脚。
采访之后，我与李斌都去了南方。不久接到冯玥的电话，告知报道会在日内见报，并约好等我回京后去她那里取留存的报纸。而在此之前，我与南方的朋友们已经在网上读到了她详尽的报道，尤其是标题也真是够大胆了，叫做："终有一天见天日"。《冰点》同期还刊出了谢泳与丁东的对话式专栏文章，谈的也是同一个话题。冯玥的文章显示她做了不少功课。对这个差不多发生在她出生前后的故事讲述得如同当事人一样的清晰与内行。
9月中旬我回到北京，如约去见冯玥，心中充满感激之情。如果不是一个意外的话，我会卖一大束鲜花表达敬意。这个意外是我在东直门地铁站出站口遇见一对夫妇在出售他们现场编织的棕榈叶蝈蝈。我一下子买了十个，鲜亮的苹果绿在秋雨中颤巍巍闪闪发光，引来许许多多行人的注目。我举看它踏进中青报的大楼内献给冯玥。换来一迭色彩鲜艳的《冰点》。
我们在报社内的咖啡座聊了约一个小时。这次谈话中我谈到当今国内思想领域的活跃，但在新闻出版界则远不如八十年代那样开放。我回忆到在八十年代我们大家都在向一个又一个思想文化禁区冲击，尽力把围绕四周的铁丝网往外拱，而今日虽然在思想文化领域上已开拓得相当可观，但媒体上却难以反映出来。冯玥说，那是领导们明哲保身。如果上面允许他们在一个足球场上玩，他们便在里面划出一个篮球场躲在里面玩。这个比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与《冰点》这一次完美的合作，给我这次回国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冯玥不只是一个人，她代表了《冰点》一个青年群体。《冰点》也不只是一份周刊，它代表了整个北京乃至全国的一群思想文化先锋。冯玥说，张志新那期《冰点》发刊后被一抢而空，最使她震动的是报社内部的反馈。所有30岁以下的报社职员都来向她："张志新是谁？"如果中青报社职员都不知道张志新是谁，那么报社外的人群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冰点》同仁与所有在国内做着相同工作的同志们，事实上是在从事再度的思想启蒙……
这几位画家，专程去了关押张志新的牢房，看到了行刑前的照片，他们感到窒息。冯玥报道说：
画面上，牢房内张志新被一群犯人殴打，线条粗乱错杂。近景是牢门外，一个身穿公安制服的女警叉手而立，静静观望的背影。
这幅画的内容就来自管理员的证实，张志新确实在狱中被打，头发几乎被拔光。
听管理员讲，张志新在狱中拿到离婚协议书的那天，哭了整整一夜。这个细节，后来成了这组画中的另一幅：背景是真实的张志新的家庭照片和生活照片，主体是戴着脚镣手铐、穿着囚服的她在落泪。
"她不仅是一个英雄，也是母亲、妻子。我们是有意识地寻找这样的人之常情，但是被蹂躏摧残的内容。"
并不是所有的细节和故事都适于入画，但是却无法让人忘记。
被枪毙的前一个晚上，4月初，东北的天还很冷，犯人都还穿着棉衣棉裤。张志新提出要解手，看押她的犯人去请示管理员，得到的回答是："让她尿裤子里。"
"你想想，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出身音乐世家，参加过志愿军，读过大学，25岁入党，省委宣传部的干事，形象又是那么完美，这种事，对她而言，是怎样的羞辱。"
因为事隔太久，在李斌的描述中，有些记忆只有形象，却想不起具体的时间地点。他记得看见了张志新的囚服，号码很大，像一件男人的衣服，印象最深的是领子、前胸的一大片，全都是被血洇湿的痕迹。
他们亲眼看见了张志新行刑前的一张照片。她跪在地上，五花大绑，面容扭曲，脖子上挂着一块"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牌子。
这张照片当时被李斌快速用炭笔素描下来，连环画作里表示这一情节的那幅，几乎是原样拷贝了这张照片。"只是，"李斌说，她的喉管当时已经被割断，她的脸扭曲得根本没了人形，"在画的时候做了些处理，不像照片那么惨烈。"
在那里，他们三人还碰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伍必端教授。伍教授告诉他们，他还看见了一张张志新行刑后的照片，更是惨不忍睹。
在行刑前被割喉的犯人，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个。曾经用过的办法是用铁丝勒住犯人的舌头和嘴巴，后来一位医生发明了割气管的方法，李斌印象中听管理员介绍过，张志新是第41个。
"那时的感觉就是，如果不把这些画出来，如果不把我们自己胸里的这口气吐出来，恐怕我们自己就要被憋死了。"李斌说。两天后，在回哈尔滨的火车上，他们就开始讨论要如何安排和表现画面了。
被"审读"枪毙的诗，也一字不漏地登在这篇报道里：
"你曾经一腔激情，投入那史无前例的岁月
热烈和真诚，像沸腾的整个中国
可是你
你怀疑了……
你为那空前的浩劫痛哭
谁都能有几种选择，或抗争或趋附或投书
或是无声的愤怒，死一般的沉默
你却选择了呐喊的真理
面对着全国共讨，全党共诛
人民的监狱里，囚禁着人民的儿女
因为你，说出了勇敢的真理
民主的旗帜下，扼杀了民主的声音
因为你认清了虚伪的"高举"
该审判的，是勇敢的思索还是思想的禁锢
真有罪的，是你还是现代的封建主义
你坚持了承受着黑暗压迫凌辱
你坚持了面对着二千年的恶势力现代化的奴隶主
要革命吗你就应当是强者
要革命吗你就必须是强者
卑却而残忍的扼杀
不能扼杀强者的声音
这不是你的屈辱，却是我们民族历史的屈辱
这恰是你的光荣我们民族的惨痛的光荣
你倒在血一般殷红的旗帜下
你倒在旗一般殷红的血泊里
你牺牲在新中国的祭坛上
供奉给明天的共产主义"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韩瀚：《重量》）
"法律呵，怎么变得这样苍白，苍白得像废纸一方；正义呵，怎么变得这样软弱，软弱得无处伸张！"（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一枝无产阶级专政牌号的枪，对准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胸口！……中国的良心啊，岂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清明雨，洗不净不清明的时候——野心取代了良心，兽性代替了人性，权力枪毙了法律，暴政绞杀了自由……"（熊光炯：《枪口，对准了中国的良心》）
这篇报道被各网站大量转载。报社发行部门说，这一天的所有存报，都被上门求购的读者买走，一张都没剩下……报道，让中老年一代回首，让青年一代注视——那个刻意被遮掩的时代。
你所不知道的……
在中国大陆，有许多似乎人人都知道的人物和事件，甚至可以说人人都很熟悉。这些还能成为《冰点》的报道对象吗？譬如爱因斯坦、台湾、新加坡、韩剧、平型关大捷？答案是：能。因为所有这些人物和事件，都因中国媒体长年的选择性传播而受到重大扭曲，都有许多你所不知道的方面……2005年的《冰点》，着重挖掘了这些信息。
作为人类良心的爱因斯坦
他不是相对论的发现者吗？他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吗？他不是一个与牛顿齐名的伟大的科学家吗？他时常睡眼惺忪、不修边幅，还能拉一手高妙的小提琴……不错、都不错，然而你仍然可能不了解他。
2005年，是相对论诞生100周年、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全世界都开始纪念这位伟人。《冰点》不会忽视这个重大题材，而且要做得与众不同。接受任务后，记者江菲经过大量阅读和采访，写出长篇特稿《不允许自己沉默》，刊登在4月13日的《冰点》上。这篇报道独树一帜，告诉人们一个不知道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生前曾感到困惑："为什么谁都不了解我，又人人都喜欢我？"他更不可能想到，他的著作，会对万里之外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启发很大"。
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准备多年的《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终于在中国出版了两卷。1979年，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钟沛璋见到许良英，告诉他，耀邦同志看完了其中的一卷，说：很多内容我没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便要求中组部的同志们都去阅读《爱因斯坦文集》。
许良英是中国研究爱因斯坦的权威专家。从1962年起，他就不断地在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并不赞同许多人简单地将其归因于"爱因斯坦是个天才"。
40多年后，许良英更愿意将相对论发现的原因，归结为"作为一个人的爱因斯坦"，而非"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爱因斯坦"——"他是一个虔诚的世界主义者，一个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一个热忱的民主主义者和一个诚挚的社会主义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怀疑一切权威的人，是一个始终独立思考的人。他一生的追求，就是：真、善、美。"
爱因斯坦竟是这样奠定了自己的人生和哲学基础——
12岁时，爱因斯坦便读完了《欧几里德几何》，并自己证明了毕达哥拉斯定理；13岁时，他读了康德的哲学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不时与塔尔穆德讨论其中的问题；在塔尔穆德的劝告下，他读完了长达12卷的《自然科学通俗读本》，其中汇集了有关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自然现象有其固有规律。这些书籍中止了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
67岁时，他写道："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我很快就相信，《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其结果就是一种真正狂热的自由思想，并且交织着这样一种印象：国家是故意用谎言来欺骗年轻人的……这种经验引起我对所有权威的怀疑，对任何社会环境里都会存在的信念完全抱一种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我很清楚，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就这样失去了，这是使我自己从'仅仅作为个人'的桎梏中，从那种被愿望、希望和原始感情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尝试。"
第二个尝试在他16岁时到来。他所就读的学校渗透了浓厚的军国主义精神，这使他感到窒息和痛苦。
他在回忆这段时间时说："对我来说，小学老师好像是士官，中学老师好像是尉官。"
少年阿尔伯特选择了一种独特的反抗方式。晚年时，爱因斯坦有时会笑嘻嘻地告诉别人他在中学时的这个故事。一天，一名教师对他说，假如这个孩子不在他的班上，当老师的会更快活一些。爱因斯坦回答说他没做错任何事。老师说："是的。但是你坐在后排并且那样微笑着，这侵犯了班级对教师所必有的尊敬。"
他没忍受更久。1895年，在他父母因生意失败移居米兰后不久，16岁的爱因斯坦自作主张，离开学校去了意大利。1936年，他写道："依我看，学校若是主要以恫吓、威胁和人为的权威教学，那是最坏的。这种教学方法摧残了学生们的健康感情、诚恳正直和自信心，培养出来的是唯唯诺诺的庸碌之辈。"
这种厌恶如此强烈，以至他根本不想再与他的出生地有任何联系。他求父亲为他申请放弃德国国籍。1896年，申请获准。
在《不允许自己沉默》里，记者着重写了爱因斯坦不是作为一个天才科学家，而是一个民主战士的经历。
1914年，德国一批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发表了一篇为德国侵占比利时的行为辩护的《文明宣言》，德国几乎所有的文化名流都签了字，包括哈伯、伦琴、普朗克、菲舍尔等93个人。这份宣言后来被称为是"真正知识分子的无耻宣言"。
签名者里，没有爱因斯坦。
几天后，爱因斯坦在另一份反对《文明宣言》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份文件题为《告欧洲人民书》，提出："欧洲必须联合起来保护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要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欧洲统一运动"，"努力去组织欧洲人联盟"。
1915年3月，他写信给罗曼·罗兰说："在我们欧洲，300年紧张的文化工作，只引导到以民族主义的狂热来代替宗教的狂热，后辈人能感谢我们欧洲吗？许多国家的学者作出的举动，似乎他们的大脑已被切除……如果你认为我微薄的力量有所裨益，请随便使用吧！"
半年后，罗曼·罗兰特地与爱因斯坦会面。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爱因斯坦对于他所出生的那个国家的判断令人难以置信地超然、公正，没有一个德国人具有如此的超然、公正。"会见结束后，罗兰有些困惑："在这个梦幻般的岁月里，别的人如果感到自己在思想上如此孤立，便会极其痛苦，爱因斯坦却不然，他刚才还笑呢。"
1930年，他发表文章《我的世界观》，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
"在人生的丰富多采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
1931年，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我首先承认我的政治信念：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这对科学也适用。
"国家应是我们的仆人；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当国家强迫我们去服兵役时，它就违反了这一原则，特别是由于这种服役的后果就是去屠杀别国的人民或妨害他们的自由。确实，只有在有助于人的自由发展时，我们才应该为国家作出这种牺牲……"
他在纽约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谴责了法西斯纳粹的暴政，称其为"命令主义的强权政治"。他的德国挚友冯·劳厄写信劝他在政治问题上要明哲保身。爱因斯坦回信说："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德国的情况表明，这种克制会招致：不作任何抵抗就把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盲目和不负责任的人。这种克制岂不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试问，要是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我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
正是基于上述理念，爱因斯坦的一生是反对战争、反对独裁的一生。即便美国接受了他，使他免遭纳粹迫害，但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时，他坚定地公开反对：
"在原理上，每个人都同样地卷入到宪法权利的保卫之中。然后，最广意义的知识分子却处于一个特殊地位上，因为，感谢他们所受的特殊训练，他们对公众意见的形成有其特别强烈的影响。这就是那些将会把我们引到独裁政府的人们特别关心对这一群人的恐吓和钳制的原因。因此，在这种局面下，对知识分子来说特别重要的就是尽他们的责任。我认为这种责任就是拒绝与任何违反个人宪法权益的行动合作。"
"宪法的力量完全在于每个公民捍卫它的决心。"
记者展示出一个人们很少了解的爱因斯坦。报道的结尾震撼人心：
在1922年，爱因斯坦作为哪个国家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成为关系国家荣誉的问题。爱因斯坦声明自己是瑞士公民。
然而在2005年，德国政府纪念他的方式是，决定将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在中国官方举行的纪念会上，果然，爱因斯坦只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冰点》的报道适成反照，我们要让人们知道，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世界公民和知识分子的良心。
"我的丈夫不允许自己沉默。"这是爱因斯坦的妻子，在纳粹迫害的恐惧中告诉朋友的——这难道不应该成为新闻工作者的信条吗！
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
关于台湾，中国大陆的民众知道多少呢？似乎应该知道很多，因为台湾始终是大陆新闻的热点，出现频度很高；台湾问题更是网民唾沫星子乱飞、激动辩论的题材，长盛不衰。
再进一步，大陆民众对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知道多少呢？不少人知道台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已经开放党禁、报禁，已经开始全民投票选举领导人和议员……网民津津乐道的，是电视里出现的台湾立法院里议员们扭打成一团的场景，于是对台湾的民主大加嘲笑。
总而言之，台湾的真实情况在大陆民众头脑里亦真亦幻，既被高度关注，也可说是一无所知。包括我们这些新闻人在内，也部分地存在这个问题。
这种状况终于被打破，因为一次前所未有的访问。
2005年4月底至5月初，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接踵访问大陆，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举行会谈，在大学公开演讲、拜谒中山陵、回乡祭祖……台湾政治人物的一颦一笑、言谈举止，鲜明生动地出现在大陆电视荧屏上，往往长时间直播，再加上各种专题、评论，访问进程纤毫毕显。大陆媒体对这次访问的报道，由国台办掌控，中宣部事前没有任何禁令，基本完全放开。
这次访问在大陆引起的关注和震动，可以说远远超过了美国总统访华。我们密切关注着这次访问，关注大陆民众的真实反应。反应始料不及：台湾两位政党领袖所到之处，民众自发地表现出极大的欢迎，自发等待，自制横幅，高喊"连哥"，小学生们齐声朗诵"连爷爷，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本报摄影记者在现场拍到的两主席回乡的大量照片，让我们瞠目结舌，当地农民群众为一睹旧乡亲芳容，拥挤到几乎要出人命的地步。
这是怎么回事儿？国共两党是争夺政权的死对头，内战尘埃落定后，两岸都在传媒和教育中互相妖魔化，几十年固化下来的意识形态屏障，竟如此不禁一击？竟被一次访问轻松瓦解了？
在大陆知识界看来，连、宋大陆之行最精彩的一章，还是他们在北京大学讲坛上的两次公开演讲。两人都手无片纸，直面听众，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两人都有个人风格，演讲棉里藏针，既介绍台湾进展，也含蓄批评大陆现状——民主自由与均富，"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也许，对大陆一般百姓而言，仅仅对照大陆官员总是一副官腔地读陈词滥调的稿子，台湾政治人物已经远远胜出。本报记者回来说，"连出租车司机都在夸他们讲得好，看人家……"呵呵，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问题在于，这个匪夷所思的开端意味着什么？国民党亦主张"一中"，如果2008年在台湾大选中夺回执政权，有没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大陆政治当中来？大陆的政治情势会有什么变化？这些前景，现在说当然还太早，然而从此以后，台湾将可能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要素影响中国大陆，是确定无疑的。媒体的责任，是尽快、尽量准确地让大陆民众了解一个真实的台湾。
《冰点》开会讨论选题，卢跃刚提出，借连、宋访问大陆所开创的氛围，继续跟进。大家赞同。问题是怎么跟？谁能恰如其分地写出真实评析台湾现状的文章？开列出大陆有能力写出此类文章的作者名单，我们都认为不理想，这些人虽然都是高手，但对台湾难以说有真正的了解，很难说到位。最后，一个当然作者出现了——台湾作家龙应台。不用说，她具备写这类文章的一切必要条件。年初，她曾来中国青年报做过一次演讲，演讲过后，她专门到《冰点》编辑室来与我们聊了一会儿，很融洽。卢跃刚也是作家，由他來和龙应台联系。后来证明，上天仿佛刻意要让《冰点》与龙应台会和。
龙应台开始断然拒绝，根本不相信真实介绍台湾的文章能够在大陆发表，她在大陆媒体开有专栏，太了解媒体的政治禁忌了。她说，"我想写的，你们根本登不出来；能登出来的，我不想写。"然后有个有趣的插曲，为了测试《冰点》边界，她先发来刚发表的一篇小文，评析连战访问陕西母校时，小学生们遵成人之命，朗诵"连爷爷，你回来啦……"的蹩脚而又谄媚的"诗"，台湾媒体对之大为调侃的景象。她问"这能发表吗？"我们看后承认，当然不能。"连这个小品都不行，那我还能写什么呢？"
但是卢跃刚锲而不舍，又发去邮件详细阐述了我们的想法。龙应台终于说"明白了"。
"自从写了我'明白了'那一刻起，"龙应台后来说，"我就夜夜失眠，心里搁着要为冰点写的这篇文章，一篇我知道很'严重'、高难度的文章。对于太难的事，我就拖，拖到最后一秒，拖到碰壁撞墙的一瞬间。"
5月23日上午，她再也无法拖下去了。从10点钟开始，开始了一场24小时的拼搏。中间有阿姨来吸尘，吵得她头昏，她大叫"求求你别吸了，我要写文章！"写到凌晨三点，实在撑不住了，就躺在阳台上去听海浪……
截稿时间定在5月24日上午10点，这是最晚时间了，通常下午四点就要拼版，总得给我们留下一点编辑时间，何况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与总编辑"理论"呢。
5月24日上班后，我们心情焦躁地等待龙应台传来稿件。谁也不知道她会写出什么，会不会被总编辑立即枪毙。为保险，我甚至准备好了备用稿件。
上午10点，接邮件，没有；11点，没有；12点，还没来！直到下午1点多，来了！我的天哪！下载、转换为简体字，传内部网，几个编辑同时看，一起做出是否可能登出的判断。一个一个看是来不及了。
第一节：京剧《红灯记》在台北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过！"我大叫一声，这一节没有问题，非常巧妙的开题！
第二节：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这一节也还"凑合"，尽管"高行健"的名字是禁忌，在大陆媒体从不提及。"过！"我喊出第二声。
第三节：叙述的多版本。看完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嘟囔出"过"字。
再往下，这个"过"字，就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好家伙，中宣部看到这些描述会说什么？再往下，对刚刚在大陆明星般访问的两位台湾政治领袖，龙应台笔下却另有描述：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精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殊。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增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担。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及至看完全文，我们都已明白，这是一篇上佳的报道，如果得以刊发，必将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一笔，也会在两岸关系史上留下一笔。这也是一篇政治风险极大的介绍台湾真相的文章，文章的针对性不言而喻。通篇环环相扣，几乎不可能靠技术手段来规避、减弱风险，因此，这篇文章只有两个前景：要么没有任何余地被枪毙；要么基本全文发表。如果作较大删节，删到"安全"的界线之内，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我们不能答应，龙应台更不会答应。
时间已经非常紧张，我决定立即上版出清样，然后再与总编辑理论。自然，必要的删节也得有，我小心翼翼地删去了一句话，不过100余字，然后立即加写编辑按语，强调：交流和了解，相辅相成。两岸隔绝了近60年，台湾人民需要详尽、真切地了解大陆，大陆人民也同样需要这样去了解台湾。
卢跃刚将这个决定通知了龙应台。她仍不相信《冰点》有发表的可能，说同时也将文章发给了台湾《中国时报》。尽管尚没有任何把握，跃刚还是与她打赌：发不出来，我们请你吃大餐；发出来，你请我们吃大餐。龙应台大笑，一口应承下来。
清样很快出来送分管总编辑，估计他不会自己决定，将送李而亮最后拍板。
我们开始讨论如何应对接下来的辩论。我们的理据必须非常有力，仅仅像往常那样靠三寸不烂之舌论证"风险不大"是不行了，风险巨大是显而易见的！最终，我们将辩论基点定为：这篇文章，没有超出连、宋在大陆直播的言论尺度；龙应台是台湾作家，言论尺度不应和大陆作者同等对待，应与连、宋保持相当。
下午近5点，分管副总编辑陈小川拿着大样走进《冰点》办公室。我们一看，他已经签上"付印"二字！哇，太出乎意料了，我们兴奋地大叫起来。他说已经给李而亮看过，他放行的理由是"没有超出连、宋访问大陆的言论尺度"。李而亮同意了，只删了约200字左右。"真是好文章！"他感叹说。
"英雄所见略同呀！"我们又大叫起来。仔细看看删了哪些文字，觉得无伤大雅。原标题《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改为《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我们也赞同，留下点余地比较好。
跃刚下楼去给龙应台打电话，告知她这个结果。此前的打赌，她输了！竟然输了！
5月25日，海峡两岸同时发表了这篇文章。台湾《中国时报》在编者按语里声明，这是龙应台应北京中国青年报之约写的文章，本报予以"转载"——《中国时报》同行不掠他人之美，极具职业风范。《中国时报》也给予这篇文章高度评价，称为是"连、宋之后的第三次台湾经验震撼"。
当天早上，中国青年报驻美国记者翁翔在华盛顿上网浏览，在台湾《中国时报》上看到这篇文章，注意到是"转载"本报的，根本不敢相信，立即登录本报网站，一看果然。他激动万分，立即在本报内部网上发出公共留言："我为本报能发表龙应台的文章自豪；我为是中国青年报记者而自豪！"
这篇文章在海峡两岸引起的强烈反响和激烈辩论，至今余波未了，在此不表。然而这篇力作一举具有了进入中国新闻史的地位，没人会有疑问。
我们太兴奋了，文章发表当天上午，专门写了一条留言发在报社公共留言上，感谢而亮和小川发表这篇力作的决定。中午吃饭时遇上而亮，又与他热烈握手，简直举止失措！当然，也没忘了让跃刚代表《冰点》给龙应台发去感谢信。
其后半个多月，平安度过，没有得到中宣部"阅评"。我们分析，这次连、宋访问大陆的报道极其后续，大概由国台办"掌舵"，没有中宣部什么事儿，因事关两岸统一大局，那边是言论自由，这边也不能差得太远。这篇文章也许罕见地遇上了"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高兴得太早了。该来的，早晚要来。6月7日，中宣部2005年263期《新闻阅评》终于发出：
如此宣扬台湾民主自由的文章不宜刊登
中国青年报5月25日"冰点周刊"刊登特约台湾籍作家龙应台撰写的专文《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这篇文章讲到了台湾同胞迫切要求了解内地大陆的心情，也有动人之处。但文章中多处竭力宣扬台湾的所谓民主政治，我们的报纸拿出这么大篇幅登这样的文章，令人匪夷所思。
专文在谈到2001年2月8日在台湾首演《红灯记》时说："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
专文说，《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
专文说，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
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政府的每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儿女考试落榜了，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很少看到顶级奢华的轿车。
文章说，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台湾的民主政治，以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
阅评员认为，龙应台的文章极力宣扬今日台湾的民主、自由、均富，这与人们看到的台湾现实并不一致。文章说什么日本在台湾的统治受"法制规范"，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更是近乎胡说。文章还大肆赞扬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高行健1987年从中国出走，流亡法国入籍法国。他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表明，诺贝尔文学奖是被用来为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我们的媒体不宜组织刊发龙应台这样的文章。它可能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对广大读者的严重误导。（新闻阅评小组）
李而亮告诉我，上面对这篇文章极为恼火，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将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叫去，严厉指责这篇文章"处处针对共产党"……
总编辑照例得写"检查"，其中一个程序是版面主编要交代刊发经过和理由。这还不容易吗？我一挥而就：
关于《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一文的刊发经过
今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接连访问祖国大陆，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大陆人民群众高规格的接待和欢迎。这两次访问，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我们注意到，胡锦涛总书记在和连战会谈时强调："在当前两岸形势复杂变化的形势下，我们两党都要深入地体察两岸同胞的所愿所想，深刻地把握两岸关系和世界大势的发展趋向，要以我们积极的作为向两岸同胞展示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前景，要向世界表明两岸的中国人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彼此的矛盾和问题，共同争取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前景，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我们认为，胡锦涛总书记的这段话，给媒体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在两岸人民的真切的"所愿所想"上多做些工作，为两岸人民加强交流多做些工作。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于多年来缺乏了解，大陆青年一代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非理性情绪，各个网站的BBS里，一旦涉及台湾问题，几乎是一边倒的"主战"声音，稍有理性的网友，莫不被骂成"汉奸"、"卖国贼"等。我们认为，民间特别是青年中的这种非理性情绪，不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大局，也会给对台实际工作造成很大的干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主流媒介对台湾的情况，缺乏全面、真实的介绍和深入的体察。我们决定做一下这方面的工作。
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是，选一个在两岸人民当中都较有知名度和公信力的人物来写一篇文章。经过讨论，我们认为台湾籍作家龙应台符合上述标准，她的作品，在两岸都有大量读者和较好的口碑，龙本人经常造访大陆，在大陆不少媒介上开有专栏，熟知两岸的情况和读者的思维、阅读习惯。
我们约请龙应台，"以讲故事的方式，尽可能全面、真实地介绍一下台湾的发展和现状，特别是台湾人民的所思所想。"龙应台经过考虑，答应"试一下"。
约半个月后，文章完稿。我们认为，文章基本符合要求，政治把关的尺度，应控制在连、宋访问大陆时中央电视台直播允许的范围内。根据这个编辑原则，我们对文章做了若干删节，加写了"编者按"，送本报分管副总编辑和总编辑审阅后，又做了若干删节，将原题"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改为"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强化了编者按里"供读者参考"的意思。
文章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大部分读者的反馈是积极的，认为能够发表这样的文章，表明了大陆对台的新的气度和平和心态，希望能看到更多关于台湾的真实介绍，也有不少网友发表了不尽同意和不同意文章观点的意见，但态度多是理性和客观的。
海外媒体也有一些报道和炒作，其中与事实不符和虚妄之处，也属常态。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
我把这个主编"交代"传给了李而亮。可以肯定，他不会这样送上去。这哪儿叫"检查"呀。
风波过去，算是有惊无险，《冰点》介绍台湾的计划不应终止。我请龙应台再次"起动"，先从风险较小的题目开始，持之以恒，争取一个月在《冰点》发表一篇，两年左右，可以汇成一本大陆版《野火集》。应台同意"一试"。
2005年10月19日和10月26日，《冰点》以连续两个整版，刊登了龙应台《文化是什么？》上下篇。这篇长文的指向性很明显，针对的是大陆经济迅猛发展，文化却日渐凋零的严酷现状。将老街道、老胡同、老房子、老字号店铺一扫而光，代之以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设施豪华的电影院、歌剧院，仿古的"唐城"、"宋街"，这些是文化吗？五千年悠久历史、十多亿人口，能拿出来和世界各国比肩交流的电影、戏剧、小说、诗歌，哪怕是大众文化的电视剧，有什么呢？打开中国电视的各个频道，几乎充斥了韩剧，街头摆满好莱坞、香港、韩国大片的盗版碟，泱泱大国的文化创造力，在经济实力日增月涨的条件下，怎么反倒荡然无存呢？
除政治体制这个根本要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大陆官员普遍不懂得什么是文化。1949年以后的大陆教育，将一代又一代人固化培养成"螺丝钉"，党需要把你拧在哪里，你就一辈子呆在哪里。这种教育制度，只能培养出充满功利性短期追求的"工匠"，哪里会产生具有深远人文思考的"大师"级通识人才呢？
龙应台的这篇长文，依托她的中西文化学养和她担任台北文化局长的亲身经历，娓娓道来，主要目的就是要给大陆官员一些起码的文化意识启蒙：
1999年9月，第一次以官员身份踏进台北市议会，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质询期，每天坐在议会里四五个小时接受议员轮番问政。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原是台大教授，他说他的症状是胃绞痛，呕吐。
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嘁嘁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凌晨3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的，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冬夜的凌晨3点，台北市文化局长说：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那微醺的议员事后告诉我，他以为我会谈音乐厅和美术馆，以为我会拿出艰深的学术定义。
我当然没有，因为我实在觉得，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龙应台用优美和通俗的语言，告诉官员们什么是"文化政策"：
我们一面吃早餐，一面读报纸。报纸的数量、新闻的品质、言论的公正与否、监督的力量强弱、讯息传播业的发达与否，与文化政策有关。在很多国家里，传媒是文化部业务的重要一环。
开车上班的路上，我们扭开收音机，听一支正流行的歌曲。流行音乐，是文化产业。音乐多是抄袭或是原创，品质精致或是粗劣，智能财产权是否被尊重，创作者是否有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音乐产品是出超还是入超，都和文化政策有关。
走过一栋破败不堪、杂草丛生的历史建筑；这栋历史建筑会被推倒铲平，变成地产商的货品，有钱人的私家洋房，或是重新修复，风华再放，成为社会大众的共同记忆公共财产，是文化政策在决定。
一个历史古城，应该让每一条深巷横渠都被温柔地保留下来，每一栋老房子老庙都被细心地修复，还是应该被当作不合时宜的腐朽，进步的障碍，连根刨起？我们生活的城市，需不需要温柔和细心？而"腐朽"和"进步"又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追求的愿景是什么？这愿景的蓝图由谁来画？谁有资格来画？一张新地图，过了一个月就不能再使用，因为一半的街道改了方向、另外一半不见了──这是不是一个城市的幸福所系？
这，是文化政策的内涵。
百年老树挡在一条都市计划道路中间，是将老树连根拔起抛弃，还是让道路为老树转弯？街头艺人是增加了城市的魅力还是带来公共秩序的混乱？在城市最严肃、最神圣、最大的广场上，可不可以让小丑撒野、幼儿奔跑？可不可以让行为艺术家以裸体讽刺，让社会运动家以行动抗议？要回答这些挑战的，是文化政策。
在办公室里，打开计算机，我们所使用的软件，不管是处理业务的或是增长知识或是娱乐游戏的，全都是文化产业。一个社会是专注于知识产品的剽窃、模仿、盗卖，还是有能力做长期的研发、大胆的创造，取决于它文化政策的优劣。它的知识产品能占国际市场的百分之几，是它的文化产业结构在决定。
我们怎么穿衣服，反映的是设计产业。在美容院洗头发时读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泄露了出版产业的状况。周末的晚上，一家老小去看一场电影；电影院是否已经全部被好莱坞影片占满而本国片被消灭？而即使有本国片，它的艺术成就如何，创作人才有无，导演及演员发展空间如何，市场是在拓展或萎缩中，都受文化政策的影响。
我们到图书馆去借一本免费的小说，但是作家的权益是否受到照顾？他的书会不会有盗版？图书馆里头的书，每借出一次，给不给他版税？优秀的作家能不能存活？买书阅读的风气盛不盛？这，与文化政策有关。
青少年到网吧里消磨大量时间，成人们摇头。但是一个社会究竟给了这些青少年什么选择？有没有多元而活泼的青少年文学让他们驰骋想像？有没有完整的艺术教育让他们陶冶品格？有没有全民体育的制度和运动环境让他们在健康自然的环境里发泄精力？有没有全面的奖励措施诱引青年进入剧院、音乐厅、美术馆，刺激他们自己创作？也就是说，有没有全套的硬件软件措施，培养下一代用美感、品位和见解，来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态度？这，也是文化政策。
所以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品位教养。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手所触摸、心所思虑的整体环境的美丑。文化是经济，它的产业所值──媒体、设计、建筑、音乐、电影、电子、广告、文学、体育、观光旅游……早就是先进国家的经济项目大宗。文化是外交、当政治协商触礁、军事行动不可的时候，文化是消弭敌意惟一的方法。尤其对于弱势国家，文化可以是以柔克刚的军队、温柔渗透的武器。文化更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思想有多么深厚、它的想像力有多么活泼、创意有多么灿烂奔放、它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么旺盛，彻底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它的未来。
对的，我确实在说，如果你以为文化不过是唱歌跳舞、建几个音乐厅硬件，如果你以为文化只发生在音乐厅和博物馆里，如果你以为文化只是艺术家文学家少数精英的事情，对不起，你错得可真离谱。文化，在大街小巷里，在市场广场上，在孩子们的教室里，在报社的编辑台上，在警察的秘密档案夹里，在城市的任何公共空间里，在我们整个呼吸、工作、睡觉、游玩、思考的生活环境中，我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品质被文化政策所决定。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件国家大计，政治人物却视若无睹，毋宁是件怪异的事。
文章正在拼版，李而亮路过照排工位，见到《冰点》版式编辑胡建，随口问了一句："明天的大冰点是什么？"胡建回答："龙应台的文章。"而亮听后不禁叫起来："怎么又是龙应台？！"看来上次的风波仍让他余悸未消。
一个多小时后，他拿着已看完的后三个版的清样走进《冰点》，说龙应台的文章还没看，得慢慢看。
"文章怎么样？"他问我。
"好文章呀！"我大声赞叹。他转身出去，嘴里却不由得嘟囔出"我×！"二字。看来我们说"好"，在他那里就意味着要惹大麻烦。我们忍不住大笑起来。
文章发表了，确实起到了启蒙大陆官员的作用。本报云南记者站看到此文，立即打印成大字本，送云南省分管文化的省委副书记参阅，大受好评，这位书记嘱本报记者站今后如再有这样的好文章，照此办理。
时隔不久，大陆一些网站报道了台湾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今年先后三次向上世纪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遭到迫害和虐杀的左翼志士仁人道歉的新闻，这其中，也包括被杀害的数千共产党人。进一步研究此事的背景资料时，我发现龙应台在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期间，曾主办过一个被杀害的共产党人的展览，台北市长马英九专程为展览揭幕。图片资料中，当时赴刑场的男女共产党人，个个从容淡定，视死如归。此事让我受到极大震撼。
究竟是什么原因，可以使昔日誓不两立、在战场上厮杀的仇敌，开始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向敌人道歉呢？毫无疑问，是民主制度的发展，是人权理念的深入人心！台湾政坛的这种变化，难道对大陆的政治发展没有警示和示范作用吗？在1949年以后大陆的历次镇压和"运动"中，在"文革"和"六·四"当中，迫害和死了多少人呢？仅因疯狂的"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就饿死了三千多万人，造成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惨剧。执政党可曾有人为此道过歉呢？"不要纠缠历史旧账"，是大陆政治的一句熟语，而为什么民主制度下的国家，总是翻来覆去地在检讨"历史旧账"呢？这些都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我立刻约请龙应台写出这篇文章。理由再有力不过了，龙应台根本无法推辞："谁让你举办这次展览的！"
11月23日，《一个主席的三鞠躬》发表了。
据报道，马英九30日参加一项名为"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秋季追思会"，在致词中他指出，过去他四度参加这个活动，但这次是他首次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参加祭典，他要代表国民党，向50年代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马英九三度向受难者致歉，他也是国民党迁台40年来，首度公开为"白色恐怖"事件道歉的国民党主席。
文章披露：
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司法院的数据更高，政治案件达六七万件，如果以每一个案件平均牵连三个人计算，那么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如果把这些人的家属和亲人算进去，受到政治迫害的大概就有100万人。
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报纸上那豆腐干大小的新闻背面，藏着什么样的现实：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四千多人，监禁了8000个以上的"匪谍"，而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贫穷的50年代，一个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可能高达20万元。
制度，鼓励构陷。制度，创造冤假错案。
1984年12月，台湾最后两个政治犯走出了监狱；坐满了34年零7个月的思想监狱，他们走进陌生的阳光。
文章的指向性非常明确：
有这么多"无辜"的人受难，是因为，主事者必须"滥杀无辜"才能达到他要的震吓效果：只有在无辜的人也会遭难时，人们才会真正的心生恐惧，才会屈服。
同时，主事者相信自己动机的高尚，信仰自己目标的正确。"台湾是反共抗俄的基地。凡是食息于台湾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应该一面有死守台湾的决心，另一面有打回大陆的决心……假如丧心病狂，竟与奸匪相勾结，……那就真正死有余辜。"（1950年7月17日《中央日报》社论）
为了一个自认"崇高"的目标，整肃意见相左的人，不惜滥杀无辜，以制造震吓效果，是民间做的，叫做恐怖主义。政府为之，叫做国家恐怖主义。
在台湾民进党执政期间，举办这样一个追思被虐杀的共产党人的展览，需要多大的勇气！当事人徐宗懋在《亚洲周刊》发表文章说："2000年，我向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把照片给她看，最后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的地下展厅举行特展。这是一项极为勇敢的决定。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客观看待不同政治颜色的献身者的程度，在长达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展览开幕后，民众反应热烈，但是攻讦果然如排山倒海而来。龙应台被称为"刽子手"、"加害者"、"文化希特勒"、"共产党的同路人"……
龙应台冷眼相对："我其实只是不相信，人权应该以政治立场来区隔。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他妈的党，如果人的尊严不是你的核心价值，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你不过是我唾弃的对象而已。不必吓我。"
台湾政坛对历史的反省不仅是意识、态度上的，而且是法律的。1998年6月17日，公布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9月5日设立"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开始对受难者家属发放补偿金。龙应台写道：
《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是个令人伤心的疗伤剂。"补偿条例"？为何不是"赔偿条例"？"补偿"，代表你对我宽大，"赔偿"才代表你向我认错。受难者家属要求政府更改文字，但是政府尴尬了：用"赔偿"，那么是不是代表从前的法律全都错了呢？是不是所有的法官、警察、狱吏、公务员，当年的军人，都得追究责任、判刑呢？
"补偿"，是一个暂时止痛折衷的办法。到2004年9月为止，依据这个条例已经受理了7454件，申请人数18046人，已经接到补偿的有5984件，其中死刑是695件。最高的补偿金是600万台币。
冤假错案在补偿之列，那么，真正为共产党渗透到台湾来的"匪谍"被逮捕、枪杀，在60年后的今天，补偿不补偿？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是，补偿了。凡是依照今天的"现行法律"不算触犯内乱外患罪的，或者没有实据的，都可以获得补偿。即使是真正的"匪谍"，只要当时不是经过正当程序的审判，在今天都是补偿的对象。
在文章结尾处，龙应台回答了我的问题：
马英九背起国民党的十字架，向历史忏悔，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但却不是孤立的、独特突发的事件，而是台湾民主道路上标志里程的众多指路牌之一。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仅只是国民党的内在改变，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实在于台湾的民主，造成了台湾整体的深层质变。
没有民主，不会有马英九的鞠躬。
上帝呀，这样一篇文章能够发出来吗？举凡大陆媒体人士，都会一致判断这是一篇具有高度政治风险的文章。我一面赞叹"好文"，一面考虑与总编辑的辩论理由。理由很好找，"这是国民党向共产党认罪呀！"
结果让我震惊，而亮竟一字未动"付印"。送他审阅前，我还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把"他妈的党"这样的刺激性字句先删掉，最后决定还是让李而亮自己删。可是他不删！
我把这个惊人的结果发邮件告诉龙应台。她顿时晕了，所有的大陆媒体经验似乎都过时了，电话立刻就打进我的办公室。"大同，这是怎么回事呀？搞不懂了，你得好好教教我，我不知道边界在哪儿了！"我不禁大笑。惟一的解释是，而亮同志像他就职演说中所表达的那样，已经开始"融入中国青年报的文化传统"。
直到两个月后《冰点》停刊事件前夕，而亮才告诉我，这篇报道也受到上面的批评。
"为什么？这是国民党向共产党赔偿道歉呀！"我大叫不解。
李而亮苦笑："是啊，可他们说网上到处都在说胡锦涛什么时候三鞠躬……"
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为什么就不能三鞠躬？他们迟早会面对这一天。对执政党的合法性而言，早比晚好。
平型关大捷
这是我们这代人，从小就倒背如流的八路军打败日本鬼子的故事。那时教科书的说法是，抗战时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节节败退，最后躲到了峨嵋山上。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从山上跑下来"摘桃子"。换言之，抗日战争是共产党、八路军打赢的，国民党军队就是一支不堪一击的逃兵罢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似乎为这个说法提供了铁证。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才逐渐在大陆披露出来。我还记得在1985年的一次报社部门主任会议上，传达过国民党军队战死130余万人，其中有200多名将军。后来，关于国民党抗战真相的书籍出版了不少，一些国民党军队英勇与日寇厮杀的电影也堪称拍得不错。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大众传媒上还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总体上，我们认为这个历史问题已经基本廓清——抗日战争当然是全民族的抗战，其中国民党军队是正面战场的抗战主力是无疑的。
然而对于"平型关大捷"，我们没有人认为有什么问题，这肯定是林彪师长指挥的、八路军独立消灭日军精锐的大胜利嘛！而且是抗战爆发后的第一次！
2005年5月初，我们到手一套《大学人文》读本，随手翻翻，书里面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平型关大捷不是平型关战役吗？
及至读完这篇文章，我们深感震动，原来在"大捷"之外，还有一个规模大得多的战役，而这个战役是国民党军队为主力打的。八路军只是整个战役中一支小部队，主要是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作者列出了平型关战役中方投入的军力序列：
总指挥：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前期），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后期）。
第33军：军长孙楚（前期实际总指挥），下辖73师，师长刘奉滨；独立旅3旅，旅长章拯宇；独立旅1旅，旅长孟宪吉。
第15军：军长刘茂恩，辖64师，师长吴庭麟；65师，刘茂恩兼。
第17军：军长高桂滋，辖21师，师长李仙洲；84师，高桂滋兼。
第35军：军长傅作义，辖211旅，旅长孙呈峰；218旅，旅长董其武。
第61军：军长陈长捷，辖208旅，旅长吕瑞英；217旅，旅长梁春溥；新编第4旅，旅长于镇河。
第2军：军长郭宗汾，辖71师，师长郭宗汾；202旅，旅长陈光斗；214旅，旅长赵晋；新编独立1旅，旅长陈庆华。
第34军：军长杨澄源，辖196旅，旅长姜玉贞；203旅，旅长梁鉴堂（此两旅包括旅长在内几乎全部牺牲）。
第19军：军长王靖国，以三个旅兵力守代县，外加炮兵团附归19军序列，骑兵军以三个骑兵师置于集宁一带。
第8军：115师，师长林彪；129师，师长贺龙。分别于平型关、忻口、原平一带展开。另有刘汝明军驻蔚县一带。
综上所述，投入平型关会战（9月3日作战计划称晋北战役及平型关会战）的兵力共11个军、10余万人。
文章不仅详细介绍了八路军取得大捷的战斗详情，也介绍了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死伤数万人、两位旅长光荣牺牲的事迹。文章总结说：
平型关之战历时一个月（从9月3日制定作战计划到10月2日全线撤退），战场绵延数百里，我方投入兵力10多万人，达11个军，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据日本军方显然缩小了的资料记载，日军死伤8562人。我方伤亡尚无确切统计，但大大超过日军则无疑。这次战役有作战计划、作战方针，有战略目标及战役目标。据此可断，平型关之战是一中等规模的战役，忽视它作为战役的地位和作用，既不科学，也不公正。
平型关战役迟滞了日军进攻，打乱了敌人侵华计划。战役中，国共军队相互配合，创造了像平型关大捷这样光辉的战例。国民党军队出现了像程继贤团、梁鉴堂旅（茹越口之战）、姜玉贞旅（平远之战）这样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部队，成为我华夏御侮史上的壮丽篇章。
我当即决定发表这篇文章。首先因为这是被遮蔽、至今没有进入大陆历史课本的真相；其次，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届时将有盛大纪念会举行，而台湾国民党主席刚刚访问大陆，开启了两党对话的新局面，在这个时候，客观、真实地报道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功绩，将有助于海峡两岸新的政治氛围的形成，有助于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
我们联系到作者，再次核实文中所列事实出处并获得授权。
6月1日，《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隆重发表。版式编辑胡建找到许多参与战役指挥的国共两军将领照片，甚至找到了壮烈牺牲的国民党军中将旅长姜玉桢、上校团长程继贤的照片。林彪师长的帽徽，清清楚楚是"青天白日"。平型关战役的彩色图示也找到了。
《大学人文》编者对这篇文章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也一并刊出：
综观平型关大战的过程可以知道，没有当时全民族抗战的形势，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没有当时全民族抗战全局指导下的华北、西北抗战形势，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没有第二战区组织平型关战役，没有总共11个军对进攻平型关地区的各路敌军的分路英勇抗击，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没有阎锡山、周恩来、朱德为首的第二战区司令部的统筹计划和统一部署，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没有9月23日到9月26日东跑池的孟宪吉旅的浴血奋战，没有9月26日程继贤团全团官兵的壮烈牺牲，没有这些战斗对平型关正面战场的侧翼配合，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总之，平型关大捷的确是全民族抗战取得的一次辉煌战果。诚如作者所说，平型关战役整个过程无不闪烁着民族团结精神的光辉。
这篇报道，无论是我本人，还是总编辑李而亮，都不认为会有什么风险，抗战胜利60年了，这点历史真相还不能说吗？
结果，简直是捅了一个天大的娄子！
文章发表第二天晚上8点多，李而亮电话打到我家里，说出大事了，文章受到"最高层"领导批评，指令在原来位置再刊发一篇关于平型关大捷的文章，肃清影响。我问是哪个"最高层"，他也不说。
没过多久，中宣部《新闻阅评》又下来了，指责这篇文章"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事实根据是什么呢？"据××出版社《中共党史》的××页上记载……"简直太荒唐了，这还有说理的地方吗？
李而亮后来向我诉苦，光是关于这篇文章的检查，他就写了三次，分别给团中央、中宣部和中央办公厅，中宣部的阅评，还被几家中央媒体作为反面教材转发内部"学习"……需要给"中央办公厅"写检查是很少有的事，这证明了的确有某个政治局常委的批示。
照例，总编辑写检查，主编得写"交代"。
关于《平型关战役和平型关大捷》一文的刊发经过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按中宣部部署，各新闻媒体都要有与之相关的重要报道。《冰点》周刊为此筹划了系列专题。
在研究历史资料时，我们看到了上海交大历史系副教授经大量实地考察和访问写成的这篇文章。文章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国共两党精诚合作，在抗击日寇时可歌可泣、浴血奋战的经历，其中很多详情是读者不知道的，具有发表价值。经与作者联系，获得同意。
文章中详细记录了八路军115师所取得的平型关大捷，也记录了在平型关战役谋划中，我党领导人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披露和肯定了国民党抗日将士的奋战和牺牲。我们认为文章主旨完全符合中宣部对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纪念的报道精神。
文章经总编辑审定发表后，引起读者很好的反响，一位网友评论说，"看徐教授文有了做中国人的自豪，国共合作，精诚团结，并肩作战，杀敌卫国，有全局，有局部，同时昭示我们，必须这么干，中国才有希望。"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
我估计真要这么送上去，上面那些官僚得气个半死。
7月6日，为肃清"不良影响"的文章刊出，题目叫《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这是强加给《冰点》的，拼版前，我嘱咐版式编辑，不登版面编辑名字、不列入《冰点·特稿》序列号。
文章是国防大学写来的。我粗看了一下，不仅哑然失笑，这篇文章也确定无疑地指出了平型关大捷是平型关战役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只字不提国民党将士的牺牲罢了。
这次波折引发了我本人彻底搞清这段历史真相的兴趣。一段时间里，我广为搜集有关资料，发现仍然疑窦重重，八路军的战果和牺牲究竟是多少，没有确定数字，不仅大陆出版物对这次大捷的数字有多个版本，而且当事人的说法也不一样。资料显示，战役结束时，林彪说大概歼灭日军一个营、600多人；1942年彭德怀一次讲话中说只打死日军200多人，连一支完整的枪都没有缴获到；1970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谈到平型关，林彪说"我们吃了亏"、"这仗是任弼时决定打的"……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我军的伤亡大于日军？总之我是更糊涂了。
最吊诡的是，据《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百科全书》对平型关大捷的记载："这是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师一级规模的战斗"。大陆民众都知道，关于抗日战争，只有寥寥几部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全是"土八路"，为什么八路军正规部队取得的这次"大捷"就始终不拍成电影呢？这绝非是"疏忽"可以解释的，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
我相信，真实的历史资料就在中央档案馆或中央文献办里。当局什么时候告诉民众，什么时候才叫真正有了执政的信心。政权的合法性，毕竟不能由谎言构成。
向新加坡学什么？
新加坡是个很小的国家，甚至可以说只是一个城市。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后，这个小国的治理经验一度成为了泱泱大国中国的"榜样"，各种各样的党政代表团趋之若鹜前去"取经"，知识界也为"新加坡经验"发生过激烈争论。
被媒体广泛报道和称赞的"新加坡模式"是什么呢？一是威权体制，把新加坡的高速经济发展归结于一党执政的权威主义体制；二是"高薪养廉"制度，把新加坡的政府廉洁归结于"高薪养廉"；三是严格管理，把新加坡政府高效和良好的治理归结于严刑峻法的管理。
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与李光耀总理单独闭门谈了3个小时。这以后邓对新加坡的经验赞口不绝，并对高层领导多次谈到要向新加坡学习（后来李光耀资政也几乎成了中国领导人的资政）。所以我国有很多高级领导人都访问过新加坡，大量的中下级领导人和官员被派去学习和培训。所以，新加坡的经验是中国从高层到地方官员高度认可并一直认真学习的榜样。
2005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教授蔡定剑，赴新加坡进行了为期3个多月的访问研究，他曾在全国人大有过多年工作经历，因此访问中的问题意识特别强烈和清晰。他逐一考察了被中国官方褒扬的"新加坡"经验后发现，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误读。甚至可以说，中国大陆取回来的"经"，是被严重扭曲的、只对一党统治有利的那些部分。这些，决不是真正的新加坡经验！
回国后，蔡教授立即开始写文章，10月底，文章修改完成。他询问一个媒体朋友，这篇文章发在哪家报纸上影响最大。得到的回答是，"当然是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呀！"
我仔细阅读这篇文章。文章很长，一般报纸根本不可能全文刊登；从写法上说，学者的文章自然不如记者、作家的文字灵动好读，但我仍然决定用两个整版发表，因为太重要了！
11月9日、16日，《向新加坡学什么？》（上、下篇）刊出。学者丁东见到我说："那可全是干货呀！"
我们看看这些"干货"是什么。
蔡教授说，要了解新加坡经验，必须了解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和它的政治制度。新加坡到底是一个什么制度？是民主制还是个专制政府？它有一个完全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而又有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有一套英国留下的法治传统和公务员制度，又有一套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国的理念；它以英文作为官方语言（就是官方接受的都是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但又有76％的人有中国血统（又有很深的中国人的品性）。
粗看起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有很多与中国共产党相似的地方，它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有严密的党组织并有党的外围组织职工总会、青年团和妇女团，特别在基层有党支部。有一套像中共早期严格发展党员的制度，党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是，蔡教授看到，它与中国共产党有根本不同的地方，它不是一个以劳动者为基础的政党，而是一个精英分子政党，早期有些普通劳动者入党后被请出了人民行动党。
更为重要的是：
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选举规则、运用财政和政府资源、操控选举程序（如在选区划分、候选人资格审查等）、掌控媒体舆论，甚至最后不惜用司法手段打压反对党。但不管怎样，它形式上还是多党制，党还是要靠打"选战"，最终要靠多数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执政。党不能强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讨好人民、取信于人民才能执政。正是这一点，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并被人们和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性的基础。
由于人民行动党最早是靠议会民主制上台的，尽管长期由它一党执政，它可以利用各种民主的手段保证自己的地位，但它不能废除民主制形式。它虽然有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但它一直保持着党内民主、党内的开放思想和不同观点。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执政党是通过议会和政府等政权的形式执政，而不是通过党直接执政。竞选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在联系人民群众与政府方面起着支撑整个政权的作用，这点与西方民主的国家没有区别。
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宗旨是"为民服务"。大陆民众若听到官员嘴里说出这句话，多半会笑起来，"别来假招子了，谁为谁服务呀，从来都是老百姓为当官儿的服务！"可在新加坡，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行为标准。
人民行动党议员是怎么"为民服务"的呢？为此，蔡教授考察了两个议员的选民接待活动日。根据行动党的要求，国会议员必须每周有一个晚上接待选民，包括政府内阁成员也不例外（新加坡实行议会内阁制，政府内阁成员是从议员中产生的）。
我去走访的正好是李显龙总理的集选区（一个选区选多名议员，而且是各政党组团队来竞选），与他一同选区的议员告诉我，李显龙当副总理时也要每周来接待选民，现在当总理不能经常来，但每周也要委托人来接待选民。这个集选区有5个议员，把选区分成5个小区，每个议员固定联系一个区。
除了接待选民，议员还必须走访选区与选民保持广泛的接触。访问选区是十分辛劳的事。一种是撒网式的，利用半天时间走访选区内的几个点；一种是每周进行一次挨家挨户的访问，一户一户地认识居民。国会议员要确保大选前访问每一座组屋的每个家庭至少两次。通过访问，了解普通居民的生活和需求，以争取选民的支持。
让蔡教授印象深刻的是，接待他的议员说，一般情况下每次接待大约有40～50个选民求助；接待选民多的议员一年接待过5万个选民！而中国各级人大的常委们，一年当中又见过几个他的选民呢？我可以肯定，一个都不见的有的是——盖因他们不是由选民真正投票产生，而是由官方"指定"产生的。
在中国大陆的网上，广泛流传着一组多幅对照性照片，那就是当今中国大陆各级党委、政府大楼与超级经济大国美国各级政府办公场所的对比照片。一比之下，真令人为之浩叹：与高耸入云、金碧辉煌、广场宽阔的中国党政大楼相比，美国各级官员简直就是在低矮、陈旧的农舍、汽车旅馆甚至"加油站"里上班。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差？因为中国的纳税人无权干预自己交纳的税金用在什么地方，官员们却可以肆意挥霍纳税人的钱，变着法儿地让自己更舒服。如今遍布中国的所谓"培训中心"，根本就是官僚们轮流吃喝玩乐的场所。
那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总部又是一个什么规模呢？
这个执政40年成就辉煌的党，总部坐落在偏僻但交通方便的机场路边，在许多居民组屋中间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只有二层高的小楼，办公室和会议室设备简陋，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曾多次有人提议在市中心最繁华的乌节路建一座行动党总部大楼，党经过反复考虑取消了这一计划。认为党的总部大楼建在市中心太显眼，使人民随时感到党高高在上。于是党的总部从繁华闹市搬到了远离市区的居民区。
行动党总部这么少的工作人员，表明它没有、也不可能承担任何政府职能。还表明党的核心并不集中在上面。可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在政府之外、政府之上，而是在政府之中，在选区人民群众中。行动党不显示权力，而是时刻告诫不忘人民，不能脱离人民的支持。并且从制度上保证这样做，这才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民主体制下一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所在。
是高高在上，还是在人民之中——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最近，台湾国民党，已经将处在黄金地段的中央总部大楼卖掉了。中国大陆看起来正在反其道而行之。
蔡教授在文章中，还详细剖析了几乎全部被误读的"新加坡经验"。看看文章的这些小标题吧：
"廉政"并非高薪养
提高领导人薪金的出发点，是为了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职
在证据上，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
秩序不仅靠严刑峻法
靠熟悉程序办事，而不是靠关系办事，这就是法治社会的特点
再好的民主和法律没有好的公务员操持，这个国家也会面临困境
政府很相信精英的决策，但政府的决策都交人民讨论
仅靠法律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公民教育
在文章结尾处，蔡教授道出文章的宗旨："在以上对新加坡的制度考察分析中，有很多的肯定和赞誉，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一定十分欣赏推崇新加坡模式，我只是想把我看到的新加坡成功背后的一些真实原因告诉大家，而这些原因正好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学习新加坡经验时所忽视或曲解的。"他还意味深长地告诉读者：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像是一个慈母，政府就像个有能力的严父，父母用它辛勤的劳动给子女带来财富，并用自己的管教方法呵护着它的子女，但现代社会的子女还是觉得不太舒服，愿自己过自由自在的小日子。这就是新加坡政府目前存在的问题。
"自由自在"？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人，生而有追求自由的权利"，这是基本的人性之一。衣食富足的新加坡人民同样概莫能外。中国人民呢？
中国大陆所有重要网站都同时转登了这篇文章，连党的"喉舌"人民网和新华网也照登不误。网友跟帖更是数以百计，人们都看懂了这篇力作极强的针对性。
这是《冰点》2005年最重要的报道之一。
韩剧为什么这么火？
现在我们应该轻松一下了，聊一下韩剧为什么这么"火"吧。
"韩流"进入中国，不是一天两天，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先是服装、服饰，尔后是歌曲、歌星。我女儿上初中时就成了一个"韩迷"，屋里挂满韩国歌星的画像，她甚至买了光盘自学韩语！为满足女儿了解韩国的疯狂欲望，有一年暑假我这个老爸还咬牙出血让她去韩国旅游了一趟。不过，我本人实在是没有搞明白为什么，并且没有兴趣去搞清楚。
前两年，我曾看过几部朋友推荐的韩国大片DVD，印象深刻，没想到韩国电影已经拍得这么好看了，无论是编剧、演员和拍摄手法，都远远超过了中国大陆的电影水平，让我刮目相看。
这两年，韩剧又开始大量进入中国，一段时间，电视荧屏上充斥着韩剧，你在黄金时段拿起遥控器选台，嘿嘿，每个省的上星频道都在播放韩剧，你不看看什么？我看过三四部韩国连续剧，平心而论，大都很好看，至少比中国大陆的那些"清宫戏"、"帝王戏"、搞笑戏好看多了。不过我没有去想为什么，直至韩剧构成了中国大陆的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2005年中期开始，媒体上关于韩剧的报道和评论越来越多，众说纷纭；中央电视台甚至出台了限制播出韩剧的规定。韩剧竟然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大陆著名演员张国立公开发表言论，告诉广大观众，"你要是爱国就别看韩剧"……
《冰点》对这种文化现象不能再置若罔闻了。在夏末初秋的一次《冰点》选题讨论会上，调查这种文化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的活儿，交给了记者董月玲。我们的初始设计是，通过对社会各阶层观众的细致访问来摸清到底是为什么，再找有真知灼见的专家来评说。两个多星期之后，董月玲在《冰点》例会上报告进展，说在人民大学找到一个韩国学者，他说韩剧繁荣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的民主和自由"……
"什么？！"我们几个编辑几乎大叫起来，"就访他，就是这个主题！"
10月12日，《看了又看》——韩国学者谈韩剧，发表了。在拟定标题时，我用了曾在中国热播过的一部韩剧的片名，隐含的意思是：对韩剧为什么火爆的原因，也需要"看了又看"。
"我把暑假，整个交给韩剧了。"
"三更半夜看韩剧，我熬成黄脸婆，但韩剧的魅力确实难以抗拒。"
"老妈、老爸牢牢控制电视遥控器，韩剧，人家就是死看一个点，甚至来回看几遍也不烦。"
这是记者在采访时听到的观众评论。按常理，应当访问一个研究流行文化的专家，可这位韩国学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很有意思。他叫李旻泰，41岁，大学读的是哲学。因为想亲眼看看社会主义国家是什么样，1996年来到中国。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读了7年的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位在中国拿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他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韩国韩中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平均每个月回一趟韩国。
李旻泰直截了当地说："韩剧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就是国家的民主、自由。"
韩国电影和电视剧，并非一直都这么好看，甚至一度不能看。李介绍说："1992年以前，韩国是军人独裁政府；1992年以后，转为民间政府，1997年变为国民政府，现在是参与政府，口号是"老百姓就是总统、总统就是老百姓"。
而在"独裁时期"，"那时候的韩国电影没人看，看的净是香港武打片，电视剧也没有好的。独裁时期，有许多文化限制，要想拍电影、电视剧什么的，剧本首先要拿到国家有关部门审查，认可了才能拍，审查特别严格。"
"怎么个严法儿呢？"记者问。
"因为选择反共嘛，剧中甚至不能出现红颜色，哪怕有一个字儿，能让观众联想到共产主义，也不行，要被拿掉。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拍一些离现实生活很远的、浪漫的片子。但那种浪漫，又不像现在电视剧的那种浪漫，而是一些荒唐的故事。一点儿也不反映现实生活，为什么独裁政府允许拍这种片子呢？就是想掩盖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
编辑稿件时，看到这儿我就乐了："这是在说谁呢！"
"开放前的20多年，韩国影视一贯的主题就是：反共，尽量远离现实生活，减少对现实的批判。主角都是特别富有的人，他们的生活，根本不是老百姓过的，是我们只能想像的那种好人生。"
我禁不住又乐了。再往下：
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年轻人，几乎都参与了韩国的民主运动。在他们的意识里，充满了民主、自由的思想，这也是整整一代人的基本思想，民主、自由在韩国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可以说，韩国今天的民主、自由，不是国家赐给的，而是老百姓自己争取来的。
当年那些参与民主运动的人，现在基本上是40来岁，他们中一大批人，在从事文化传媒工作。像报社的领导层，都是这批人。拍摄电影、电视剧的核心人物也是他们。可以这么说，正是当年那些积极参与韩国民主运动的人，在主导现在的韩流文化，主导韩国的大众文化。
哈，有趣，"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我忘了这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的语录了，"文革"时人人会背，用在这里很合适。
韩国发展历程证明，"政治路线"是首要因素。李旻泰说，"到了1997年，转变为国民政府，金大中当上总统，对韩国进行全面的改革。用韩国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彻底改掉'恶法'。金大中先生本人一生追求民主、自由，这么做，也顺应了时代精神和社会需要。当时赶上亚洲金融危机，韩国需要开拓新的市场。韩剧，就是从那个时候红起来的。"
国家的民主化对文化创作有什么作用呢？
"可以讲完全放开，再也没有什么限制了。像以前拍片子，政府还要收押金的。金大中执政之后，也不要了，只要申请就可以，谁有钱，谁就可以拍，什么都可以拍，一切由市场来决定。拍完的片子，政府有关部门看一遍，看看对青少年是否合适，需不需要从色情、暴力方面来分一下级。"
"国家的民主、自由和韩剧的发展，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否则，想也不敢想，说也不能说，怎么会创作出来？"
哇，我开始相信这个"马克思主义博士"是真货了。马克思当然更有文采，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包检查令》一文中，写下了千古妙文，他痛斥那些思想检查官："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惟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那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惟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支黑色的花朵！"
这位韩国博士一语道破天机——没有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和言论自由，就会从根本上扼杀民间的创造力，就不会有任何精神产品的真正繁荣！
这位老兄对中国也不客气，直指要害：
"我看过不少中国历史题材的连续剧，像《大明宫词》、《汉武大帝》等等，但这些历史剧，讲的多是宫廷权力斗争、政治斗争。再比如关于康熙、雍正、乾隆的片子，讲些什么呢？一说雍正就是改革，康熙是统一，乾隆是富强。乾隆微服私访下江南，好像他多么宽容啊，皇帝对老百姓也有感情，其实不然，还是宣传一种国家思想，皇权意识。"
"像《成吉思汗》这类的历史剧，就是用电视剧的形式，强行加入了国家的思想、国家的需要，说的都是怎么实现国家的意志，国家的统一等等。要么就是没完没了的宫廷争斗、政治斗争，而不讲个人命运的、心理的故事，不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反正不是说个人的问题。
"如果拍出来的东西，老是在说国家的问题、重大的问题，说有钱人或有权人的事情，老百姓不爱看。因为这些，跟老百姓自己面临的现实问题，毫无关系，里边没有'我'的故事。"
他越说，我越觉得敏感："中国现在是文化的过渡期、空白期，还没有生出自己新的文化，所以，韩剧才会这么受欢迎。"
"人的创造潜力是无穷的，但条件不行，就发不出芽来。像韩剧里的主角一般都是年轻人，明星多半是火个两三部剧，一两年后，就有新人出现代替，不断有人冒出来。虽然国家很小，但有的是人，有的是故事。
"中国面积大，人口多，13亿的人，怎能没有个人的想法？可是你看，上上下下都是一个想法，不知道是领导人的想法，还是老百姓的，反正想法是一个，思路也是一个。这种情况下，拍出好电影、好电视剧，难！"
"思维方式不改变，很难发展出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化，其实就是市场化嘛！是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权力决定；竞争机制要市场化，不按市场运作，还是靠人的关系，那怎么行？现在，中国的文化市场还是国家主导的，市场实际上还是控制在权力部门手里，不是由市场自己运作、主导的，还不能够反映老百姓，也就是消费者的需求……"
好啦，够啦，老兄你再说下去，《冰点》就发不出来啦！
这篇报道成为剖析韩剧为何火爆的千百评论中最"牛"的一篇！连许多学术网站都纷纷加以转载。
过了几天，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要请我们吃饭，说是为了通报给我们一个"好消息"。什么事儿非要请客才能讲呀？晚上，我们在一家餐馆碰头。他说，前两天他在一次聚会中，见到一位高层中央领导人的"大秘"，聊天当中，秘书同志推荐他看一份报纸。
"什么报啊？"
"中国青年报。"
"那有什么好看的，我都多少年不看了！"
"你要看每周三的《冰点》，我每期必读！"
"哦，《冰点》我当然知道……"
"这周刊登的《看了又看》，写得太好了！我看完就推荐给老板了！"
"他看了吗？"
"当然看了。《冰点》一出好文章我就拿去给他看！"
呵呵，这确实是好消息。如果这样的秘书多几个，《冰点》的日子就不会这么难过了！
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11月14日晚上11点多，一篇稿子紧急传给我看。这是《冰点》编辑的约稿，明天就要拼版，作者刚刚赶写完。稿件主题重大，涉及问题太敏感了。
坦率地说，看完稿件，我的头都大了，这篇文章要是能发表出来，可说是中国媒体一件划时代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发不出来的概率，至少是80%！
文章作者杨鹏，是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也是《冰点》的老作者。
标题就很吓人，《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一个能在中央大报上评论的问题吗？当然不行！历来这都是党中央总书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论述的问题，他怎么说的，就等于定了一个历史阶段的"调子"，然后全国都按这个调子"鹦鹉学舌"，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可杨鹏岂止是越了半步，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是颠覆性的、全新的！
文章开宗明义：
近几年，中国社会似乎开始进入一个矛盾快速积累期，传媒天天展示着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胡锦涛总书记最近谈道："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温家宝总理最近也多次强调，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
弥漫在传媒上的"关键时期"、"重要关口"这些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几十年来，执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深刻地决定和影响着百姓的生命和中国的命运。
执政党最近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怎么说的呢？我从书架上翻出一本党的16大文件汇编，果然找出江泽民所作的报告中的这段话，心中暗暗叫苦："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实际上，在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作出了同样的表述，并从此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进程。也就是说，将近3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社会的"主要矛盾"却没有任何改变？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知识分子，都不会认可。
杨鹏分析道：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这样一种情况无比困惑：持续的经济增长似乎使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来愈多。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固有的判断，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在悄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我们必须把新的主要矛盾辨识出来。今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为什么是这样？他解释说：
"文革"结束时，最大的社会问题是物质产品短缺，老百姓缺衣少食，物质生活水平极其低下，人人渴望着少搞点政治斗争，多改善点物质生活，因贫困引发的怨恨弥漫整个社会。面对这种情况，"上善若水"的态度，就是将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为贫困，将政策的中心转到发展经济上来，就是要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激励因素。
人们认识到物品短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生产和分配所造成的，因此有了放权让利，有了市场经济，有了自由竞争，有了对私有产权的包容，有了对外资的开放。而今天，经过20多年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缺衣少食、上无片瓦已不再是社会矛盾的主要起源，私人物品极度匮乏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起因。虽然私人物品匮乏的现象仍然在一些区域或人群中存在，但是，我们可以说，私人物品极度匮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结束了。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和全球化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他认为：一个主要矛盾的结束，却催生了新的主要矛盾。10多年前所言的主要矛盾，在"端起碗吃肉"的情况下淡化了，而今天的主要矛盾，却在"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下凸显了。为什么吃饱了还要骂娘呢？也许是恨贪官太多，也许是恨司法腐败，也许是恨土地被征占，也许是恨找不到工作，也许是恨有冤无处诉，也许是恨教育医疗收费太高，也许是恨社会不安全……所有这些抱怨，都是冲着公共品短缺而来的。
那么，什么是"公共品"？"公共品就是花费纳税人的税款，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务。国家公园、国有道路、自然保护区等有形产品是公共品；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无形服务也是公共品。公共品供给的高效与公平，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条件。"
很明显，以上"公共品"的提供者只能是政府，中国政府在公共品的提供上做得如何呢？杨鹏直言不讳，做得很差！
司法不公和法律白条问题，是合法法律权益得不到保障；MBO的国有资产分配问题，是公共资产没有公平地市场化；农民土地维权问题，是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村民委员会选举矛盾问题，是农民合法民主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教育腐败问题，是受教育者不能公平分享到基本的公共教育资源；医疗腐败问题，是患者享受不到现代社会应有的医疗保障；住房压力问题，是社会低收入群体得不到基本住房财政资助；民营企业家抗议国资垄断权的问题，是企业家公平竞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事件的出现，是民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得不到保障；知识分子的许多不满，是由于《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律师们的不满，是司法不独立和判决被暗箱操纵……
将所有这些问题集中起来，我们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的诸多矛盾，是由于法定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引发的，是公众认真要求兑现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款。此外，社会普遍痛恨的官员腐败，是公共品供给问题；社会普遍批评的行政低效，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关注的财政支出黑洞，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质疑的官商勾结，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要求推进的官员问责制，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要求的有更多的民主参与权，是公共品问题。总之，我们可以断言：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他的结论是：
今天中国公共品的短缺现象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由中国社会工商业的进程所带来的，它开始集中表现在公共品投入产出的关系上，集中表现在公共品的供求关系上，集中表现在要求公共领域的"大分工"的压力上。面对工商社会的复杂多变、专业性极强、数量庞大的公共品需求，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管制的供给体制完全不能适应。权力集中起来，但却承担不了责任，以至于演化成现实中的"推责揽权"，使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平衡，使公众急剧增加的公共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便是中国今天的主要矛盾。正是这个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如果这样的判断有一定道理，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面对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那种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说教所能解决的，不是那种随机调整一下政策方向所能解决的，也不是那种简单调整一下政府部门的职能所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公共品供给领域的"大分工"，而有限有效政府的确立，便是这种"大分工"的结果。
无疑，从编辑的角度看，这是一篇极富思想性和创见的好文章。这篇文章如果发表在一份专业性较强的学术刊物上，不会有多大风险，学术讨论嘛，但也不会有多大影响。然而如果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性质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成为了时评：对当前中国大政的评论。一份"党报"，竟然敢于颠覆总书记在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的论断，这还得了？！何况，这篇文章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批评是明摆着的，还说出"知识分子的许多不满，是由于《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这样触媒体大忌的话来。中宣部如果想批这篇文章，可以上来就扣一个天大的政治帽子：严重违反党的十六大报告精神！我们还没法反驳，莫不成还能说那个报告的说法过时了吗！
看完稿件，我呆坐了不下十分钟。最后决定动手编辑。理由异常简单，编辑可以枪毙破文章，但无权枪毙好文章。如果这篇好文注定不能发表，我们至少不能主动当"刽子手"。
原文8000多字，限于版面容量，我删节到5000字左右，保留了所有核心论述和"敏感字句"。
第二天，上版出清样，送分管副总编辑审阅。我们以为即便不会被枪毙，也得给删个七零八落。结果让我们惊叹，一个字没动！这绝对是不合乎总编辑的"把关"理性的，太让我们纳闷了。也许，那天《冰点》周刊的长篇封面特稿是《向新加坡学什么》，风险也不小，总编辑的注意力全放那边去了……
11月16日，《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发表在《冰点·观察》版上，引起了巨大轰动。在许多BBS上，这篇文章被转贴后，点击数迅速过万，一开始多数读者都不相信这是中国青年报发表出来的，得到确认后，不少网友甚至问道："新闻自由了吗？"
我好奇地在网上搜了一下，到底有多少网页登了这篇文章，结果吓了我一跳，GOOGLE上显示:竟有141万个网页！这篇文章，不久即被《南方周末》评为全国媒体"2005年度最佳时评"。
最重要的是，我们从确切渠道得知，这篇富有创见的文章，引起了中央最高层领导人的重视，组织人员开始研究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们期待，文章能产生某种推动中国变革的历史性作用……
让我们额手称庆的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篇文章没有受到中宣部"阅评"，可以说是完美发表。
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
接下来，要谈谈"舆论监督"。这是主流报纸的基本使命，《冰点》当然不能例外。一年当中，《冰点》周刊的各个版上，都发表了不少调查性、批评性报道，限于本书篇幅，难以一一介绍。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篇。第一篇是《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
这篇报道的要害，在于揭露了一个退休高官利用权势，最终形成了家族性腐败的过程。报道刊发后，这位高官极力反扑，去法院起诉本报，索赔220万元，一时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冰点》记者刘万永承担了这次报道任务。在2005年底的"全国舆论监督讨论会"上，他介绍了这篇报道出笼的过程。
2005年3月"两会"期间，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要给我介绍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件。因为担心有人情因素，我没有去。后来，这位朋友又打了两次电话，并向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案情：一方是曾经历任市长、市委书记、人大主任的王亚忱，儿女在市公安局任要职，还有一个儿子经商，另一方是普通商人，前者利用公权侵占了后者的近亿元资产，还把他关押了11个月。
听到这些，我眼前一亮。长期以来，权钱交易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官员在煤矿、铁矿、公司等持有干股，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坐地分钱，也历来为公众所唾骂。如果能找到一个典型事例进行解剖，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也符合《冰点》的风格。
几天后，我和我的朋友见面，同时见面的还有被侵占亿元财产的主角高文华的哥哥。高文华的哥哥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事情的经过：高文华在建设阜新商贸城项目中曾向公安局报案追讨巨款，接到报案后，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晓云找到高文华，要求他安排自己的父亲王亚忱当项目顾问，随后，公司更名，王晓云的弟弟王晓军进入公司，王晓云一家强迫高文华让出50%的股份。当王亚忱提出要王晓军当董事长的要求被高文华拒绝后，高文华被阜新市公安局警察抓捕，并被以多项罪名提起公诉。2005年3月初，高文华被取保候审。
但是，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疑虑：这是不是一起"黑吃黑"，或者是"分赃不均"引起的内讧？
我决定进一步观察。第二天，我和高文华见面，这一次，他向我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还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关于他的案件的简报。
案件的脉络清楚了，我心里有底了，决定向《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汇报。
《冰点》周刊每周三下午两点开例会。那天，我是最后一个报选题。我前面的一个女同事说了一个案子，案情比较曲折。
李大同没有表态，问："万永，你那里有什么？"
"我也有一个案子，不过比她的要复杂。一个退休的市委书记，他女儿是市公安局副局长、儿子是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副支队长，姐姐管着弟弟，还有一个儿子经商，他们利用职权把当地一个商人的商贸城占为己有，还把他关押了11个月，这个案子是公安部和高检联合督办的……"
话还没有说完，李大同大手一挥："别说了，赶紧去做！"
我之所以高度重视这个案子，是因为这个高官在退休多年之后，竟然还能利用在位时积累的权势来干坏事，而且他不是在受贿，是在公然抢夺！案件调查的难点是，王亚忱的女儿和儿子都在公安局任要职，对案件证人有直接的威胁，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将证人抓起来；另一个难处是，此案调查必须与王亚忱当面质证，否则就很难应对几乎必然会有的法律诉讼，"一面之辞"很难胜诉。如果王亚忱拒不见记者怎么办？那所有的证据都必须禁得起质疑，必须铁证如山。
记者的忧虑也不轻，做好所有采访准备后，他还是觉得不踏实：
我找到李大同说："大同，如果有人说我在阜新贩毒了、嫖娼了，你一定不要相信！"
大同哈哈大笑："没有这么严重吧，注意就行了！"
可以说，刘万永出色地完成了调查，带回了大包的证据。编辑稿件时，我小心翼翼地将每一条写入文章的事实，再与原始证据相对照，直至确信无误。
王亚忱不是一个一般的市委书记，他曾是闻名全国的企业管理者和"改革家"，是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在阜新市，他分别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在所有重要政府分支都有"自己人"。在空手套白狼一分钱不出就攫取了民营企业家上亿元的资产、将资产所有人送入牢狱后，不仅毫无愧疚，反而志满踌躇。面对记者采访，他的反应还真是让人始料不及。
4月26日下午，我在市委宣传部同志陪同下，在阜新商贸城5楼办公区找到了王亚忱。直到现在，人们仍然称呼他"王书记"。
王亚忱头脑很清醒，很自负。采访时，他和我大谈他在阜新当政时的"政绩"，说他如何搞改革，美国记者也来采访他。在担任阜新市代理市长之前，王亚忱任朝阳重型机械车辆厂党委书记，是风云全国的改革家。"他们说我把厂子卖了，其实那是改革。"
我需要尽快转入正题。我需意了解的是，王亚忱是如何进入阜新商贸城的，他从来没有露面的儿子王晓军的股份是如何从0—37.5%—40%-50%，最终到董事长的？
"你肯定见过高文华了，他拿了公司的1000万跑了，现在我们知道，他现在正在用这笔钱在北京告状。你能来，说明他钱花到位了！"
我立即反问："你的意思是我拿了高文华的钱，还是我们领导拿了钱？"
"肯定是有人拿钱了。"王亚忱说。
这就是所有贪官的逻辑。他们自己这样干，认定别人也同样。最无耻的是，王亚忱不仅矢口否认被侵害人对他的所有指控，反而对记者说："前两天阜新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领导小组到我家征求意见，我当时提出，高文华这样的人必须判刑，否则我就在网上公开退党！"——这个表态简直太出人意料了，最后全登在报纸上。
王亚忱并没有掉以轻心，只不过他相信自己的雄厚"资源"。刘万永刚刚回到北京，见到总编辑李而亮，而亮说："说情的已经找到我了！"
5月18日，《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发表。各大网站转载。5月19日，抚顺市望花区检察院向高文华宣布：解除取保候审，不予起诉，无罪释放。
没多久，王亚忱的女儿王晓云通过种种关系，找到本报副总编陈小川，说要一起吃饭，被当场拒绝。王亚忱又使出了惯用的一招：告状！先是到全国最高检察院告记者"泄漏国家机密"，刊登了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高文华无罪释放的决定。随后，他又到团中央举报记者，"紧密配合辽宁省检察院，妄图用舆论杀人"。
这份厚达一寸多的告状材料，团中央信访部门批到报社来，竟让"10天内给予答复"。简直是胡批，这些小官僚竟完全不懂什么叫信访，什么叫舆论监督！万永得知来问我，"需要我做什么？""别理他，我来管。"我说。
一段时间内，我不断接到王亚忱的下属和律师的电话，威胁要起诉本报，因为报道也损害了他们的名誉。我回答，"好啊，这是你们的权利，愿意奉陪。"
8月4日，王亚忱和儿子、女儿一起分别在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起诉，要求赔偿220万元。著名律师浦志强立刻给我打电话，表示愿意无偿代理这场官司。
报社组成了强力诉讼应对班子，做好了将此案一直打到最高法院的准备。
不过，报社没有等到与王亚忱对簿公堂的这一天。
大约9月，阜新商贸城总经理于雅君、会计科科长、阜新某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相继被刑事拘留。
10月12日，王亚忱之子王晓军被辽宁警方刑事拘留。
11月6日，退休高官王亚忱被辽宁省多部门人员组成的专案组从阜新带走。专案组同时查封了阜新商贸城的财务资料等物品。
12月初，王亚忱、王晓军被正式逮捕。同时，阜新市公安局进行大规模人员调整，王晓云被调离公安局。
12月13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驳回退休高官王亚忱及其子女王晓云、王晓军起诉中国青年报名誉侵权一案。
王亚忱最后的表演是，当专案组要将他带走时，他提出要坐自己的"奥迪"车走……
宪法学家剽窃案风波
若干年来，学界剽窃之风越演越盛，丑闻迭出。肇事者地位越来越高，学术名头越来越大，几成泛滥之势。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特色的官办大学、官办科研的体制所导致的。在这种体制下，官员的行政权力高于一切，教授、研究员们是"二等公民"，你想研究什么课题，这个课题的重要性、独创性究竟如何，能否得到财政拨款支持，研究成果是否能获得各级奖励，都是官员说了算。连带下来，你拿多少工资和补贴，能否得到晋升，甚至能住多大、什么品质的房子，最终都是官员有权拍板。
在这种权力体系中，鼓励了学者们努力钻营，拉关系、走门子，很少有人能踏下心来做学问。在"学术成果"上，急功近利，低水平重复、剽窃，甚至严重造假的事件层出不穷。这是制度顽症，什么时候不做到教授治校、科学家治科研，建立起完备的学术共同体规则，就不可能根除。
近年来，有一只学术打假的"牛虻"，飞来飞去，瞅准了就一口咬下去，让造假者声名狼藉。这只"牛虻"，叫方舟子，留美生物学博士，他建在美国的网站"新语丝"，简直可以说是学术造假者的"黑名单"网站。
2005年11月23日，一篇题为《博导，还是"博盗"？———武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叶中和学生抄袭剽窃纪实》的文章出现在新语丝网站，文章作者王天成指称，法学教授周叶中与其学生戴激涛在两人合著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中，抄袭了他在数年前发表的两篇论文《论共和国》和《再论共和国》。
王天成称，经过核查，《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共四章、268页，外加前言、后记，除了读者可以不看的后记以外，从前言到最后一章，每一章都抄袭、窃取了我的文字。被抄袭、窃取的文字，成为周先生等的立论基础、阐释对象和贯穿在全书的一根主线"。
王天成在"不完全查验的基础上"摘出36处构成"抄袭剽窃"的段落，约四五千字，一一列出，并认为这"已经构成'博盗'"。
被指控"抄袭剽窃"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由周叶中与其学生戴激涛合著，由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9月出版，并被纳入"法学名家经典系列丛书"之中。
从新闻价值来衡量，这实在不算什么，抄了几千字别人的著作而已，比这个厉害的多了去了。如果仅仅是一般人，这肯定构不成《冰点》出动的理由。
然而这个案子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被指控的剽窃者和被剽窃者都有迥于常人的"背景"。
根据《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的作者简介，第一作者周叶中除去现任武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校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之职外，还有如下头衔："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司法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而第二作者戴激涛是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系周叶中的学生。
这也不构成新闻根据，只能证明周叶中应当完全清晰、透彻地了解学术规则，并身体力行捍卫学术规则。周真正重要的是如下背景：
据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2002年12月26日，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的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时年39岁的周叶中，与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崇德教授一起，以"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题作了辅导报告。
这就不一样了！能够给包括党中央总书记在内的政治局委员们做辅导，不仅意味着学术水平是这个专业里最高者之一，而且"政治上高度可靠"。而给中央领导们讲课，在中国大陆，是一项崇高的"荣誉"，讲课者本人会一举成为新闻人物，镀上厚厚的一层"金子"。
王天成呢？1989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89年9月至1992年10月曾在北大法律系任教。现为北京正本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他自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共和"这一课题，虽然"离开法学界多年"，但"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自己感兴趣的一些问题的研究"，并于1999年写成共计四万多字的两篇论文《论共和国》和《再论共和国》，在网上流传。目前同时在网上流传的还有他的《三论共和国》和《四论共和国》。而《论共和国》一文，则被收录在一本名为《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的书中，于2003年1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看起来很正常。可是周叶中声称，他的书中的注释部分之所以被删节，是因为王天成的"身份"。什么"身份"？一查才知道，王因"自由化"问题曾入狱四年。
那又怎么样呢？王刑满出狱，现在是有完整宪法权利的公民，他的权利不容侵犯。
换言之，如果不是因为王天成有"政治前科"，周叶中就不会这样做了，就会按学术规则办事了。
这简直是欺人太甚，品德太恶劣了，比一般剽窃动机要恶劣得多！我们判断，他正是因为王天成具有这个背景，没人敢为他说话，才无所顾忌地"掠夺"而不担心后果。
《冰点·观察》版编辑卢跃刚决定出动。记者包丽敏很快完成了报道。
除核实了所有细节事实外，最有趣的是周叶中在电话采访时对记者的谈话。稿件中写道：
记者致电周叶中教授。周教授在电话中表示，此事"如果说有什么不好的话，跟我们作者一点关系没有"，"不仅跟第一作者，跟第二作者也没有关系"，"我们完全遵循的是学术规范，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事情太复杂。"周叶中说。
记者追问是否别有隐情。
周叶中说："隐情很简单，你（可以）上网查一下王天成的身份（就知道了）。"
而当记者问周叶中："是因为王天成的身份，所以把该有的注释删去了吗？"
周叶中答："对。"
"那么删除工作是您来做的还是出版社做的？"记者追问。
"我为什么说跟我们没有关系呢？"周叶中这样回答。
"是在得到您允许的情况下删除的吗？"记者再问。
"我前面说我们没有责任，你想想还会是怎么样呢？肯定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周教授说，"作者肯定没有责任。"
周叶中表示，自己是从网上看到了王天成的论文，"有些方面我不好苟同，有些方面还是有些道理"，但"我在写文章之前不知道他的身份"。
没有写进稿子中的对话就更有意思了。周叶中对记者包丽敏说："你就不要管这个事儿了，到时你们总编辑会找你的，中宣部也会找你的！"
嘿嘿，他怎么知道？太牛了吧！"中南海讲课者"果然不同凡响。
11月30日，《谁该为宪法学家"剽窃"负责》在《冰点·观察》版刊出。清样出来时，因为此稿有些特殊背景，我仔细读了一遍，认定不会有什么问题，即便这时，我仍然认为这篇报道的性质还是学术规范和学术品德问题。显然，审阅清样的分管副总编辑也这样认为，顺利付印。
见报当天晚上8点钟，事儿就来了！总编辑李而亮电话打到我手机上，声音急促，"大同，出事了，上面说周叶中这篇报道有严重的舆论导向问题，明天还要来人调查。你今晚就给我写一份发表理由和经过，明天一早就给我！"
我一听就火了，说这篇报道有什么缺陷都可以，惟独没有"舆论导向问题"。捍卫学术规则，抨击学术腐败怎么就成了"导向"问题！
"这有什么可写的？报道中讲得一清二楚！明天来人你让他们到我办公室来，我倒要当面问问他们有什么舆论导向问题！"我怒答。
李而亮听我这样说，马上说："算了，你不用写什么了，明天我来对付他们吧！"
这以后，又听到不少消息。人民出版社本来持低调，看到周叶中暗示出版社未经他同意自行删去了注释部分，上下大怒，出版社一位负责人对本报一个编委说，今后不会给周叶中出具任何关于此事件的证明。这是国家顶级出版社，规矩严谨，当然不会不经作者同意自行删文。
很快，北京大学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经过详细检索，确认周叶中不仅剽窃了王天成的著作，还抄袭了其他至少6位学者的著作。他将这个结果写成长文贴在网上。这个举动是标志性的，对同行"同室操戈"很难做到，都是法学界的著名人物，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不是出于学术良心，他完全可以认为于己无关。但是贺卫方做了。
跃刚得知，马上约贺卫方给《冰点·观察》提供一个浓缩本，准备公开发表，这与网上发表是不一样的，是白纸黑字的历史记录。
12月27日下午，已经四五点钟了，贺卫方的稿件才精减完成。跃刚准备上版。经过上一篇报道的风波，我当然知道不可能见报了，告跃刚这个判断后，他说还是想试一下。我也同意。没想到，这一"试"，成了一"搏"。
这回分管副总编辑潘平迟迟没有付印。晚6点多，他进来说已向李而亮汇报，指示是不发。不发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上次关于这个问题上面已经批评了。这叫什么理由？我说这个理由不行，毙稿需要有正当理由，谁批评的，批评内容是什么？贺卫方的稿件完全用事实说话，就算王天成的"历史问题"有些敏感，但稿件中涉及王的地方已经尽数删除。这个稿子只与周叶中对其他学者的剽窃有关。
潘平无奈，只好再给李而亮打电话，李正在外地。电话拨通，他说了两句后，索性把手机交给我，"你直接跟李总说罢。"
在电话交涉中，我重申了不能无正当理由随意毙稿，因为没有正当理由就无法对作者交代，《冰点》绝无可能因一个不知何方神圣的"指示"而换稿。可李而亮就是不透露是谁、说了什么，只是反复声称有重大政治风险。我们两人僵住了，手机上足足说了十几分钟。最后我说，"而亮，你跟跃刚说说吧，他是责编，同意就可以换稿，我手上没有东西可以填上。"我把手机又交给跃刚，跃刚当然不同意。
我知道毙版的命运不可避免了。上楼到潘平办公室，我对他说："事情只能这样了。按规则，总编辑有权毙版；但责任编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也有权利对作者和读者负责，不换稿。我们将把所有版面工作完成，最后的决定是总编辑的事儿了。"潘平同意。
回家时，已经8点多了。去年最后一期，被毙掉两个版；今年最后一期，又毙掉一个版，这是巧合，还是宿命呢？
12月28日，《冰点》周刊砍成了三个版。《冰点·观察》被整个撤掉。图片总监贺延光的办公室，就在《冰点》隔壁，他目睹了交涉过程。很快，他写了一篇帖子，发在报社的公共留言上：
公正又一次成为弱者
今天的《冰点·观察》又夭折了。
昨天晚上我离开报社时，知道《冰点》的人还在据理力争。但不幸得很，今年《冰点》最后一期和他们去年最后一期竟惊人的相似，都没有逃脱被"毙"的命运。
去年的事是中青报人的耻辱，已记录在案，就不说了。
今年的是著名法学家贺卫方的专稿《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披露了周不仅剽窃了王天成的著作，还在同一本书中同样大量剽窃了其他数位学者的著述。贺是经过认真负责的核查，有理有据地为本报撰写了此文。
"枪毙"的理由是什么呢？
一是王天成这个人曾因"政治问题"坐过牢，是个异己分子。二是周叶中这个人物太敏感，有背景。
首先，周明明知道王天成的"成分"不好，那为何还要大段大段地，并作为正面宏论照搬到自己的著作里呢？而作为披露此事的《冰点》记者和编者，当初还真不了解王的"出身"。况且，王现在是一位享有一切合法权益的中国公民。
再说，《冰点》已做了妥协，将有关王的内容已作了技术处理。
周教授从自己的逻辑出发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此行径，倒让人觉得有黔驴技穷之嫌。
第二，周叶中的"敏感"和"背景"倒是有点吓人。他甚至告知采访记者：你不要弄这个事，你们总编会找你，中宣部也会找你的！
哈哈，这是一种威吓吗？也太小儿科啦！但对我们的一些领导来说，还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贺卫方专稿的被撤就是明证。
所谓周叶中的敏感和背景，说穿了，就是此人进过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人讲过课而已。许多同样有此经历的人，饱有学识，处事低调，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但周却不同，他是一个以此为资本并到处炫耀的人。
谁说过，给中南海讲过课的人就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谁说过，头顶某种光环的人就有规避舆论监督的豁免权？从国法到党章，哪一条有这个规定？
正是因为你有背景，才更不允许你混同于普通人。正是因为你太敏感，你若无视法律和道德，那么，"清君侧"至少是舆论督察的表层目的。
欺骗中央的事例不胜枚举，难道我们不替高层领导感到危险吗？
我不明白，对周叶中这样的"教授"的揭露和批评，我们为何容不得？
是因为我们某位领导的孩子现就读于周教授所在的大学，而有难言之处吗？
若如此，就我所知的信息，连武大的主要领导不仅认同周这次剽窃的事没有疑问，还知晓他在6年前就出过剽窃问题。
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披露周剽窃的报道曾受到中宣部的批评吗？
若如此，批评究竟是来自某个人，还是他就代表中宣部？
我不认为那种批评就是代表中宣部，因为我不理解，堂堂中宣部为什么根本不问周剽窃的事实是否存在，而不惜丢弃自己的脸面非要维护一个偷盗者的名声呢？
若如此，答案只可能是，某些单位与周被引荐进中南海的事有瓜葛。此事闹大了，真怕中央怪罪下来不好收拾。所以捂一天算一天，过一年算一年，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
总之，今天的结果，让我们与剽窃者捆绑在一条板凳上。作为媒体，我们没有成为社会清污除垢的机器，反而成了保护腐枝烂叶的温房。
口口声声党的十六大，究竟谁在背离在背叛十六大精神呀？
喋喋不休三个代表保先活动，为什么一到具体问题，公众的利益就不见踪影？
比起韩国对"民族英雄"黄禹锡的揭露和处理，我们无地自容。
这两件事彰显的危机在于：一旦口号和行动差距过大，就没人欣赏你的口号了。我相信，即便今天我们伤害了一群诚实的作者和编者，公正也不会永远成为弱势。即便今天我们维护了一个剽窃者的利益，周叶中从此也断了仕途的阶梯。
周叶中事件还在持续。2006年5月，王天成诉周叶中剽窃案被法庭受理并开庭审理。报道此案开庭的《新京报》有关负责人和编辑，竟受到行政处分和经济罚款。周叶中的保护伞来头还真是不小。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些"上面"的官员，再怎样来干涉司法审判吧！
2006年，是中国农历的"狗年"。《冰点》从创刊开始，整整过去了11年，要进入第12个年头了。影响固然越来越大，而风险似乎也在同步增加。在中国搞新闻，真不是人干的事儿，要为此折寿多少年呀！
而"狗年"伊始，一场绞杀《冰点》的阴谋已经策划完毕，少数高层官僚正虎视眈眈地等待"最佳时机"。我虽然常有警惕，还是没有想到一篇讨论百年前历史经验的文章会引发风暴——一场搅动全球媒体的"冰点风暴"。
下面是我对这次事件的记录，独立成章。成文时间略早于本书，行文风格稍有不同，请读者见谅——

在地狱的入口处
——《冰点》周刊停刊风波始末记

我打开电脑，进入中国青年报网络版主页，查阅后发现：今年1月11日刊登的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长篇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已经不见了，被删除了！——这篇文章引发了中国新闻界与政坛的一场轩然大波——1月24日，刊登文章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竟因此被当局勒令停刊整顿！
《冰点》停刊事件迅即构成重要国际新闻。世界几十个国家、上百家知名媒体及港台主要媒体均做了快速、持续和详尽的报道。国内不少著名知识分子、前高官也接连发出公开声明，谴责当局这种公然违反宪法、压制言论自由的恶劣做法，要求《冰点》立即复刊。
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当局罕见地迅速作出了妥协，2月16日，宣布《冰点》周刊将在3月1日复刊，但免去原《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和副主编卢跃刚的职务。中国外交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同时向外国驻华记者宣布了这个消息。
至此，《冰点》停刊事件告一段落。不过，作为复刊条件之一，当局要求在3月1日的《冰点》复刊号上，必须刊登一篇批驳袁伟时教授的文章，"挽回恶劣影响"。
现在，批评者的文章赫然挂在中国青年报的网页上，被批评者的文章却被删除。
关心这次事件的公众有理由问：为什么一篇讨论百年前中国历史的文章，竟会产生如此大的政治风波？竟会让全世界都开始瞩目？事件过程和背后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作为原《冰点》周刊主编，我有责任将事件的来龙去脉都记录下来，留给今天，也留给历史。
一．中国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
历史是由偶然性构成的。
作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主编，我平常经常接到赠阅的杂志。2005年12月中旬，我接到署名"肖铁"寄来的一本《今朝》，印象中，这已经是第二次寄来了，我曾注意看了一下是哪个地方出版的，结果只有刊脊上的一行小字，香港某出版公司。没有定价，也许属于某种私人出版物。这类杂志通常带回家去茶余饭后随便翻翻。
第二天早上，太太随手翻阅这本杂志。一会儿，她对我说："这期上有一篇袁伟时教授批评历史教科书的文章，你不是早就想做这个题目吗？"
"是吗？"我拿过杂志，开始读这篇文章。
我读得很仔细，一边读一边判断是否有可能在《冰点》上刊出。一个多小时过去，我得出了判断：这是一篇好文章，其中依据国际关系理性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反省，尤为重要，值得在《冰点》上刊出，也有可能刊出。
我为什么历来重视教科书？因为中国教育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中核心问题之一是政治和文史类教科书的陈旧与意识形态化。近20年来，这种陈腐又搭上了"应试教育"的列车，所有在这列车上的中国孩子，都不得不死记硬背这些教条，不鼓励，更不允许中国年轻一代通过自己的思索而自行得出结论。这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创造性心性是一种绝大的摧残，对中国的未来，影响深远。
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就看到了这个弊端，批评意见很多，然而从未产生重要影响，也从未得到过当局的充分重视。
1997年11月，一本发行量很小的文学杂志《北京文学》，刊发了一组三人、对中国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语文教材和教法的尖锐辛辣的批评，文章长达2万字。稍后，北京《文摘报》摘出其中约4000字加以转载，开始引起知识界注意。连续有两个教育界朋友（均为有影响的教授），给我来电话，要我注意这组文章。我也很欣赏这组文章，特意请《北京文学》的编辑给我寄来杂志，一窥全豹。及至读完全文后，我认为，《文摘报》限于篇幅，远远没有能够摘出所有精华。经反复考虑，我决定重新编辑、转载这组文章——《冰点》创办以来，始终坚持独家报道，从未转载过其他媒体的文章。
1998年1月6日，《冰点》刊发了我重新摘编过的这组文章，约有9000余字，标题定为《不仅仅是语文》，这个标题实际上在预告读者，中国教科书问题，决不是只有"语文"一门。我特意写了编者按语，说得更加明白：
有人说，不仅仅是语文，拿出哪一科来，都可以写出类似的故事，有些可能更加荒唐。教育，是标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未来的摇篮，每一个能够作用于这个摇篮的人，都应该想一想，怎样"摇"，才有民族的未来？
因《冰点》在中国新闻界有重要影响，这次转载引起了超乎我想像的重大反响，掀起了一轮公开批评中国语文教育的热潮。一时间，各地媒体都纷纷转载并开展讨论，连中央电视台也加入了。强烈的舆论迅速引起了最高教育当局的重视。不久后，这组文章的作者之一告诉我，当时分管教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批示，要求"教育部对语文教育问题及语文教材进行调查并汇报国务院"。教育部基教司接到批示后立即组织了一个小型座谈会，邀请她参加。再往后，各种民间编纂的具有全新视野的语文教材，在社会贤达的努力下，纷纷登台亮相。可以说，这次舆论批评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积极效果。
相比之下，语文教科书是政治风险最小的一门，成为《冰点》第一次"打击"的目标。下一门是什么，我认为是"历史"。我在《冰点故事》一书中，曾对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有一个基本判断：历史课又是什么呢？那可以说是用精心选择出来的、因而是受到重大歪曲的"历史材料"来构建另一种"顺民"体系，内容之陈旧，结论之荒唐，让多少历史学教授浩叹不已。让学生们硬背下来的历史，与历史学界已经达成的共识，相距何止百里。哪怕你把对一个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告诉学生，并鼓励学生做出自己的评价呢。
历史教科书之所以可能成为《冰点》的第二个批评目标，因为政治风险比起"政治课"来，还是要小得多。不过，几年过去，虽然一直存有这个想法，却始终没有看到有力的文章，这个计划就搁浅了。此时忽然见到袁伟时先生的文章，有一种"天赐我也"的兴奋。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我素未谋面，但神交已久。我在网络上读过很多他写的文章，其中也包括很多分析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论文，深受启发，也长了不少见识。袁先生的这篇文章我却没有读过。我估计应当是在某个发行量较小的媒体上发表的。
2005年12月18日，我给袁伟时先生发去邮件，告诉他我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看法，并问他是否同意在《冰点》上发表这篇文章。
袁伟时先生翌日就回函说：
"《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是一篇旧文。前几年在广州出版的《东方文化》双月刊上发表过。但是，这个刊物每期发行不到三千册，看到的人不多；同时，因为不准团体办刊物（《东方文化》是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办的，尽管会长是叶选平，也没能保住），《东方文化》早已停刊。我不知道有份《今朝》杂志，他们发表此文也没有与我联系。在我看来，思想需要传播，任何报刊愿意重发此文，我均同意；能在《冰点》发表更是我的光荣。近日工作千头万绪，不打算修改此文了。现将电子文本附上，不妥之处，删掉可也。"
看到袁先生这样著名的教授，素昧平生却如此痛快地授与我编辑全权，我很高兴。当即将文章发给《冰点》各位责任编辑，请他们一起看看有无不可抗拒的政治风险。我们认为，政治风险肯定会有，但不至于"翻船"，因为这篇文章列举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来说明观点。宣传官员可以否定文章观点，却不可能将这些历史材料也一并抹杀。不过，我还是有些太高看他们了，我以为官方如想对这篇学术性较强的文章发难，怎么也得事先征询一下历史学家的意见。而历史学界持袁文观点的所在多有，至少早已是一派的观点。我低估了宣传官员的无知和蛮横程度。
此时已经到了年底。袁伟时教授的文章原计划在2006年1月4日《冰点》开年第一期发表，但《新京报》编辑临时发过来一篇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的文章，回顾2005年中国文化界的重要事件，说他们约来了这篇文章，却因内容太敏感而发不出去，没法向作者交代，只能请《冰点》看看是否能发。我看了一遍，着实是篇妙文，当即决定发表。袁文只能再延后一期，到1月11日再见报了。
我们不知道的是，一场针对《冰点》的阴谋，已经到了立即实施的前夕。后来，一位知道内情的负责人告诉我，早在12月25日，本报社长、总编辑就被叫到直接主管上级团中央书记处去，团中央第一书记说，《冰点》的问题，团中央已经扛不住了（大意）。可见，中宣部要求团中央整顿《冰点》周刊的压力，到2005年年底，已经非常沉重。他们之所以还没有动手，是在严密监视下等待机会。
可我们还蒙在鼓里，没有意识到危机已经迫在眉睫。
二．文章发表遇到困难。与总编辑辩论。
袁教授文章有1万5千字，太长了，必须删节到1万字左右，我的版才能容下。我用了半天时间小心删节，删去两千字左右后感到不能再删了，再删，就会在学术上伤筋动骨，很多重要史料如删去，文章观点就难以得到有力支持。我决定就按这个规模发表，一个整版装不下，就转到《冰点》的另一个版上。另一个版的责任编辑是《冰点》副主编卢跃刚，告诉他我的安排后，他没有二话，让出了三千字左右的"地盘"。这也是一次超常规的刊载，此前，《冰点》只有一次用了四个整版，刊登了章诒和女士关于京剧大师马连良的长篇纪实报道。
2006年1月10日下午4点多，将于次日出版的《冰点》周刊的4个版，都已出清样，送报社分管副总编辑潘平审阅付印。大约5点钟，潘平走进我的办公室，说，"大同，李总请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有什么问题吗？"我笑问。
"唉，你上去就知道了。"潘平也笑——我们二人都明白，这是因为袁伟时的文章事关重大，他不敢自主决定发表，又交给总编辑李而亮审阅，总编辑阅后有不同意见了。这样的场景曾经多次发生。
我和潘平一起去李而亮的办公室。即便这时，我还是估计可能有些段落要删节，譬如袁伟时先生文章中将中国历史教科书与日本历史教科书做了比较，指出二者之间在民族深层文化心理上有共同之处。在历数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种种问题之后，文章里写道：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据说，日本仅2001年新编的教科书就有八套，由各校自由选用；2005年选用日本右翼编的教科书的学校只有0.4％。而在中国，非此即彼，只能在基本观点完全一致的两套书中任择其一。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更严重的是：中国的社会舆论对任何批判中国国民或主体民族——汉族本性缺陷的努力，都十分不宽容。
这在当代中国青年普遍存在强烈反日情绪的情况下，确实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我的朋友马立诚先生，几年前因一篇《建立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文章，被网上"愤青"一代骂得狗血喷头，"汉奸"、"卖国贼"之声不绝于耳。
然而袁伟时先生更重视的是中国，他进一步分析道：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牢笼。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爱国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从而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作为一个读者，我对袁伟时先生的这些观点有强烈共鸣；然而作为《冰点》周刊主编，深知在一家大报上如此直言不讳，会引起当局和很大一部分读者的愤怒。我没有删掉上面这些内容，因为我自己可以承受。但看来总编辑要删掉这些了，叫我上来，是要和我商量一下。
没想到，刚刚坐定，总编辑李而亮就对我说，"大同，袁伟时这篇文章，刚刚我们四个总编辑都看了一遍，共同意见是风险太大，不能发表。"
"什么？！"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等于已经执行完"总编辑会审"的程序，即对有重大政治风险的文章或报道由总编辑们集体作出决定，共同承担责任。在中国青年报，这是对稿件的最后一道"终审"程序。通常，此时版面主编已没有提出异议的余地了。
我的情况有些不同：因我是本报资历最深的高级编辑，比总编辑从业年头还要长几年；而《冰点》在读者和中国新闻界里，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以往历任总编辑不管对《冰点》稿件有什么意见，都要先耐心听取我有什么说法，再做最后决定；一定要有所删节的段落，也总是与我当面斟酌、协商。
其实，见报稿件应尽量规避不可抗拒的政治风险——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总编辑有共同立场，都是为了保护报社的安全。但是，在风险程度的判断上，通常有区别，对我个人来说，只要风险是能够承受的，就应当尽量发出有真知灼见的报道和文章，因为值得，因为读者欢迎！
"能说说理由吗？"我虽然有些惊讶，还是尽可能平静地发问。
李而亮的理由是：文章的观点可能不错，但中国的教科书是国家编纂的，是国家行为，集中反映执政党的观点。因此，批评教科书，就会被上面认为是批评执政党。风险太大。
我认为这个逻辑是站不住的，反驳说：不能简单说批评教科书就是批评国家行为，就是批评执政党。若干年前，中国新闻界就声势浩大地批评过"语文"教科书，没有引起过任何政治风险，相反还受到了最高当局的重视，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改进中国语文教科书的作用。
李而亮说，语文教科书离政治比较远嘛，而历史事件怎么解释，就是代表执政党观点呀！
我说也没有这么简单。我举出两年前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观众最多，达数亿人）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为例，说，袁伟时的文章仅仅是对晚清史上的两三个事件作出与教科书不同的阐述和评论，而这部长达40集的电视连续剧，则是整体对晚清历史，对中国教科书"早有定论"的众多事件和人物，作出了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描述。在播出过程中，也引起过很大风波和批评，事情最后闹到最高当局那里。当时最高领导人批示，要多听取历史学家的意见，并根据这些意见修改。后来，经一部分历史学家审看，认为电视剧基本符合历史真实。在做了一些妥协性删节后，《走向共和》还是播放完毕——那可是有好几亿人看了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风险嘛！
很显然，这个论据比较有力，在很大程度上说服了总编辑。他又想了一下问我："能不能把文章的最后一节删去？"这最后一节，约有三千余字，恰恰是袁文的精华所在，当然也是风险最大的一部分。我说："将这一部分全都删去，文章的基本观点就没有了，前面提供的那么多史料也失去意义了。我建议可以将最后一节当中你认为最敏感的段落、字句删去，其他的保留。"
看到李而亮还有些犹豫，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咱俩打个赌吧，按我的经验，这篇文章顶多会招来中宣部阅评小组的一篇《阅评》，批评两句也就拉倒了，不会有多大事儿。讲100多年前清朝的事能有什么问题？这又不是重新评论党史。要是真出了大事，你先撤了我的职！"
李而亮也笑了，"嗨，出什么事儿也得我来写检查……你先删一遍，我再看？"
"别这么来回折腾了，"我说，"我删完你不是还要从头再看一遍吗？你干脆自己动手，省时间！"
他同意了。"好，我来吧！"
我下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心想关于中日教科书对比的一段肯定会被删去，很遗憾，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半个多小时后，总编辑亲自动手删节后的清样送下来了。我仔细看他删去了哪些内容，很吃惊：如果我是总编辑，肯定要删去的若干段落，他竟然没有动；他删去的几处，我倒认为无关紧要。最难以让人相信的，是李而亮竟然还恢复了副总编辑潘平已经删去的某些敏感段落。如果不是被文章的理据所折服，总编辑的手决不会这么松。
看到这个超级宽容的"删节"结果，办公室里的《冰点》同事都惊呼起来。我也大喜过望，不能想像会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了——要知道这是刚刚被总编辑集体"枪毙"了的文章！
晚6点半，所有总编辑删节之处都已在照排车间改定。我在电脑上点击了"付印"的命令。回家了。
三．袁伟时文章引起强烈不同反响，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2006年1月11日，《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发表了。尽管袁伟时先生说这是一篇旧文，但各大新闻网站纷纷转载，在很多著名BBS上也被网民广泛转贴。
我有一个从业习惯，即《冰点》报道或文章被网络广泛转载后，我都要密切关注网友们发表了什么评论，从中体会读者心态，分析读者意见。这对我选择《冰点》题材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袁伟时教授的文章，我判断：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很大一部分人，会痛骂这篇文章；而具有较清醒的国际关系理性和规则意识的人们，则会基本赞同文章观点，支持作者。上网查阅的结果，证明了我的判断。尽管有思想准备，但是"新浪"这样网民最多的大型网站，网民们对袁伟时先生的詈骂，还是超出了我的想像，用语之恶毒、肮脏，让人反感。而像"世纪中国"这类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网站，支持袁伟时先生观点的占了80%以上。
文章发表后两三天，我接到一个读者电话。电话中声音苍老，听起来有五六十岁的样子。他支支吾吾说了半天我才明白他什么意思，原来是对袁伟时文章不满。不满当然可以，说出具体意见啊。他不说，只是嘟嘟囔囔地说，"这下我知道报纸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了！"这是一句典型的"文革"时期语句。我禁不住想笑，问："那你认为我是什么人呢？"他说不出来，挂了电话。
这个电话让我意识到，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不止存在于青年一代里，也存在于中老年一代里。实际上，1949年后接受教育的几代中国人，脑子里装的东西，都是教科书的内容和模式，如果没有主动更新，获知新的历史材料和观念，那么一直到退休，还可能只是年轻时接受教育时储备的那点东西。这就是袁伟时先生所批评的"狼奶"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一言一蔽之：对内，惟我独尊，不讲宽容，不容忍多元存在，鼓吹阶级斗争，蔑视改良，崇拜暴力革命；对外，放眼全是敌对势力，"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民族心理既自卑又自大，表现为盲目排外。可惜，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学校毕业后忙于生计，基本没有什么可能自行作历史观的更新了。可见教育对人的一生有多大影响。
网民当中不同的强烈反应，让我感到这个问题不能靠一篇文章来解决，有必要展开一次持续较长时间的、有不同意见交锋的讨论，慢慢让读者在意见交锋中获得新的认识。
于是，我不厌其烦地在反对意见里寻找真正有史料依据、有学术见解的文章，以期能作为袁伟时文章的"反方"发表。不知翻过多少网民的帖子，终于看见一篇颇具学术讨论风度的文章，署名为"子乔"。这篇文章史料扎实，商榷态度温和，行文严谨，我认为质量较高，已经达到发表水平。我立即下载，给袁伟时教授用邮件发过去，请他参阅。同时，我也开始寻找这位作者的真实身份和姓名、地址，准备联系发表。
袁伟时教授看过"子乔"的文章后，给我发来邮件，赞赏这篇文章的学术态度，并说仔细研究后，会再写文章回应"子乔"。
这时，一切都还在正常轨道上。我开始考虑是否再约一些中青年历史学家就这个问题发言，上网查了一些比较知名的中青年历史学者如雷颐、杨念群、茅海建等人的学术观点，觉得这些学者很有独立见解，都是合适人选。我计划，可将2006年，作为《冰点》的"历史教科书年"，发出一批有分量的文章，以此来推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改进。
自然，我也在提防着政治风险。1月12日星期四，中午在餐厅，我碰上李而亮，问"上面有什么动静吗？"他笑答"暂时还没有"。我觉得风险可能过去了，如果上面强烈不满，电话批评应该已经过来了。
1月13日，星期五。晚上7点，《冰点》周刊全体编辑记者，集体宴请台湾作家龙应台。我们选了一个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地方，"玛吉阿米"藏族餐吧。餐吧装饰得富丽堂皇，所有装饰用品，均由西藏运来；席间还有粗犷的藏族歌舞。我们想给她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这肯定是台湾见不到的。
龙应台女士这次到北京，有一个重要的项目，那就是"还债"——她曾为《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一文能否在《冰点》发表和我们打赌，输了。因此欠了我们一顿大餐。
其后，她又应《冰点》之约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这些既细腻又犀利的大块文章，俨然成为《冰点》的"招牌菜"，在本报的读者调查中，均被最多读者提名为"印象最深刻的报道"。
此次龙应台到北京，正逢袁伟时文章刚刚发表。两天前，在什刹海边的"客家菜"，我们约了十几个知识界朋友，一起享用她"还赌债"的大餐。这一天《冰点》回请她，是感谢她为周刊作出的杰出贡献。她很喜欢藏吧菜的味道，说比"客家菜"还好吃。
正在酒酣耳热之际，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来电号码，是总编辑李而亮的电话，我敏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李而亮在电话中说："大同，来了！"
不用问也知道是什么"来了"。
我问："是阅评小组的吗？"
他说不是，是中宣部新闻局宣传处的一份"月报"。我问上面说了什么。他说把袁文主要观点列了一些，说在"误导青少年一代"什么的。先通报我一下。
放下电话，在场众人都已明白"狼来了"。我简单通报了一下，说没什么，这才是大陆媒体的常态。这一晚，众人尽兴而散。
四．总编辑说，这份《新闻阅评》是授意下写的
2006年1月17日下午，中国青年报周刊中心主任谢湘，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说上周六她和总编辑李而亮一起参加教育部的一个颁奖会，会后，与教育部部长周济在一个桌子上进餐。周济说已有几个编教科书的老专家，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告袁伟时的文章。周济还对李而亮说，中国青年报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表示不满。
我感到事情这下可能会复杂化。在中国大陆，这类"告状信"如果有哪个中央领导批示，那就没有道理好讲了。我们必须现在就做好抗诉的准备。
当晚，我给袁伟时先生发去邮件，告诉他此事，说这些所谓专家，无非是想拿到"尚方宝剑"，然后发难。我们要做好政治和学术两方面回击的准备。袁伟时先生回函说，"如果那么理性的声音，都不能见容于当局，那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又一耻辱。我个人会始终坚持平和、说理的态度，坚持不懈读书、写作；窗外风云，一笑置之。"
1月20日中午，我在报社餐厅遇上李而亮，问他有没有新的动静。李而亮面色严峻，告我说，已经有两个政治局委员批评了。我问是哪两个，有没有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他说不是。我追问是谁。他说"我不能说"。
这个信息让我大惑不解。在中央政治局一级领导机构里，分工是很明确的，一般只有在自己分管的范围内，这个领导人才会下批示，否则等于"越界"干预同级同僚的权力范畴，这在官场是很犯忌的。从常规来判断，能够对中国青年报发出批评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两个，一个是王兆国，他分管工会、妇联和共青团；另一个是刘云山，他是中宣部部长，当然对所有媒体有批评权。不是他，又能是谁呢？我将政治局委员在脑子里挨个过了一遍，还是认为，只有王、刘二人有权也最有可能发出批评，其他政治局委员均不可能。（后来证明，李而亮这天没有对我说真话。）
1月23日，星期一。这一天上午，是报社每周的例行办公会时间。在这个会议上，通常总结上周的报纸得失，传达中宣部对媒体的指示和批评。这天的会议，由副总编辑陈小川主持，李而亮没有到会。会议结束后，陈小川让我去他办公室聊一会儿，还没说几句话，李而亮推门进来说，"中宣部《阅评》到了，批袁伟时的！"见我在座，说，大同你过会儿来看一下吧。
稍后，我进到李而亮办公室，他将刚收到的中宣部《新闻阅评》递给我。我开始细读。
这份《新闻阅评》是不同寻常的。
2005年8月，中国青年报在总编辑李而亮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份对报社编辑记者工作业绩的考核条例。条例前所未有地将奖惩标准，设定为报道是否受到了上级领导机关的表扬或批评。也就是说，对一篇报道发出表扬的官员级别越高，对有关编辑记者的奖励就越多；反过来，提出批评的官员级别越高，对有关编辑记者的经济惩罚就越重，甚至可以让你当月的收入成为负数。毫无疑问，如果这个新条例得以实施，中国青年报多年来在公众中建立的良好声誉将一败涂地。这张报纸将无可挽回地沦为一张完全顺从各级党政官僚意志的"奴才报"。
如前面所述，经《冰点》周刊全体编辑记者讨论和授权，我起草了一封万余字的《就中国青年报考核条例致李而亮总编辑和本届编委会》的公开信，在本报内部网上发布并立即传开，一时成为海内外媒体人士高度关注的焦点新闻。在这封信里，我公开批评了中宣部阅评小组的种种行为，指为"党内政治生活腐败的一个新的品种"。
意外的是，这封措辞严厉的信件，并没有招来预计中的"打击报复"，不仅条例被立即推翻重来，原来对《冰点》频频发出的《新闻阅评》，竟从此就消失了，几乎再也没有见过。我们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效果，结论是，中宣部阅评小组开始有些忌惮这些不得人心的"阅评"文字，会被公开信这种方式公诸于众。后来，上面对《冰点》某篇报道的不满，都是由总编辑李而亮口头向我讲几句，我要求看文本，他总是搪塞说，"他们改变方式了，没有文本……"
在这个背景下，突然又发出这样一件措辞空前蛮横的《阅评》文件，我不能等闲视之。
《阅评》全文是：
新闻阅评
第34期
中宣部新闻局2006年1月20日

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翻案
中青报载文公然批我历史教科书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1月11日刊登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撰写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文章说，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和义和团事件的叙述是"狼奶"，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三大灾难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现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表明："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文章以火烧圆明园和义和团两个事件为例做出抨击，否定中国人民100多年的反侵略斗争，其矛头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一、关于火烧圆明园事件
文章说，教科书说战争起因是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马赖1842年起到西林传教，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西林地方官员把他处死，违反了条约义务。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按照袁伟时的说法，只要清政府不违约，西方列强就不会发动侵华战争，然而实际上，首先违约的正是西方列强自己。文章说，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二是《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规定12年后可修改通商条款。这"本属平常外交事件，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矛盾。"教科书说：1859年，英法公使各率一舰队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他们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遭防守士兵开炮打击。文章说，"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当时政府和仕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所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事实上，列强的殖民扩张政策是其侵略本质决定的，清政府一再忍让，最终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得不进行抵抗，文章所述完全违背历史事实。
二、关于义和团事件
文章说，"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关于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及砍断电线，文章说，"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文章援引教科书沿海版"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一句后说：义和团期间，"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文章意思很明确，帝国主义这场侵华战争是由义和团造成的，而事实是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烧杀掠夺在前，义和团反抗在后，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文章套用八国联军侵略者同样的语言，说中国人仇视欧洲人民，文章完全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一鼻孔出气。列宁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对义和团做出积极的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同西方列强的攻击是完全相反的。当然，义和团存在盲目排外，迷信落后的缺点，但义和团的历史功绩绝不容抹煞。
文章说，"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这个观点和当年蒋廷黼的观点如出一辙。蒋是要中国人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去实现现代化，这个观点和我党的观点完全相悖。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只有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去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这另一个伟大任务。两点紧密联系，没有前者就不能实现后者。
文章把日本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与我国历史教科书扯在一起，说"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社会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这是直接攻击我们党提倡和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对我党倡导的社会主流文化的恶意诋毁，而把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混为一谈，严重地颠倒是非。
阅评员认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对于帝国主义血腥侵略中国的行径早就给予了有力批驳，历史本来早已对这些重大问题做出了结论，而文章作者竟然要如此为其翻案，使人难以理解。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刊不时发表同我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文章，在党的思想阵地上不止一次地散播有严重错误的观点，对人民提出的严肃批评置若罔闻，真不知要把我们的年轻读者引导到哪里去。

（新闻阅评小组）

本期加送：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常务书记杨岳、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李而亮
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本部领导
总第8136期责任编辑：何黄彪
这期《新闻阅评》通篇不讲理，扣帽子、打棍子，是他们的一贯作法，不足为奇。最让我警惕的是结尾一段，实际上对《冰点》周刊的办刊方针整体加以否定，最搞笑的是把他的批评硬说成是"人民的批评"。而我知道，因以前阅评小组动辄批评媒体"办刊方针有严重错误"，曾引起中央有关媒体负责人的强烈不满，向中宣部领导反映过意见。中宣部某部长由此给阅评小组下过明确指令：只许就单篇报道或文章提出批评，不得整体说某报"办报方向"有问题。显然，这期针对《冰点》的阅评，反常地没有按照这个指令办。
我问李而亮："据你判断，这份东西是阅评小组的自发行为，还是在授意下写的？"
李而亮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是授意下写的！"
这个判断与我的感觉是一致的。
身为《冰点》周刊主编，我不能对这种"反常"再加以忽视。我要求再看一下中宣部批评袁伟时文章的另一份《月报》。李而亮迟疑了一下，还是找出来给我看了。
这份《月报》是1月13日发出的，口气比《新闻阅评》温和，除"误导青少年"外，也没有扣上其它严重的政治帽子，但是上面有多位官员的批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宣部分管新闻界的副部长李东生的批示："冰点太冰了！"
这个批示集中反映出中宣部高级官员的狡猾心计：如果更高层的官员对《冰点》不满，他作为直接分管官员，可以说"我早有明确批示"；如果他的上级另有看法，又可以将批示解释为"留有了充分的余地"，甚至"什么都没说"——真可谓"进可攻，退可守"。
这份《月报》上面还有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常务书记杨岳（分管报社）的批示，基本是层层往下批转，没有个人意见——他们谁也不傻，都不愿意直接承担责任。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李而亮曾告诉我的"两个政治局委员"究竟做过什么批示。我再次追问李而亮这两人是谁。李而亮终于吐口了："王兆国和刘云山。"这与我的判断正好相符。
"他们具体批了什么？"我紧追不舍。
"没有向我传达。"他说。
我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情况就比较严重。根据我的政治经验，这意味着上面对总编辑李而亮的"把关"能力已经不信任了，核心信息不再通报给他……
山雨欲来风满楼呀！
然而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压力，《冰点》周刊必须正常出版，读者在等着呢！明天就是组版日了，我的稿子还没有编好呢！整个下午，我将种种不祥之兆统统抛到脑后，专心编辑画家陈丹青的一篇大文章，内容是对刚刚在北京展出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品展览的评说，微言大义，文化视野宽阔，很棒的一篇文章！
我们谁都没有料到，高层少数官员对《冰点》的绞杀，已经布置完毕，明天就要下手了！
五．台风的中心反倒是最安静的
2006年1月24日，星期二。将于明天出版的《冰点》周刊，是中国传统假日"春节"前的最后一期。1月28日就是除夕了，需要去外地与亲人团聚的人们此时已经上路，归心似箭。《冰点》周刊副主编卢跃刚和两三个记者已经离京。另一副主编明天也要回内蒙古探亲。拥挤不堪的"春运"早已开始；北京大小商店里，各种节日促销正热火朝天。
不管当局怎样处心积虑要收拾《冰点》，他们也要过完春节再说吧？否则是不是也太违悖人之常情了？直至出完四个版的清样，我的心情都相当轻松，因为节后的两三期稿件，都大体落实了。我不必再提心吊胆，可以完全放松地度过7天长假。
下午四点多，清样送分管《冰点》的副总编辑潘平审阅付印。组版编辑胡建回来对我说，潘平不在，据总编办的秘书说，报社几个主要领导下午两点就被团中央叫去开会，现在还没有回来呢。
这听起来有点不正常。再打听，原来社长、总编辑和几个副总编辑都被叫去了。此前，团中央也有过一次这样的举动——突然宣布将在任总编辑李学谦免职并调离，新任总编辑李而亮到位。在团中央，每个副总编辑和报社党组成员都被要求当场表态。
我想，这是要对《冰点》下杀手了吗？不至于这么"隆重"啊，无非是撤销我主编的职务，换个听话的人来嘛！这不是报社党组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的事儿吗？
对官场的行为逻辑和下作手段，我此时确实还在"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未能作出准确判断。
快到下午6点钟，办公室外一个《冰点》记者突然叫起来："《冰点》被停刊了！"
什么？别开玩笑了，这谁会相信呢？现在可不是"文化大革命"时代了！中国青年报曾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停刊，1978年才复刊，中断出版达12年之久。
原来，这个记者在微软MSN上与一位在网易担任主编的朋友遇上，这个朋友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冰点》停刊了啊！"
"你胡说什么？怎么可能停刊？"
"我们接到北京市新闻办通知了，不许出现《冰点》停刊的消息！"
"啊？！……"这个记者大叫起来。
这个消息让我心头一震。可能吗？中宣部会采用如此愚蠢和非理性的做法吗？他们不知道以《冰点》的重要影响，将会引起新闻媒体一场世界级的轩然大波吗？这对总书记胡锦涛和执政党的国际形象会造成严重损害，难道他们不明白吗？连这样起码的政治功利选择都不清楚，他们当官儿当腻了吗？
太不可思议了！我真不敢相信会有这样荒唐的举动。
然而紧接着，中央电视台一位制片人电话打过来，证实了这个消息，说电视台上午10点多就在部门主任一级传达了，"对《冰点》停刊要保持距离……"
马上又有一个网络媒体朋友发消息过来，他们收到的指令是，"关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停刊整顿一事，一律不报道，论坛不讨论，发现此类消息立刻删除。请立即执行"。
还有朋友传来中宣部下达的如下指令："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停刊整顿一事，任何媒体不得报道和评论；不得参加任何由冰点采编人员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得在网上以任何形式进行议论。"等等。
正在各方信息通报接踵而来之时，龙应台从台湾来电话了，张口就问："大同，是真的吗？这么快呀？！"我说大盘已经可以肯定了，细节还要等向我正式宣布才知道。
"我要写文章！"她在电话中非常肯定地说。
让我惊讶的是，在短短几分钟里，就有两三家外国驻京媒体的记者打电话进来，要求证实《冰点》被停刊的消息。我只能回答说，还没有正式接到通知。
呵呵，这世界上是个人都知道了，就我这个《冰点》主编还蒙在鼓里！
有意思的是，每个在场的《冰点》记者MSN上联系人的"小人头"，名字在瞬间都不约而同地换成了"冰点被停刊"的字样，一大排下来，蔚为壮观——媒体朋友们在用各种方式尽快传播消息。
此时已经7点钟。报社领导刚从团中央回来，正在开紧急会议，无非是在研究如何向我宣布这个决定，并对我可能的反应作出预案。
我感叹，《冰点》宿命中的一天终于来了，竟使用了这种公然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方式！这些官员竟然一点也不忌惮法律，一点也不忌惮舆论和民意，太丑陋，太卑鄙了！
我上网打开我的实名博客，开始给《冰点》读者写告别辞：
各位读者：
刚刚接到各网站和媒体朋友发来的消息，《冰点》今起停刊。
我和冰点同仁刚刚完成明天的《冰点》大样，看来是出不去了。台风中心反倒是安静的。我正在等待给我的正式通知。
再见！《冰点》顽强存活了11年，终于凋谢。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同仁和读者！
李大同
2006.1.24
后来看见，这个告别辞被网友们迅速下载传播。
晚7点30分，终于通知我去五楼会议室。
空旷的会议室里，中间一张巨大的椭圆形会议台。一边正中只坐着两个人，党组书记、社长王宏猷和总编辑李而亮。我一个人面对他们在会议台对面坐下。两人的表情凝固而又尴尬。
我开口笑问："向我宣布《冰点》停刊决定？"
"你已经知道啦？！"两人都很惊讶。
"是个人都知道了。很多国外媒体已经来电话开始采访了！"
沉默。显然消息传播之快，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先读吧，我听听！"我主动打破沉默。
王开始读这份停刊决定。全文如下：
关于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错误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处理决定
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批评。
鉴于中国青年报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严重错误，决定处理如下：
1、对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副书记、总编辑李而亮，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提出通报批评；
2、责成中国青年报对冰点周刊进行停刊整顿，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冰点周刊停刊整顿自2006年1月25日起。
希望中国青年报社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深刻教训，认真做好冰点周刊的停刊整顿工作，进一步端正冰点周刊的办刊指导思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遵守新闻宣传纪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做好有关停刊整顿工作、切实改正错误的基础上，实现冰点周刊的复刊。
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2006年1月24日
待他读完，我拿过文本仔细又看了一遍，同时迅速作出直观的政治判断：
开头部分没什么新鲜之处，基本重复中宣部《新闻阅评》的政治帽子。
李而亮也被连累了？这有点冤枉他。
还要做"经济处罚"？这没有任何报社管理规章的依据，这帮混蛋，还要政治、经济手段双管齐下，以为我心疼这点钱哪？下作！
停刊从1月25日起？那明天的《冰点》真不出了？怎么对读者交代呀！
最后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分明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吗！整顿好了还可以复刊——怎么叫整顿好了？什么叫"切实改正错误"？无非是我们必须说"臣罪该万死"、"小的下次不敢了"嘛。别做白日梦了！
作出决定的是"团中央宣传部"？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嘛！团中央宣传部与中国青年报在管理层级上，是平级部门，根本无权作这个决定。中国青年报历来是直属团中央书记处管辖的。不过，这可以认为是书记处不愿出头担这个恶名，给自己先留条后路，就顾不上按规定程序走了——这帮心怀鬼胎的小官僚！
直观印象就是这些，详细背景还需要仔细推敲……
我首先向签发袁伟时文章的总编辑道歉："而亮，对不起了，我连累你了！"
"不，不，没有没有，"他着急地连连挥手，"是我把关不严，是我的责任嘛！"
无论如何，我先得争取将明天的《冰点》发出来。我当即郑重向王、李二人提出，"整顿"可以，停刊是不行的，这是订户付钱购买的信息产品，有那么多只是为了看《冰点》才订本报的读者，这样停掉是违法的，没法向他们交代。
我随即提出了"缓冲"方案：请报社党组立即向团中央书记处汇报，可以先将我本人做停职或免职处理，明天的《冰点》照出（内容没有任何政治风险）；因隔一个春节，到下一期《冰点》出版还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可以重新制定出一个既达到"整顿"目的，又不损害读者利益的方案。
王、李二人面面相觑，没有吱声。我明白了，他们大概不敢这样做。在这套专制、僵化的官僚体制中，没有哪个下级官员敢对上级的指令提出不同或反对意见，因为这意味着"犯上"，会影响他自己的仕途。公共利益？党章党规？宪法法律？道德人格？国际形象？上面都不管这些，我为什么要管？——这就是当今中国官场中各级官吏的典型生存心态，并决定了他们不管私下心里怎么想、却一味顺从的行为方式。他们中的多数，并非没有起码的道德是非感，而是官场的"潜规则"迫使他们这样做，除非他不想当这个官儿了！这种层层官员只图自保，却不对法律、公众负责的行为方式，累积成为整个官僚体制的巨大惰性和惯性，一旦决策发生失误，即便人人都明白，仍会在错误轨道上持续滑行，没有任何官员会主动出来加以纠正，直到错误开始演变为一场灾难，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下令刹车……这就是专制体制的宿命！
看清这个局面后，我怒从心起，开始逐条批驳这份停刊决定的种种荒唐。我向王、李二人指出，停刊决定不仅违反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也同时违反执政党的党章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是严重侵犯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恶劣行径。我已经提出了缓冲方案，如果你们一意孤行，我将立即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这个决定……
将近八点半，我回到办公室。这么晚了，《冰点》在京的编辑记者竟全数在场。他们在等待我的决定。刚才，有个记者等得不耐烦，悄悄溜到会议室门口"偷听"，"你的声儿可真大呀，整个楼道都能听见！"我笑了："是吗？我还觉得很克制呢！"
有人问，"现在该怎么办？"
我已经冷静下来。认为还不能完全排除团中央接受"缓冲"方案的可能，因为这完全是按政治游戏规则提出的妥协方案——首先将《冰点》主编免职，给足了他们面子嘛！
"将清样上所有的错误都改定，完成所有我们必须完成的本职工作。然后大家回家。最后是付印还是撤版，就不是我们的事儿了！"我说。
即便到这时，我还是不相信地处首都的高级官员，会连最后一点政治功利的理性都丧失了。
晚九点半左右，改后清样已经漂漂亮亮出来，天衣无缝了。回家！
开车在路上，忽然接到我母亲的电话，老太太七十大几了，着急地问："我刚上网去你的博客看看，结果什么都没有了！是被封掉了吗？"
封我的个人博客？！《冰点》是冰点，李大同是李大同，不可能吧？我是在这家"精英博客"网站的总裁多次诚恳邀请下，抹不开面子才答应了，我哪有时间和兴趣写什么网络日记呢。这是实名博客，还要求有简历和本人照片。开通之后，我偷懒，将刚刚出版的《冰点故事》在上面逐日连载，短短一个月不到，网友点击阅读统计已达到5万多人次，给我留言数百条之多，应该说人气还算不错。怎么可能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封了呢？
"也许是你的电脑网络连接有点问题。等我回家上网看看。"我对老太太说。
刚挂上，电话又响了。这回是博客网站的总裁亲自来电话。他说，李先生，实在是对不起，本来董事会接到通知后是坚决反对的。后来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的天津市公安局下令：再过五分钟不封掉李大同的博客，就拔掉整个服务器的网线！下面的人都急疯了，说总裁你赶快决定吧，已经过了两分钟啦！总裁再三道歉说对不起，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表示理解，说这不是你们的责任。
简直有点搞不懂：公安局出场了？难道当局把这当作"对敌斗争"了？一个小小的《冰点》，关就关了，至于这样自己吓唬自己吗？
六．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草草吃了点东西，我进入书房，打开电脑上网，确认我的实名博客已经被封闭，连名字都没剩下。他们为什么对个人博客也不放过？我忽然明白了，因为我在上面发布了《冰点》被停刊的告别辞。官方早就在监控，不允许这样的消息传播，提前封锁所有的网站，就是要把《冰点》悄无声息地扼杀掉！这是前所未有的细密计划。官员们也在接受以往"动手太晚"的经验教训，也在"进步"呀，呵呵。
我静静地坐在电脑面前，开始重新复盘。必须先搞清楚：他们究竟只是针对袁伟时文章发难，还是对《冰点》整体发难？
说起来，局外人可能不相信，我们这些主流媒体的编辑记者，在报道或文章是否触到了"政治边界"的判断上，实际上与中宣部阅评小组有高度"共识"，举凡我们认为有风险的，发表出来几乎一定会受到"阅评"。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们为了公众的利益，为了职业的理想，想方设法要发表出来，哪怕为此经常做出某些妥协；而中宣部阅评小组，则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尽量将这些有"危险倾向"的报道统统扼杀。
那么，从阅评小组的角度出发，袁伟时的文章真有那么大的"现实"危险吗？要说一点也没有，那倒不是，执政党确实高度垄断了对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当代史和执政党党史的编纂权和解释权。因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选择什么史料、作出什么评价，直接或间接关系到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只有长期、反复灌输"伟大、光荣、正确"、"历史反复证明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等等，一党统治才会有群众性意识形态的基础。马克思曾经说过：在任何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实，这不过是专制社会的统治者，以国家强制力量垄断话语权和解释权的结果。一旦打开缺口，让人民知道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谎言，所有这些貌似强大的话语权，都会瞬间崩溃，如同"柏林墙"在一夜之间倒塌一样。
袁伟时的文章，正是具有这种"潜在"的危险性——如果允许你从晚清开始颠覆执政党在教科书里提供的史料和解释，那么下一步呢？对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共产党党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反右"、对"三年自然灾害"、对"文革"、对"六·四"、对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等），不都可以重新诠释了吗？这还得了！高华教授的力作《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完全根据国内公开发表过的史料写成，因对"延安整风"作出了与官方党史完全不同的阐释，竟成了"禁书"；而原中央文献办"周恩来组"组长高文谦先生，完全根据第一手的证据写出的《晚年周恩来》，在大陆绝对是禁书（当然也禁不住，想看到的人都可以看到）。今年是"文革"开始40周年、结束30周年，可中宣部早已下达禁令，禁止所有媒体发表反思"文革"的文章和报道，遑论建立巴金提出的"文革博物馆"？！
或者根本不让你知道，或者让你尽快遗忘，这就是中共意识形态官员的所有职能——这种"洗脑"是有效的，如今中国文化程度最高、获取信息手段最强的大学生群体中，竟有很大一部分不知道"四人帮"、胡耀邦、赵紫阳，不知道"六·四"为何人、何事了！
可以说，在执政党面临的潜在危险上，这些意识形态检查官高度敏感，堪称很"称职"。但是，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只有在言论自由的环境里，允许并鼓励人民在纷杂的信息中，从多元的意见"市场"中，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并尊重他人的不同意见，这才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必经之途，才能使人民焕发出巨大创造性，才是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民族、文化之林的惟一选择。
那么，袁伟时的文章是否具有"现实"的危险呢，没有这么严重。中国社会毕竟在进步，当局对一般的学术讨论的干涉已经大为减少，历史教科书对不少"已有定论"的事件和人物，也开始不引人注目地有所调整，更加客观和接近历史真实，尽管还远远不够。因此，仅仅因为袁伟时的一篇讨论100多年前晚清历史的文章，就封闭一个中央级大报的著名周刊，不惜遭到由此而引起的强烈舆论抨击，不惜付出执政党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的代价，绝对是一个不可想象的非理性政治选择，如果不是有更重要的原因，决不会这样做。
很显然，批袁伟时只是一个借口和幌子，官员自己也未必相信这篇文章"矛头直指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新闻阅评》的最后一段话，才暴露出中宣部的真正目的："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刊不时发表同我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文章，在党的思想阵地上不止一次地散播有严重错误的观点，对人民提出的严肃批评置若罔闻，真不知要把我们的年轻读者引导到哪里去。"——他们再也不能容忍，这回要跟《冰点》算总账了！之所以拿袁伟时的文章开刀，是他们看到了众多网民对这篇文章的咒骂，于是认为机会到了，将《冰点》停刊固然不得人心，然而这次可能有"群众基础"，会得到很多人的"理解"。这样"平衡"的机会并不好找，不能错过。
封报、封刊，或者直接派宣传部官员接管有影响的媒体，并不是新鲜事儿。2003年，刚刚创办不久的《21世纪环球报道》，只因为发表了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先生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就惨遭封报。当时的指令是"停刊整顿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检讨也写了，"整顿报告"也上交了，该准许复刊了吧？别想好事了，就此玩儿完了！湖北一家新创办的《新周报》，出刊刚几期，因有力揭露腐败，"停刊整顿三周"，然后呢，也完蛋了！而素有良好公众声誉的《南方周末》，因发行量巨大，封掉影响太大，于是免去原总编辑和执行副总编辑职务，直接让广东省委宣传部一个处长"空降"任总编辑。效果奇佳，立竿见影。这份发行达100多万份的影响甚大的周报，短短两三年掉到不足四十万份，原来每年有4000多万的利润，现在掉到1000多万。为什么会这样快地江河日下？最近，创办《南方周末》的老总编左方披露，2005年，《南方周末》总共得到6次中宣部的《新闻阅评》，其中5次是表扬。难怪！
这些前车之鉴摆在面前，谁会相信他们真有"整顿"后再让《冰点》复刊的打算呢？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不会相信！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的名句，不禁浮上心头。
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你痛哭流涕地作检查，"奴才罪该万死"、"小的再也不敢"了，未尝不会让你复刊，你的饭碗不会被砸了，没准儿还会形成什么典型材料散发给新闻界，报告《冰点》如何痛改前非，回到了"党的正确宣传路线上"什么的。——我呸！是条狗都不会这样干——这等于你被强奸了还要夸暴徒干得好。
其实，中宣部此前也做过让《冰点》归顺"主流"的努力。众所周知，中国大陆媒体有一种奇观，就是每隔十天半个月，所有重要媒体都会做一次对相同对象的宣传性"报道"。这类宣传，是中国大陆主要媒体的一项指令性任务，被宣传的"典型人物"都要同一时间、在媒体最重要的位置发表，以造成浩大声势。这种违背新闻规律、让读者不胜其烦、纯粹给执政党脸上贴金的"报道"，令中国大陆媒体同仁敢怒而不敢言。
后来，中宣部发现光是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还是"效果不好"，又异想天开地打起了"名报"、"名栏目"的主意。"名报"，是指虽非主流媒体，但在公众中声誉良好、读者众多的都市报或周末报，如《南方周末》；所谓"名栏目"，是指主要媒体中，虽然不处在最重要的位置却实际上最受读者瞩目的栏目，如央视的《焦点访谈》。于是，这些报纸和栏目，也被命令进入宣传"典型"的行列。纸媒里影响甚大的《冰点》，自然难逃此劫。
2004年秋天，中宣部又一次开始一个"典型人物"的大规模宣传，此人是高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因此被定为"重大典型"。这次，由中宣部副部长李东生亲自下令：中国青年报《冰点》必须派记者参加！
这个指令迅速传达给我这个主编。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去。《冰点》不是干这个的！"
这下苦了本报参加记者团的一个女记者。各媒体记者在呼和浩特集中后，发现《冰点》没来人，带队的中宣部新闻局刘姓副局长，勃然震怒，"你们怎么敢不执行东生部长的命令！"他一连三天晚上找本报的女记者谈话，声色俱厉，把这个女记者给训哭了。最后他蛮横下令："《冰点》不来人，你得负责在《冰点》上发稿！"
采访结束后，各媒体开始宣传，本报在一版头条位置连续发稿三四天，总共1万6千余字，够意思了吧？不行，因为你"抗上"了。李东生立即将本报一个副总编辑叫到中宣部去，说，"今天只有一个事儿，就是《冰点》必须刊登这个典型！"
所有媒体都狂轰滥炸过了。本报能用的材料都已经见报了，还怎么发呀？还有什么新闻意义呢？本报副总编辑小心翼翼地问他："李部长，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不是登不登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怎么登的问题！"李东生不给丝毫商量余地。官员要的不是什么"意义"，而是你必须屈服。
副总编辑回来汇报后，时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李学谦到我办公室来，说了以上情况后，问我："大同，李东生的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就给中宣部一个面子吧？"
"不给！"我断然拒绝，"他如果再敢胡来，我就去中纪委告他！"
"告他？"李学谦惊讶地望着我，"你能告他什么呢？"
"告他滥用职权！"
听我这样说，学谦扭头就出去了。他了解我，知道强迫无效。然而这下《冰点》和中宣部结下大"梁子"了！
事后，我们几个主编讨论了一下，认定：《冰点》只要开一次这种先例，中宣部马上就会命令你来第二次、第三次，从此你就再也找不回自己是谁了。《南方周末》、《焦点访谈》都是前车之鉴，如今这两个名报名栏早已锐气尽失，影响力再也不复往日胜景。忘了在场谁打了个绝妙的比喻说："第一次是强奸，第二次是顺奸，第三次就是通奸了！"
只要你还想保有起码的职业尊严，《冰点》就不能这样"活着"。这样活着，生不如死！
死，有两种死法。第一种是不做任何检查，保持职业尊严的底线，但忍气吞声，也不抗议，这样至少还会保住饭碗，说得好听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以往被整肃的媒体的惟一做法——不过，这不正中这帮混蛋官僚的下怀吗？他们原本对我们俯首帖耳也不会抱什么幻想——我和卢跃刚，此前都发表过长篇公开信，痛斥这些官僚的倒行逆施。他们很了解我们的底细（团中央甚至由第一书记周强出面，专门调查过我的家庭背景），早已将我们定位为"死不改悔的自由化分子"。这次停刊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毫无疑问是一次打击报复！
还有第二种死法，那就是破釜沉舟，将这帮官僚的卑鄙行径大白于天下，让世人都知道这些人的嘴脸，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将这次扼杀中国言论自由的丑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样，《冰点》虽死犹生，会在读者和同行心里持久地活着。一旦春天来临，她会瞬间复活，重现生机。
身为《冰点》主编，我选择第二种死法。
七．"我不下地狱，谁下？！"
我要做的第一步，无疑是首先突破封锁。
这次封杀《冰点》的行动，无论在借以发难的文章和实施时间的选择上，都经过精密策划，"机关算尽太聪明"。袁伟时的文章，给了他们一个上好的借口，能获得为数众多的"愤青"甚至"愤中老年"的理解或支持。
在时机选择上，他们在袁文发表后又耐心等待了近两个星期之久，直到临近除夕。此时人们已经开始纷纷回家探亲，就是不上路的人们，心思也在筹划如何过节。选择此刻下手，基本无人注意，甚至发现《冰点》没有按期出版的人，也会以为我们提前休假了（果不其然，事件结束后，还收到不少读者来邮件发问：你们这个假期"是否太长了"）。而中国很多地方的风俗，春节要过完正月十五"元宵节"才算完。在长达十几天的觥筹交错、走亲访友过程中，谁还会注意一张报纸的周刊是否消失了呢！
为确保"无声无息"，当局甚至前所未有地采取了事前防范一切网络和个人博客发布消息的可能。但凡出现"冰点停刊"字样，格删勿论，许多网友的博客因此被连累，一片空白。
不过，专制者的自我感觉太良好了，他们以为无所不能。而我却相信，互联网乃是突破专制的利器，是不可能完全被封锁住的。只要我发出几封邮件，必定会以几何集数传播开来。
我决定立即起草公开抗议书。历史感告诉我，抗议书至迟应在1月25日24时以前发出，也就是停刊当日。
打开电脑文档，我开始根据全部政治经验来判断，抗议对象，究竟应指向哪一级部门，哪些官员？
不言而喻，如果这个命令是最高领导人下达的，抗议不可能有任何效果，这会被认为是整体向执政党发难。在普通党员与党的最高领导人之间，从来不曾存在党章所宣称的"人人平等"。
然而停刊决定的文本表明：团中央书记处不愿出头，而且事先给自己留下了还让《冰点》复刊的后路。我认为，这可以充分证明命令不是来自于"1号"。如果命令由"1号"发出，下级官员们绝不至于这样畏首畏尾，相反必须表现出"忠诚"，至少要以团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下达停刊指令。团中央之所以为自己留出退路，是因为下达指令的部门，并不具有最高权威；事情如果闹大了，也会立刻变卦——上面还有人有权改变这个决定呀！
结果，我判断不是团中央（团中央哪有下令封网的权力呢），而是中宣部；不是中宣部的副部长一级，而是部长，因为全国同时封网的命令不仅由中宣部下达，也同时由国务院新闻办下达，后者也是个正部级单位——下令者则要高于一般正部级，只有刘云山有这个权力，他是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决定还有可能经过分管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圈阅。
只要不是最高领导人下达的命令，在理论上，依照宪法、法律和党章，做体制内抗争有效的可能性就不能完全排除，尽管从无起而抗争的先例，尽管改变局面的希望微乎其微。
老实说，最终将抗议矛头指向"中宣部少数领导人"时，我有些犹豫：要不要这么明确？权衡的结果是，必须明确，这个抗议不是愤青式的谩骂宣泄，要充分讲理，也是下一步正式向中纪委起诉的先声——在正式起诉中，对象不可能不加以明确。而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次的对手位高权重，是执政党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这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风险。如果抗争失败，将我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都是轻的，最可能是立即从报社除名；稍有不慎，给我强加上某种莫须有的罪名入狱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我忽然联想起，2005年8月下旬，我的公开信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之后，有一天，报社人事处通知我，北京市公安局来了两个人找我。
"什么？公安局？"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找我干什么？"我无法理解一家大报的编辑怎么会与暴力机关公安局发生关系。
"他们说来了解你的公开信，说是发在海外法轮功反动网站上了，要向你了解情况。"人事处的同事还悄悄告诉我，"他们还要求报社提供你的电子邮箱，我们没给。"
我一听勃然大怒，这帮"特务"竟然搞到我头上来了，还想秘密监视我的通信？"不见，我没那么多闲工夫！"
这回不来了吧？嘿，过了几天又来了，还是要求见我。
我不禁好奇心大作，这辈子，除了有限几次和户籍警、交通警打过交道，我还真没见过中国的"克格勃"是什么样的。也好，干脆去会会他们，顺便给他们"上上课"。
本报人事处长知道会有一出"好戏"，专门让出她的办公室让我们交锋。
来人是两个便衣。一个三十几岁的样子，另一个比较年轻。面相极为普通。我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本书《克格勃》中的细节：苏联克格勃选特工，要求面貌极为普通，不能有任何可以描述的特征，几乎不能给人留下任何印象。中国是不是也使用了这套标准呢？我心里发笑。
我要求他们先出示证件和介绍信。一看，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总队。这个"总队"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来人介绍说领导交代，来了解一下我的公开信的情况。
"我的公开信你们看过吗？"我问。
"看过。"来人回答。
""里面有没有违反中国宪法和任何一条法律的内容？"
"没有。"
"有没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
"没有。"
"在报社内部讨论管理条例有什么错误吗？"
"没有。"
"那你们来干什么？！"我毫不客气地厉声发问："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一家大报对内部管理条例的一次讨论？不知道这是我发在报社内部网络上的？中国宪法和法律有哪一条授权你们可以来调查？你们是公职人员，不知道没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你根本无权来做这种调查？你们以为公安局就可以不受法律限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这一连串的问题给来人当头一棒，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也许他们盘问别人时从来没有碰到过还敢教训他们的人，一时竟然缓不过劲儿来。
我可不管那一套，从宪法条文到公民权利，从公职部门权力来源到边界，还举出近年来发生的公安侵犯公民正当权利的重大案例，大讲了足足20几分钟，最后告诉来人，凡法律没有禁止的公民行为，公安局都无权干涉。"你们今天来，本身就是违法的，明白吗？"
这两人一直擦汗，终于崩溃了。年纪大的一个终于说，"李老师，你别生气，我们也是领导让来的。我们其实挺想认识你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我们局里好多人都是《冰点》的铁杆读者。"
一听这话，我的气才消了，不能对《冰点》读者这个态度呀。我笑了，"不是对你们生气。对《冰点》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
"我们可想有《冰点》的合集了，李老师能送我们一本吗？"
当然了。我们一起回到我的办公室，送他俩一人一套《冰点》精选本。握手，再见。
我可不想再见他们了！
可公安局又来了。
2005年12月初，一个下午，突然接到报社保卫处处长电话，说公安局来人找我。又是公安局？我一听就火了："找我什么事儿？"
"说是《冰点》11月30日登的揭露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剽窃案的事。"保卫处长说。
发什么报道公安局也有权力管？！
"他们有病呀，不见！"我挂断电话，心想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他们上课！不过，公安部门如此明目张胆地介入中央大报的内部事务，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难道中国正在成为一个靠警察统治的国家？我感到忧虑。
现在看来，公安局两次找我，根本不是为了了解什么情况，那点情况从报社负责人那里可以轻松了解清楚，还不会被声张。他们公开找你，公开向报社要你的邮箱，就是要让你知道，你在我们的严密监控之下，小心点！——这次，也是天津市公安局出面下令封掉我的个人博客！
在这个时候，这种态势下，抗争有效的可能性，即便作最乐观的估计，也不到一成。
我终于想明白了：我是《冰点》主编，这次看起来毫无希望的抗争，从一开始，性质就不是衡量政治功利得失后再做出选择，而是"我不下地狱，谁下？！"
我想起青年时代读过的马克思著作中引用的一段话，这段话曾经让我们热血沸腾："在科学的入口处，如同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除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我开始敲击键盘。此时已是1月24日深夜。
八．"我们认为你肯定被抓起来了！"
抗议书发表后，所有境外记者开始在当面采访我的时候，第一句话都惊人相似："简直不敢相信你还能坐在这里接受采访，我们认为你肯定被抓起来了！"
一个号称"依法治国"的国家，竟给所有海外新闻媒体这样一致的印象，真是一大讽刺……
1月24日夜里，我没有写完。接连几个小时大脑的剧烈波动，让我精疲力尽。"这个状态难以写好这篇东西，明天再说吧，还有一整天时间，可以在报社完成。"我睡觉了。
1月25日一早，喝了一顿奶茶加牛肉，顿觉精神抖擞。我将昨天写了几段的抗议信用邮件发给自己，想到报社后接着写。到报社后接邮件，糟了，竟然没有，这下无法在报社完成了。
我在这天的报纸上极为恼怒地看见，《冰点》在出刊日停刊，对本报数百万读者竟然连一句话的解释和道歉都没有登出，哪怕就说"因故未能出版"呢！这叫什么"权为民所用"！
后来证明，我这一天根本不可能在报社写作。从早到晚，我办公室的电话被打爆了，每隔一两分钟就有一个电话打进来要求采访，或者座机和手机同时响起来，不知道该先接哪一个。《冰点》同事们纷纷到达，开始帮我接电话。我的"金嗓子喉宝"在迅速被吞掉。
几乎所有世界著名媒体都蜂拥而来。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共同社、俄罗斯文传通讯社、BBC、CNN、日本电视网广播公司、美国之音、法国广播电台，德国电视2台、德国之声广播电台，丹麦电视台；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洛杉矶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新闻周刊；英国泰晤士报、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经济新闻；法国《新观察家》，德国《时代周报》，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新加坡《海峡时报》，还有台湾《中国时报》、《苹果日报》、中央社，香港《明报》、《亚洲周刊》、有线电视、商业电视、自由亚洲广播电台……还有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等，甚至巴西新闻媒体也打电话过来采访，对我个人来说，这绝对已经构成了一场难以承受的灾难！如果我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对国外同行的工作高度理解，真想对他们作揖，"你们就饶了我吧！"
多数著名媒体这次都是由驻中国分社社长、局长或记者站首席记者担纲采访，有的媒体同时四五个记者参加，足见海外媒体的高度重视，而且，对事件的跟踪报道一直在持续，不少媒体记者几乎每半天至少来一次电话询问最新进展。
一个在瑞士的朋友打电话到家里，说欧洲的媒体上这一段时间就是三件国际大事，其中一个就是冰点事件。他担心地问：你安全吗？会不会抓你？
很多记者都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敢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之前这类整肃新闻媒体的事件，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编辑记者敢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回答说："中国宪法和法律没有任何一条禁止中国公民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当然，我更希望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尤其希望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来采访，可是他们不来，连一家小报都没有人来——中国媒体对这样的事司空见惯，根本不认为这是一个新闻，更不是大新闻。"记者们大笑。
他们告诉我，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规定都要事先报外交部新闻司和各省外办批准。天哪，竟有如此荒谬的规定，批准进驻中国就要尊重媒体，允许外国记者按照职业规律和规则从业嘛。中国官员以为外国新闻媒体都是"敌对势力"吗？
1月25日晚上9点多，电话终于消停了。我净下心来，开始重新起草公开抗议书。以我的打字速度，有可能在零点以前完不成。于是，由我妻子江菲录入，我来口授。一个小时后，初稿成型。又用了一个小时，我修订完毕。
最后，要署名了。是我个人署名呢，还是署上"《冰点》全体编辑记者"呢？我一时举棋不定。
按《冰点》内部不成文的"程序"，举凡事关《冰点》的命运，主编之间要事先商量，最后决定要通报给每一个编辑和记者征求意见。《冰点》还有一个不在位的"客串主编"，他是本报图片总监贺延光。贺延光是1976年反"四人帮"的天安门四·五运动中的英雄人物之一，曾为此被捕入狱7个月之久。他是著名摄影记者，同时又有极好的文字悟性，我们是好朋友。他的办公室就在《冰点》隔壁，平时老坐在《冰点》屋里，以致他的下属说，"贺老师在冰点上班的时间比在摄影部还长"。他经常对《冰点》报道品头论足，鉴赏力极高，于是我们干脆任命他为《冰点》周刊"常委"。他实际上参与《冰点》所有事务，连内部聚餐也很少落下。
要不要先征求一下副主编卢跃刚的意见？我想了一下，迅速否定了这个念头。
卢跃刚是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因2004年他给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事件，成为公众人物，被南方一家杂志评选为中国5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如果我通报他我将这样干，以他的性格和使命感，一定会要求与我同时署名，共担政治风险，这个要求难以拒绝。然而我不能这样做，不仅因为发表袁伟时文章与他毫无干系，还因为这次行动的风险太大了，抗争失败后，"开除公职"的惩罚几乎必不可免，我无权也不应当让他人付出无谓的代价。我在1989年，因发起首都千名新闻工作者与党中央对话的活动，被给予党纪处分并撤销了同时担任的两个部门主任的职务，发配到新闻研究所赋闲5年；后来创办《冰点》，又苦苦打拼了11年，已经做好长期抗衡的心理储备，可别人没有。此时，跃刚正在四川雅安这个偏僻的地方，无法上网，即便我想发给他看一下，技术上也做不到。电话更不安全。
贺延光在北京，他不用署名，可以先看一下信件，提供修改意见。打电话给他，这个家伙竟然说在家里不会用电话线上网！另一个副主编杜涌涛此时正在回内蒙古探亲的火车上，更不可能联系。
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不能再迟疑。我权衡了一下，决定署上"《冰点》周刊主编"的职务字样，这样，在法理上，抗议就不仅是我个人的行为，也代表《冰点》周刊的绝大多数人。
下面是抗议信全文：
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
新闻界的同行们、知识界、法律界的朋友们、《冰点》周刊海内外的热心读者们：
2006年1月24日，星期二，是《冰点》周刊的发稿日，《冰点》在京编采如往日一样，齐集编辑部，认真校对将于1月25日出版的新的一期周刊。下午4点多，版样全部出齐，送总编辑审阅付印。然而反常的是，迟迟没有回音。我们听到，报社领导层被全部召到团中央开紧急会议，没有人看大样了。这意味着将有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
天塌下来，报纸也是要正常出版的，这是对所有订户、所有读者负责。我们将大样中所有发现的错漏改定，静等事变的发生。鉴于中宣部对《冰点》的批评指责从来就没有断过，星期一还刚刚见到中宣部阅评小组对《冰点》刊发的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作出的文革式上纲上线的蛮横指责，作为主编，我估计，撤销我职务的时刻来到了。
然而卑鄙所能达到的程度，总是超出常人的想像。大约5点多钟，全国各个媒体朋友们的电话纷至沓来，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的通知，"不许刊登任何冰点停刊整顿的消息和评论"、"不许参加冰点编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许炒作"、"要保持距离"等等。继而，各个海外媒体记者的电话也络绎不绝，要求我证实这件事。然而直到7点，还没有人正式通知我，报社领导层从团中央回来，还在开会商量。我反倒成了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所有信息证明，这是一个党内高层某些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行动。这个行动，不仅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也严重违反、践踏了党章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作为一个职业报人，《冰点》停刊是我最不能理解、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报纸是社会公器，报社与订户、读者有契约，是读者付款购买的信息产品，报社必须履约，不管个人的命运如何，《冰点》周刊应该如期送到订户手中。然而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那里，社会影响算什么？广大读者算什么？主流大报的声誉算什么？党章国法算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算什么？执政党的形象又算什么？他们将社会公器视为个人的家产，认为可以随意处置。
晚上7点30分,我接到社长、总编辑叫我上去谈话的电话。对我宣布的决定，是团中央宣传部作出的。"决定"将袁伟时先生的文章冠以若干莫须有的大帽子，然后宣布《冰点》周刊"停刊整顿"；除对总编辑和我本人通报批评外，还要作"经济处罚"，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力！心态如此之龌龊，令人哭笑不得。
自然，这场谈话在前述种种背景之下，已经成了一场滑稽剧。很明显，这是"上面"少数人在背后操纵，团中央在前台扮演丑角。我据理向社长、总编辑痛斥这份"决定"和中宣部《新闻阅评》的荒唐，并向他们宣告：我将正式向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这次非法行为。
就在《冰点》周刊被停刊的今天，报社接到大量读者的询问电话，已有读者在得知《冰点》停刊后愤而去邮局退订本报。
"上面"少数人对《冰点》周刊的扼杀，蓄谋已久。2005年6月1日，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冰点》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一文，真实记录了面对民族危亡，国共两党两军密切合作、相互配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场景。与传统宣传不同的是，《冰点》首次在主流媒体上客观真实地报道了国民党将士在这场战斗中牺牲数万人的战斗历程。
这样一篇真实的历史描述，却遭到中宣部阅评组的蛮横批评。他们批评的根据是什么呢？没有任何事实，而是根据"××年××出版社的中共党史××页关于平型关大捷的记述"，《冰点》的报道是"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结果，在纪念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讲话中全面肯定了国民党将士在抗日战争主战场上的功绩。谁对谁错，不言自明。
在连、宋访问大陆结束之际，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在《冰点》发表长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文章用丰富的材料，首次客观真实地向大陆人民介绍了台湾几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好评，对沟通两岸民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这样一篇文章，竟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其眼界和心胸之狭隘令人惊诧。
去年11月18日，党中央隆重召开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的纪念会，曾庆红同志代表党中央对耀邦同志一生的光辉业迹、伟大人格作了充分阐述，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而中宣部的某些人却禁止媒体发表纪念耀邦同志的回忆文章，规定只许发表新华社通稿，各媒体不允许有自选动作。
2005年12月7日，《冰点》刊发胡启立同志的长篇回忆文章《我心中的耀邦》，引起强烈反响，海内外中文媒体纷纷转载，无数网友发帖说被文章感动得热泪盈眶。对这样一篇起到极好社会反响的文章，中宣部竟打电话到报社来问罪，称报社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在这些人那里，哪有一点对胡耀邦同志的真感情、真悼念啊！
中宣部少数人对《冰点》的无理指责和批评还有很多。譬如，2005年11月30日《冰点》刊发记者调查，披露了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周叶中在学术著作中的剽窃行为。这位周教授在《冰点》记者采访他时，竟有恃无恐地劝告道：你就不要管这事儿了，晚上中宣部就要找你的！你们总编辑会找你的！报道刊发后，果然遭到了中宣部某些人气势汹汹地问罪，蛮横地指责这篇报道有严重的舆论导向问题。
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冰点》对此事的后续报道被撤版。2005年12月28日，《冰点》历史性地出了一期只有三块版的周刊。试问，中宣部的少数人究竟在保护什么行为？
现在，他们终于要跟《冰点》算总帐了！用袁伟时先生的文章为发难对象不过是个幌子。袁伟时教授在近代史的研究上著述颇多，在知识界影响很大。袁教授写的这篇文章依据的是史料，立论基础是开放的理性。文章发表后，亦引起很大反响。本来，对历史问题的讨论，需要对材料和观点有平等的、心平气和地交流，才能逐渐达到共识。诸多网上评论中，即便是不赞同袁先生文章的网友，也有态度十分认真、考据十分扎实的反驳文章。我本人曾将这些帖子转给袁先生参考，袁先生看后对我回复说：这些文章态度确实十分严谨，我将会认真考虑他们的观点，作出相应的回复。这正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学术交流。而中宣部的阅评除了文革式的詈骂和扣帽子、打棍子，还有什么？！
这次事件再次集中暴露出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弊端，那就是中宣部少数人以其狭隘的眼界、逼仄的心胸、专制蛮横的工作方法，将本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政治局面，管制得万马齐喑、一片死气沉沉。这些人要的是顺从，而不是平等。这种专权，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哪一条授予过他们？！
对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弊端，我们将另文论述。在这封信里，我们只是想告诉同行们、读者们、朋友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
没有真理害怕辩论，没有真相惧怕公开。尽管中宣部的某些人动用权力，封锁所有媒介和网络，但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这封信！你们有知道真相的权利！
衷心地感谢你们！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 李大同
2006年1月25日
11点32分，我将抗议信用邮件发给十几个朋友和当天来询问为何未见《冰点》出版的若干读者，然后，又发给《冰点》周刊全体编辑记者。
我相信，互联网是封锁不住的！明天早上，我还将通过本报内部网络，发给中国青年报的每一个人。这封抗议信一定会传遍世界。
看着电脑上发送邮件的蓝色条文从眼前一闪而过，我知道，这时候，才叫"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了，如释重负。
九．"胡锦涛，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1月26日早上，边喝茶边登录本报内部网，将抗议书发给了每一个同事，大家一上班，打开电脑的第一时间就会看到。
9点多，开车上班。一路上，手机短信鸣声响个不停，均为北京媒体朋友们的慰问、支持，他们竟都已收到抗议书。什么叫做以"几何级数"传播？一个朋友告诉我，这天他一打开电脑，竟同时收到6个不同的人发给他的这份文件；而他自己，在接到邮件后，当即"群发"给了500多个联系人……
我相信，公开抗议书此时应当已经发布在互联网上。
果然，一进办公室，海外媒体电话接踵而至，都来核实这份抗议是不是我发出的，是不是我亲笔写的。我答复，是。
打开电脑，收邮件，有龙应台的，她告诉我，她就《冰点》停刊事件写的文章，今天已经在台湾《中国时报》、香港《明报》、美国《世界日报》和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四家著名华文报纸同时刊登。她的笔真叫快呀！
我打开附件看这篇文章，题目就让我吃了一惊：《胡锦涛，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她竟将批评矛头直指执政党最高领导人！
接下来，这篇文章看得我心潮起伏。龙应台满怀悲愤，直抒胸臆。不愧是一流的报纸作家，不愧是一流的自由知识分子，写得太好了！
及至读完，我意识到事件开始发生变化：《冰点》停刊事件，已经从一个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问题，扩展成为海峡两岸在什么基础上统一的问题，也就是说，龙应台不加任何遮遮掩掩，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个核心问题：中国大陆和台湾，究竟是在"同一民族"的基础上，还是在"同一民主制度"的基础上才应该统一，才可能统一。她宣布坚定地选择后者。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
龙应台（台湾）
"胡锦涛"代表什么？
锦涛先生：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励他的国青团青年学员时，说了这么一句玩笑的话："希望将来国青团也能培养出一个胡锦涛。"
我相信这是他从政以来所说过的最不及格的笑话。
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单纯想到，"胡锦涛"是从共青团体制里脱颖而出的国家领导人，但是会说出这样的话，也透露了他显然不曾更深刻地细思过，共青团是个什么样的体制？这个领导人所领导的"国家"是个以什么为本的国家？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正当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纪初掌握中国政权的"胡锦涛"这三个字，代表了什么意义？
它当然代表了超高的经济成长指数，让世界惊诧，让国人自豪，可是同时，在政治自由的指标评比上，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说，这是以"西方右派"的标准来衡量的，不符合"中国国情"。好，让我们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指标吧。追求资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贫，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贫富差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迫近0.45，这已是社会大动乱的门槛指标。指标数字下，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
也就是说，"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仍代表一种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专制集权；在追求平等的大趋势里，它严重的贫富不均。
在您刚刚上任时，人们曾经对年华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为，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物，您的心灵和视野会比您的前辈们更深沈，更开阔。共产党权力革命的杀伐蛮横之气，终究要被人文的体贴细致和文化的润物无声所取代。但是，两年了，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
被割断的喉咙
促使我动笔写这封信的，是今天发生的一件具体事件：共青团所属的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今天黄昏时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来最敢于直言、最表达民间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换下了主编而变成一份吞吞吐吐的报纸，原来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被撤走论罪，清新而意图焕发的"新京报"突然被整肃，一个又一个有胆识、有作为的媒体被消音处理。这些，全在您任内发生。出身共青团的您，一定清楚"冰点"现在的位置：它是万马齐喑里唯一一匹还有微弱"嘶声"的活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这仅有的喉咙，都被割断。在"冰点"编辑们正式得知这个"割喉"处分之前，所有跟"冰点"有关的字和词，已经从网路上彻底消灭。
在您的领导之下，网路警察的绝对效率，令人骇异。
选在今天执"刑"，谁都知道原因：春节前夕，人们都已离开工作岗位，准备回乡围炉。报纸开始扑天盖地报导娱乐，制造温馨；电视开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联欢，生产快乐。选在这一天割断中国仅有的喉咙，然后让普天同庆的欢声把它淌血的声音遮住。行刑者蹑手蹑脚走开，过完年，一切都已了无痕迹。网路警察的效率和现代传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现的二十一世纪统治技巧。
网路警察动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时间动手，是怕国际媒体知道。偷偷摸摸地执行，费尽心机地隐藏，洩漏的是政府的虚心和害怕。但是，请您告诉我这个困惑的台湾人：这"和平崛起"大有为的政府，究竟为什么如此的虚心和害怕？
"冰点"的停刊，其实没有人真正的惊讶，人们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个宿命论者永远在等着鬼的半夜敲门索命；我发现，太多的灾难和压迫，使得大陆很少人相信好事会长久、梦想能成真、正义能落实。刊出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时，网路上已经四处流传"冰点"被封杀的臆测；今天，只是"鬼"终於被等到了。而"冰点""勇敢"到什么程度使得共产党用这样阴暗的手段来对付它？
仇外的建国美学
今天封杀"冰点"的理由，是广州中山大学袁伟时先生谈历史和教科书的文章。因为它"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领导"。而"毁"掉了一份报纸的袁伟时先生的文章，究竟说了什么的话，招来这样的惩罚？
我认真读了这篇文章。袁伟时以具体的史实证据来说明目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谬误百出不说，还有严重的非理性意识形态的宣扬。譬如义和团，教科书把义和团描写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对洋人的攻击，对於义和团的残酷、愚昧、反理性、反现代文明以及他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和耻辱，却只字不提。综合起来，教科书所教导下一代的，是"一、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二、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三、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对於这种历史观的教育，袁伟时非常忧虑："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锦涛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产党是以美化秦始皇、盗跖、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奠定自己的权力美学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个政权都会设法去建构一个所谓建国神话和图腾──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进党的企图。但是，建构的国族神话里如果藏有仇外情绪，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在二十一世纪，国界几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来愈是一个紧密的村子，因为唇齿相依，不得不忧戚与共。中国为什么极力争取主办奥运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图以最大的动作向世界推销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你看，中国是一个充满发展能量、爱好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的泱泱大国！
如果对外面的世界推销的是这样一个形象，关起门来教下一代的，却是"中华文化至高论"、"外来文化邪恶论"以及义和团哲学，请告诉我，哪一个中国是真实的？总书记能够光明磊落大声地告诉国际社会吗？
袁伟时说，教科书不能罔顾史实，不能赞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国人对自己狂热，对外人仇视。这样的认知，锦涛先生，在我们这里，叫做"常识"。在北京，竟然是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入罪之论。那麽能不能请您告诉我这个台湾人民，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
哪一个是你真实的面孔？
我们暂且不管大陆的知识份子和一般人民读者怎麽看这"冰点"事件，但是我很愿意和您分享像我这样一个台湾的知识份子的感受。至于龙应台这样思维的人在台湾有没有代表性，有没有影响力，您自己判断。
我对中国大陆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更来自语言文化。在台湾生长，我同时发展出与这一条"家国认同"情感线平行并重的执着，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而从这种尊重和坚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价值：譬如主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对贫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对国家暴力的绝不容忍，对统治者的绝不信任，譬如对知识的敬重，对庶民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
这一条我称之为"价值认同"的理性线。当"家国认同"的情感线和"价值认同"的理性线相互冲突时，我如何取舍？毫无犹豫，我选择后者。二十年前，我曾经写"野火"和国民党那个"家国"对抗；李登辉当政时，我曾经为文批判他的虚伪与狭隘；陈水扁不公不义，又迫使我执笔彻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闹不清我究竟是"统派"或是"独派"，不妨这样试试：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的"家国"。哪边违背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离之弃之抵抗之的对象。如果两边都符合我的"价值认同"，那就开始讨论统一吧。所以，我是统派还是独派呢？
以这样的价值结构来看今天"冰点"事件，您说我这个台湾人看见什么？
我看见这个我怀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
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
它，把独立的知识份子当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识份子当家仆使用，把奴才当──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钥匙，交到奴才的手里。
它面对西方是一个脸孔，面对日本是另一个脸孔，面对台湾是一个脸孔，面对自己，又是一个脸孔。
它面对别人的历史持一个标准，它面对自己的历史时──错了，它根本不面对。它选择背对自己的历史。
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他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
……
您，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请说服我
我真正想说的是，锦涛先生，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实在不在乎团团和圆圆来不来台北，虽然熊猫可爱得令人融化。但是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对象，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么呢？而我对中国的情感还是有条件的，台湾还有很多热爱、深爱、无条件地执着地爱中国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么东西去跟他谈统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骂呢？
重点不在团团和圆圆，您知道吗？重点也从来就不在民进党，您明白吗？
重点就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因为，说穿了，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份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愿意诚恳倾听。
可以想见，一个小小的《冰点》停刊，竟会引出两岸统一的真正基础性问题，影响到中国大陆的核心国策，这一定大出中国当局意料，也会引起大陆读者强烈的反响和思考——在两岸统一的大问题上，仅仅强调"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强调经济利益的互补，够了吗？
这篇文章，不仅将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力作，同时也将是两岸统一史上的经典文献——因它发表的时机，因一个台湾作家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浩然之气。
果然，1月27日，台湾官方开始作出反应：陆委会副主委刘德勋对《冰点》周刊停刊事件发表谈话：传媒是表达人民意见与接受资讯的多元管道之一，希望中国大陆能够了解，新闻以及言论自由是普世价值的重要性。刘德勋说：在新闻自由跟言论自由的部份，这对两岸社会来讲，基本权利和普世价值对所有人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提供人民表达意见跟接收资讯的多元管道的一部份。——这是台湾官方对龙应台文章的肯定。
因不同的政治环境和不同的语境，龙应台的文章在台湾一度被媒体炒作为"批评马英九"，龙应台哭笑不得。然而马英九表现出了政治家风范，公开称赞龙应台的文章写得好。
事件也迅速引起国际组织关注。"保护新闻记者委员会"（CPJ）纽约总部发表声明说：关闭《冰点》是一个可悲的暗示，中国的言论自由仍然是幻影。
国际媒体的报道开始铺天盖地。我的公开抗议书的英文本、德文本、日文本、西班牙文本，都有国内外朋友传给我存档。朋友们说，翻译得非常到位，非常好。
这时，我在网上、在广播里，看见、听见了卢跃刚开始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他发出了抗议之声。得到我开始反击行动的通报后，他第二天就心急火燎地在当地解决了上网问题，看到了抗议书文本，立即领会了我的意图，开始配合我对外发言。他主动登上战车，我深为感动。
1月27日下午，中国青年报党组书记、社长王宏猷找我谈话，希望我克制、冷静，"不要被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我当即指出，尽量避免引发事端的恰恰是我本人，事前就已经向你们提出了"缓冲"方案，不想把事情搞大，影响到执政党和国家形象；而正是中宣部和团中央的少数领导，不顾宪法和法律，一意孤行，硬要这样干，他们必须负全部责任。
王知道我说的是事实，一时语塞。继而又暗示说，此事已经被"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我问有什么根据。他说，你的抗议书是早上8点多发布在报社内部网上的，可法/轮/功网站夜里两点就登出了——这明显是在暗示可能是我提前发上去的。
我正告他：我不是什么"持不同政见者"，我完全拥护胡锦涛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以民为本"，拥护"全党都要维护宪法的权威"、"没有任何政党、组织和个人，有超出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对这次事件，我们就是根据宪法和法律，根据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来进行抗议和申述的，这是我们的正当权利，无可非议。至于抗议书如何上了法/轮/功网站，我不知道，也不可能控制，互联网时代，资讯到处被转载是再正常不过的。海外中文网站据我所知至少有上百家，为什么专门挑出"大/纪/元"来说事？其他网站都没有刊登吗？还是所有海外中文网站都是"敌对势力"？
王又转了话题，说龙应台的文章如果是先发在报纸上，应该在早上6点左右上网，可是发现凌晨3点多就上网了。
我笑了：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是我贴上去的？荒唐嘛！
王不说话了。当然，他不可能自己整夜不睡监视海内外网站的动静，这只是有关部门通报给他的信息。这表明，国家机器已经开动，全方位监控已经开始。很可能，我的电话、手机都在被监听，甚至电子邮箱也在受到监控。
这正中我的下怀。我们堂堂正正，要的就是公开，怕什么？像老鼠一样干着阴暗勾当的特务机关才害怕曝光！
当天晚上，我母亲在给我来电话时，忽然担心起来，"你的电话是不是正在被监听呀？"
我的恶作剧心一时大起，对着话筒大喊："嘿，你们正在偷听吗？有种就出来聊两句！"
老太太顿时笑倒了……
十．明天的太阳一样会喷薄而出！
封掉《冰点》，当然侵犯了编辑记者合法从业的权利，但从根本上说，主要还是侵犯了本报订户和读者的权利。大量订户，就是为了阅读《冰点》才订这份报纸，现在，连句"对不起"都不说，《冰点》就消失了！
就在《冰点》停刊半个月前，河南大学一个教授，就2006年是否续订本报，给我来过一个很长的电话讨论。他说，报纸新的年度通常都会有改版，《冰点》内容一贯比较敏感，会不会被取消？如果没有《冰点》，他决不会再订。我当时信心满满地告诉他，放心订报吧，读者欢迎的版面决不会被改掉。他说，好，有你这句话，我马上就去邮局。唉，真是惭愧，现在无颜见江东父老了！
《冰点》的读者究竟是什么感受？我不可能将数百封邮件和难以计数的电话内容都写在这里。然而其中一个电话让我久久难忘。
"你好，是《冰点》编辑部吗？"
"你好。是。我是主编李大同。"
"李主编，我是你的忠实读者。今天的《冰点》为什么没有出呢？"
"非常抱歉。《冰点》从今天起，被勒令停刊了。"
"什么？！……"对方极度惊讶。沉默。突然发作："是他妈的谁干的？！"
"是中宣部和团中央的个别领导下令。"
"这帮王八羔子！你把中宣部的电话告我！"
"抱歉，我不知道。"
"那把团中央的电话告我！"
"这我也不知道，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
"你们总编辑的电话呢？"
"哦，这我知道，是……"
我很难想像这位读者怎样对李而亮发泄他的愤怒。
再从读者来信中选出几封代表老、中、青三代人的邮件：
我们为什么要退报？
我们都已年近八旬，是偶然读到《冰点》上龙应台的那篇鸿文《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又听邻居介绍了这个周刊的一些情况，跑到邮局自费订阅《冰点周刊》的。但邮局不给单订《冰点》，我们就订了这份看来与我们年龄不符的青年报纸。事实上，吸引我们的，仍主要是每周三《冰点》的那四个版面。那上面的文章，虽然大都很长，却总能让我们想把它一口气读完，有时甚至读着读着就禁不住热泪盈眶。
《冰点》的魅力，不只在于它以流畅的文字所表述的那些人物和事件，都是我们老百姓所关注的社会现实，更在于它字里行间所传达的《冰点》同仁们鞭笞黑暗、维护正义、敢于说真话的道德勇气和历史责任感，使我们能得到一种似乎久违了的人格的安慰，感到一丝也似乎久违了的心灵的温暖。及至读了《冰点故事》，了解到他们每篇文章出笼的经过，每个成员奋斗的历程，我们，曾经也在新闻出版界混过些年的两个老人，更感到激动和欣慰，也更加钦佩以李大同、卢跃刚为首的《冰点》团队极为可贵的精神和毅力。我们向朋友们（多半是我们的同龄人）推荐这个周刊和这本书，看了的人也无不感动和称赞。
真没想到——其实也应该想到——这么一个高品位、高质量、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周刊，在一片歌舞升平的"过年"气氛中，却被勒令停刊了！就像一片阴霾遮挡了阳光，我们感到一股寒气袭来，透心的冷啊。
原来，握有绝对权力的人，高谈要营建和谐社会，却并不想要真正的和谐；不然，怎么竟容不下一张小小的说真话的报纸周刊呢？难道靠谎言构成的和谐有任何价值吗？
于是，我们当天就去邮局退了报，表示我们的愤怒、惋惜和遗憾，也表示我们对冰点同仁们坚持操守、悲壮"就义"的深切敬意。
程迺欣郑海天
2006.1.25
这两位老人，一位是原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副主编，另一位是英文《中国妇女》的资深编辑。早已退休。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读者发来邮件——
尊敬的李编辑：
刚才收到您的回复，竟让我坐在电脑前失语了许久！
这样的消息对于一个《冰点》的读者而言，无异于天塌地陷——从此，曾在他们内心占据着巨大空间的精神家园真的就如此失落了吗？
点燃一支烟，我本想尽量地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下来，想自欺欺人地告诉我自己，这——是您给我开的一个玩笑——然而我失望了。等点燃的烟蒂灼痛我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时，我才意识到电脑前的自己竟是那样地失态。禁不住气忿，我抓起电话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我周围的所有和我一样关注《冰点》的朋友，他们同我一样不敢相信、不愿相信，但最终——当我转发了您的抗议信给他们之后，他们竟异口同声地说出了一句话：
——我们还能在报纸上看到什么？
直到此时，我还是不愿承认这样的坏消息，它是真的吗？
对不起，读完您的回信已经三个多小时了，我的情绪异常地复杂，今晚，我不知道自己应该以怎样的梦境来结束这个2006年初春最难捱的长夜。
请您一定告诉我，告诉我们，明天的太阳一样会喷薄而出！
别让所有的《冰点》读者失望！！！！！！！！！！！！！！！
我们真的不是那些把国骂挂在嘴边的人，可是，此时此刻……？？
别灰心，全当我们走在路上遇到了一块烂砖头！踢开它，路还将向远处延伸！！！我们永远是您和《冰点》的支持者！
裴烨和所有喜欢《冰点》的读者
一位与《冰点》记者冯玥同名的17岁的中学生来信说：
刚刚听说冰点被停的消息。
下午收到朋友的短信，说冰点被停了，当时就呆住了。难以置信。中国青年报他们也敢动！！！！
立刻上你的博客，发现朋友说的，是真的。
中青报是我们班订的唯一的报纸。
用老班的话说，其他所有的报纸都比不上中青报……。
可是突然。冰点没了。
我难以想象，开学后，当所有的同学在奋力争抢报纸时发现，他们争抢的《冰点》消失了，是怎样的讽刺。
书桌上还放着李大同先生写的《冰点故事》，脑子里还清晰地记着放假前在班里看的最后一期《冰点》……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
04年9月13日，北大的"一塌糊涂"被关的时候，我哭了。虽然我只在那个BBS上待了不到一年，但对她已有了很深的感情。紧接着，水木清华和小百合实行了实名制，我亲眼看到班里一个已经被保送到清华的学计算机的男生，在机房摔了键盘。
紧接着，赵紫阳去世了，当我们在QQ群里谈论这个消息的时候，却意外发现这个名字已经被系统屏蔽。
而这次，关闭的是《冰点》。堂堂中国青年报的《冰点》。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是本来就很多，只是从前自己年龄小不知道而已，还是这几年突然多了起来的？
记得我们政治课时事播报的时候，播报的同学这样说过：大家知道现在的教育部长是周济啊，这个人呢不是什么好东西……（后面开始说这个教育部长做了什么什么事）
我总觉得，一个普通的中学生，都会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得出教育部长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样的结论，无论他的观点是否正确，这个事情本身就说明，这个国家某些地方出了什么问题。
11岁。《冰点》在她十一岁的时候死去。
而这次，我已经不会像一年前"一塌糊涂"被关的时候那样，流下眼泪。
中国的言论自由，真的如此遥不可及么？
正在长大的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个无法、无处讲真话的世界呢？
我知道，作为《冰点》的一员，你们的复杂心情是我们这些小读者难以想象的。
但我只想告诉你们，你们的读者，永远会和你们在一起的。
还是那句老土老土的话：历史会记录真相。
还是相信，中国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孩子，我们都如此热爱我们的国家。
虽然她饱经磨难，虽然她曾经满身伤痕，但我们—我们所有她的孩子，会努力，使自己的母亲更加美丽。
真诚的祝福所有善良的人，所有有良知的人，所有像你们一样有责任心、敢于讲真话的人。
小冯玥
一位关注中国青年报30多年的读者来信：
尊敬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朋友们：
在这个黑暗的时刻，在《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这段日子里，作为一名关注中青报三十余载，并在年轻时为这份报纸撰写过稿件的老读者，我的心与你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这是一次黑暗的降临，亦是一次阳光下的罪恶，如果时光真的会倒退到四十年前、五十年前，人们的感受一定是见怪不怪。但这毕竟不是四五十年前的中国。这初春的寒流难道要昭示历史将会倒退？因此它令人震惊，令人心痛。因为我们曾有的记忆并未被抹去，用文革和一切政治运动的办法，用扣帽子、打棍子的手段来解决学术争鸣和思想认识问题，从来都没有过好的结果。这一次事件倒是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口是心非的政治人物的阴险嘴脸。其实，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国家利益的底线，更不会考虑因此会让这个国家蒙受何等巨大的损失。
这是建设所谓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之事。握有权力的这些人，其胸怀与眼界仍停留在文革时代，这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缺乏起码的敬畏之感，亦不会想到，在当今世界，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绝不仅仅是你这个国家自己的事情。一次逆潮流而动的轻率之举，就可能会让你用千辛万苦积累起来国家成果付之东流。关于"冰点事件"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和消极影响，我们将拭目以待。
《冰点》周刊的朋友们，你们是一批代表良知与正义的斗士，是一批真正的爱国者，你们无愧于这个国家和人民，也无愧于历史。这一股寒流终将过去，明天的太阳仍将越过地平线。在严峻的历史面前，任何违背潮流而动的逆行最终都是事与愿违。当事者最终看到的，其中一面绝对是他们不愿看到的。
让我们高举双手，迎接明天的太阳，中国的民主、幸福终将会到来！
顺致崇高的敬意
读者：林木
11年来，无数类似这样的读者来信，包括认真的讨论、批评，都会使我疲惫的身心陡然一振；每每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时，也总能硬挺着捱过去；每每对中国前途感到绝望时，看到还有这么多清醒、正直和善良的人们，又感到还有希望。如果不是为了他们，我们所有的奋斗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十一. 我们并不孤独
如果说在这次事件中，有什么让我们将铭记久远的人物和举动，那就是我们历来尊敬的一批党内、新闻界前辈，这次几乎悉数公开站出来支持我们的依法抗争。这是1949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1月20日下午，就在《冰点》停刊前4天，中国青年报老总编辑，上世纪80年代初曾任中宣部新闻局长的锺沛璋先生，专门邀请我、卢跃刚和贺延光去他家叙谈，晚上设家宴款待我们。多年不见了，我们一直谈到晚上10点多。锺沛璋先生已经80岁高龄，我们怕影响他休息，告辞了。
锺沛璋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担任了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是著名的社论作者，也是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颇为看重的"笔杆子"之一。1957年反右时，不幸被打为"右派"，从此备经坎坷。1978年平反、恢复职务之后，除在团中央任职，还兼任了中国青年报常务副总编辑。正是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当时中国青年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位小厨师批评商业部长王磊的报道，第二天，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所有报纸转载，一时震动全国。他退休后，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又自筹资金创办《东方》杂志，短短两三年时间，就在国内外知识界声名鹊起，后因杂志被指责存在"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被当局勒令停刊。我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当记者后不久，就受到他的赏识；1989年后我赋闲时，又是他毫不避嫌出面邀请我任执行总编辑，共同创办了《东方》。他对我本人有知遇之恩。
最令人感慨的是，在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权倾一时时，他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向党中央揭露了丁1949年前曾为国民党"三青团"骨干的历史问题。后来，又与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伙老同学，集体约见时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时担任主发言，力劝江尽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惜乎建言未被理睬。
没想到，这个年逾八十的老人，在送走我们这些晚辈后竟没有休息。第二天下午，我就接到了他写给我们的信：
大同、延光、跃刚：
昨夕一叙，看到你们对我国的现实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事业又满怀激情，十分高兴和振奋，不禁想起自己的年轻岁月。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你们说到历史感，虽然回顾自己的一生，从未消极过，直到现在，但是不能不承认，我们都已老了。我们这一代人正在陆续退出历史舞台，与我年龄相仿的李慎之已先走了。而大家十分珍重的李锐、李普、绩伟等几位都已年届九十。因此确确实实，你们是我们的希望。过去在困难时刻，大家常常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相勉。而你们现在确实可以做到：是一团火，亮一边天。
一是希望你们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你们几位正年富力强，正可大有作为，但究竟也是"年过半百"，因此一个历史责任就是要不断发现和培养新生力量。我很荣幸大同在《冰点故事》第一章的"老总编的知遇之恩"一节中，也提到我的"故事"，相信你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冰点》如独立成刊，扩充篇幅，有了更大的天地，当可培养和造就更多的人才。
二是希望不断扩大作者队伍。众人拾柴火焰高。翻阅我国的报刊史，一个好的报刊无不凝聚了一大批进步力量。《冰点》可以办成有社会观察特色的综合性报刊，这样需要团结一大批能运用十八般武艺的各有特长的作者队伍。
三是希望团结联合友军。茫茫中国，不断燃起希望的火种，又不断被专制的力量扑灭。为唤来言论出版自由的明朗的天空，还任重而道远。因此非常需要团结、联合和互相鼓励、帮助。
四是希望磨炼和积累更成熟、老练的办刊经验。《冰点》风雨十年，已积累了"一个大报编辑如何报道中国"的丰富经验。而担子更重，风险更大，还要求更成熟、更老练。其中如何善于利用从中央到地方体制内的积极因素、积极力量，如何利用现行的法制来保护办刊，需要更用心。
以上想到的几点，不知是否可供参考。
送上两本《一席谈》，分赠延光和跃刚，作为我们两代人之间的交流，希望也能读到你们的大作，使我老脑筋能跟上形势.
祝好！
锺沛璋
2006年1月20日
在这封信里，锺沛璋先生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担子更重，风险更大，还要求更成熟、更老练"。仅仅几天过去，就风波骤起，发生了《冰点》停刊事件。
我们本来以为，在公开抗议书广为传播之后，如果有支持和声援，应该首先来自中国新闻界年轻一代同仁。结果第一位站出来直言不讳痛斥中宣部的，是86岁的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1月27日，他对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谈话：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冰点》停刊正逢春节假期，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强烈批评中宣部将该刊停刊的做法，并呼吁胡锦涛整顿中宣部。
《冰点》停刊后，引起海内外广泛回响。有支持者更建立了"冰点博克"。张贴了数篇引致《冰点》被批的文章，如袁伟时教授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等。然而，据了解在大陆是无法打开这一博客的。
本台星期五采访了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谈对《冰点》被封的看法。李普称赞《冰点》的团队是一群优秀的传媒人，怀着对国家的热诚，深入基层，尽了传媒监督的责任，反受整肃，实在不合理。他说：
"我正准备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中央整顿中央宣传部》。我是支持《冰点》的，它是被全国记者协会评为名栏目的。现在叫《冰点》停刊整顿，中宣部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一贯是这样子。他犯的罪不止这一件，所以急得我要写这篇文章，要整顿中宣部，它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不尊重编辑人员的工作，不尊重读者，一个刊物的好坏，你让读者评论嘛，一个意见的正确与否让大家来评论嘛，言论自由就好了。如果对《冰点》有意见，对袁伟时的文章有意见，你辩论嘛，你为什么不敢站出来辩论，而利用你的权力把人家封掉呢。谁给你这个权利呢？谁批准的？所以我叫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我请他整顿啊。"
对于短期内敢言媒体陆续被整肃，李普分析当局意图以儆效尤，这一做法同时打破了大众，尤其是传媒人对现政权的幻想。
"可以这么说，如果原来希望好一点的话，那是幻想。（那媒体还怎么做下去呢？）还是要做下去，我相信不会就这么完了的。"
李普认为当局对言论的管制政策一向如此，但即使是在文革时那种严厉控制下，消息的传播，人们的思考都没有停止；何况现今科技这么发达？但当局还沿用老一套的打压方式，实在是不智的。
"由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封锁不住，网民假定有一亿人的话，那后面要站一亿警察。中宣部怎么这么愚蠢呢，他恐怕自己也知道用全力干坏事总有一天干不下去。他得罪那么多人，实在愚蠢之至。"
音箱里，这位湖南籍老人声音宏亮，铿锵有力。我们早就听过他的一则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在一次会议上，主持人介绍嘉宾时，正在念他的"官衔"，他不耐烦了，打断主持人的介绍，大声说："记者李普！"
这四个字，充分表现出老一代新闻人的清高、耿直和对职业的忠诚。
1月31日，又一个重量级老人出来说话了，他是李锐，曾任毛泽东的大秘书，退休前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委员。
李锐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批评中宣部勒令《冰点》停刊是封杀舆论，只会导致政府缺乏监督，这正是中国贪污腐败成风的主因。
李锐尖锐指出：
这是中宣部由来已久的做法，从毛泽东时代就这样，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中国是党国，只能有一个声音，不能有不同意的声音。我们要求言论自由，大家遵守宪法，要搞宪政，不要空谈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不要空谈民主宪法，要实行宪政，首先真正保证言论自由。
中国的现实是，有宪法没有宪政，这是过去、1949年以后或更以前这种专制造成的一种根本的原因。1949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一直到文革，都是一个人讲话、一个人思想，其它所有人的声音都封住了。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外、对各种情况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和政治、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大家都有许多正确的看法，但是这种正确的看法一出头就被封杀了，或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批判，挨整，很多人就被整死了。
这种情况，在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复出后有所好转。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就历史问题做出决议，开始改革开放，但是这种改革并不全面，仅仅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了，在政治体制上没有同步进行，所以现在还发生这些问题。这个问题，我看老、中、青三代、党内党外、国家的各个系统、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大家的意见都很多。但现在所有的媒体，凡是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或者认为同"稳定"、同中央一些同志的意见有出入，就把它封杀了。
我听说，中宣部专门有这么一批人查看各个地方的报刊，发现一点不对头就封杀。我自己也遇到过这类事情。我和其它一些老同志对此感到非常忧虑。
不开放报禁、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国家的民主化就无法搞好，市场经济、经济改革也搞不好，现在中国腐败丛生，根本问题就在于此。
李锐先生已经89岁，笔力仍健。他最可贵之处，在于经常以他的特殊身份和经历，写下历史的"孤本"，如《庐山会议实录》，如《胡耀邦去世前最后一次谈话》，如果不是他，许多珍贵的历史详情就再也没人知道了。
2003年，新创刊的《21世纪环球报道》，刊登了李锐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篇专访，这是中国媒体上仅见的公开批评时政的最直言不讳的报道。不久，该报即被停刊。从此李锐上了中宣部封杀言论的"黑名单"，他的文章、言论再也不能见报。
2005年11月23日，《冰点》借悼念著名改革派高官、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机会，得以突破封锁，刊登了对李锐的专访，同时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他在接受《冰点》访问时说："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种权力的相互制衡，其本质只是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这种制度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实际上，他的原话就是"三权分立"。鉴于这种说法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民主观"，当局根本不允许出现，《冰点》编辑改为"三种权力的互相制衡"，其实意思完全一样。可在给他送报纸时，他听说改了他的原话，大声问："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就改？"送报纸去的年轻记者觉得委屈，辩解说"能这样出来就是胜利了"。李锐一听这话朗声大笑："你说得对！"他拿起报纸感叹，"哈哈，共产党到底没有能封杀住我，多少年没有在大报上出现了！"
事后总编辑李而亮告诉我，这篇报道刊登后，中宣部立即问罪，"你们怎么能刊登李锐的文章？！"刚刚过去一个月，《冰点》即遭到封杀。现在，他又在为《冰点》仗义执言。
2月5日，春节长假结束，一上班，我就收到一封托人带给我的信。打开信封，抽出五六页信纸，努力辨认着那些歪歪斜斜的字迹，想到作者抱病艰难运笔时的情景，不禁热泪盈眶。
这封信，是我们新闻业晚辈共同崇敬的报业前辈、原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胡绩伟老先生亲笔写给我的，也是《冰点》事件发生后，来自党内重要人物的第一封亲笔信。他老人家已经90岁高龄，身患重病，家里的服务员放假回家，无人打字，老人竟在大年初一，用颤巍巍的手，写下对《冰点》的声援——要知道，此前我们竟无缘见面。
胡绩伟老人写道：
大同：新春好！
我写了几百字，表示声援。
我因连跌了四跤，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二十四日才回家。因脑供血不足，医生叫我"一切行动都要有人侍候"，"不要激动"，所以这几百字很潦草，对不起。在文字上，请你修饰；在语气上，我想尽量冷静、低调，希谅解。
我家能打字的服务员放假了，所以把原稿给你。如何处理，由你决定。
愿你机动灵活地坚持到底！
胡绩伟
2006.1.29
说来这并不是他老人家第一次给我来信。2005年8月，我的公开信传播开来不久，老人就请夫人执笔，写了一封信给我，告诉我，"你的公开信，人民日报大院里的老同志都看了，很受鼓舞，向你们致敬。希望你们年轻一代新闻工作者再接再厉，为新闻自由而斗争！"
胡绩伟前辈的声援信立即由《冰点》记者录入，打印出一份，送给老人存档。
钳制舆论的新纪录
——声援《冰点》周刊
胡绩伟（原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
刚刚获悉，团中央宣传部勒令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停刊整顿。《冰点》周刊受到全国各界读者热烈欢迎，忽然奉命停刊，是一件十分引人注意的大事，这是团中央任意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的违宪行为。作为一个九十岁的老报人，感到十分震惊。对此事，我想说的很多，这里只说一点。
我曾经作为中央党报的负责人三十多年，凭我的经验和理念，我认为，按照党章和团章的规定，团中央宣传部没有权力下令查封中央团报的任何周刊。因为《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的机关报，不是团中央宣传部的机关报，中央团报和团中央宣传部是平行的单位，不是上下级关系。
这种违宪行为，如果是经过团中央批准的，那么也只有团中央书记处才有权力宣布查禁的命令，而且应该作出文字决定，正式发布。团中央宣传部只能代表团中央书记处宣读决定，自己无权作出这种决定。
如果团中央书记处正式作出了公然违背宪法的决定，它当然可以作，但它必须报请党中央批准。因为这种违宪的大错，团中央也没有这种权力。如果团中央书记处不经党中央批准，就擅自作出这样的决定，那就犯了公然违宪的大罪。
如果确已事先经过党中央宣传部批准的，那责任不在团中央，而在党中央宣传部。
我们党中央的宣传部，多年来都被人叫成"不宣传部"，它常常代表中央，或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对宣传部门和文教部门发号施令：这也不能宣传，那也不能报道；这样宣传是错的，那样报道也是错的。甚至总书记在这边刚说纪念胡耀邦，中宣部在那边就指责这报那刊不该登纪念耀邦的文章。
中宣部有一个很坏的毛病，就是常常把他们不喜欢的通通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把他自己喜欢的又通通指定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常常自以为是地代表中央指手划脚，总爱扣帽子、打棍子。这是我在其指挥下工作几十年的切肤之痛。我猜，这个查禁《冰点》的主使者很可能就出自这个衙门，或者他听到某一中央领导同志某些话，当然也可能是最高领袖的意见，不一定是中央集体作出的什么决定（如果那样，应该有正式文件传达的）。如果这次查禁《冰点》真是党中央的决定，当然它就是最大的责任人。
作为一党专政的中国共产党，当然可以反对宪法，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共一手领导制订的，是先经过党中央批准后，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修改后才通过的。虽然第一个《五四宪法》是经过全国报纸公布宪法草案、发动全国人民讨论通过的，但是实际上也是由党中央负责制定的。《五四宪法》第87条就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在无法无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领导张春桥等人对宪法作过原则性的修改，但是仍然保留保证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条文。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修改宪法，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共提出的修改文本，也保留了保证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权利的条文。
中共第四代的领导核心胡锦涛，刚上任就一再宣称要尊重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要坚决执行宪法、维护宪法。党、政、军各领导单位，包括青年团中央、中央宣传部都用不同形式表示拥护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号召。虽然言之赫赫，但行之寥寥；违宪的事，从党中央领导人到各级干部都层出不穷。但是，像团中央这样公然作出违宪的决定，还是属于胆大妄为之列。
如果是党中央批准的，那么，胡锦涛本人就自食其言。公然违宪，那就是等于自己向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明白宣布：中国共产党是连自己领导制订的宪法也要背叛的政党。
究竟这一大错，错在团中央书记处，还是党中央宣传部，还是党中央，有待进一步澄清。我们拭目以待吧。但是，不管谁是最主要的责任者，这是中国钳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新纪录，用任何"白皮书"来涂脂抹粉也无法遮掩住。
作为一个老报人、作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爱好者，我在此以激动的心情，对《冰点》表示热忱的支援!
《冰点》停刊事件，发出了暴风雪天气预报，要警惕！
2006.1.29
这封声援信，在我看来，一点也不"低调"，相反非常严厉。我立即发给朋友们传阅。当天，被发表在互联网上。网友们以各种方式突破封锁转贴在自己的博客上……
十二. 事情开始起变化
整个春节长假期间，我都在起草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控告书。这个文件不能有任何疏漏，因为这是我们对这次事件性质、要求的正式表达，还将通过党章所规定的正规途径上送。虽然我的抗议书已经在网上发布，当局一定也经过了仔细研究，但可以装傻充愣，说"不知道"、"没看见"。在政治博弈上，只有将中宣部个别官员正式起诉至党内"法庭"，让他成为被告，"球"才算是真正踢给了对方。
2月3日，初四，卢跃刚提前从四川赶回北京。翌日，我、卢跃刚、贺延光碰头，交换了对整个局势和走向的看法。我们一致同意：这次抗争的目标，决不仅仅是《冰点》的存废问题，也不仅仅是如何保持《冰点》团队的问题，而是要在宪法和党章的平台上，捍卫我们的基本权利，要有充分勇气说理，要让抗争成为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台阶，要给历史留下一点东西……
这期间，有一些新的信息耐人寻味。按官场惯例，春节前，现任官员要给退休的前任官员拜年，以体现"对老同志的尊重"。中宣部现任新闻局长，照例上门给锺沛璋先生拜年。锺沛璋当面批评了中宣部封杀《冰点》的错误做法。这位局长解释说，这根本不是中宣部的决定，都是团中央自己搞的，现在搞得中宣部很被动。锺沛璋立即将这个信息通报给我。
无独有偶，我们的好友，已调走的原本报副总编辑樊永生，节前一次聚会上遇到一个中宣部人士，向他打听此事。结果这个人说，这都是团中央干的，把事情搞砸了，现在是中宣部在给团中央"擦屁股"。这两个中宣部人的说法惊人一致。
这个信息是真是假呢？我判断，纯粹从技术环节来说，"停刊"决定有可能不是中宣部直接下达的，但绝对是团中央在很大的要求"整顿"的压力之下作出的。因为，早在去年12月25日，团中央第一书记就将本报主要领导都叫去，说了"《冰点》团中央要扛不住了"这样的话，无非是让报社早有思想准备。
即便就是这样，中宣部也绝对难逃干系。首先，对袁伟时文章的声讨及对《冰点》的整体指责性《新闻阅评》，是中宣部发出的（团中央对袁文反倒未置一词）；其次，是中宣部主管新闻界的副部长李东生做出"冰点太冰了"的批示；最后，这份《新闻阅评》不像平常那样，一般只送中宣部领导和被批评的媒体负责人和媒体领导机关负责人，而是呈报给了"中央宣传领导小组成员"，而这个小组的组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已经足以对团中央负责人构成非常"现实"的政治风险和压力了。
在中国官场，官员只有一个义务，那就是对上负责，因为只有上级能够决定他的仕途。对上级批示，下级官员通常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如果这个批示的执行有损他主政的地方、部门和官员自己的利益，他就会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甚至不惜说谎、瞒报、不报；另一种是，如果下级官员认为不主动领会上方意图并有所行动的话，将使上级对他产生不良印象，严重威胁他的仕途，这时，各级官员就会层层加码地开始动作——上面本来要求五分就行了，他一定要干到七八分才觉得保险。"过犹不及"——这也是中国官场的宿命。
如果真像中宣部人士所说，"这全是团中央干的"，这就应了上面第二种官场规律。但是，这个决定肯定事先向中宣部汇报过，不仅得到了中宣部的默认和鼓励，还给予了高层权力的支持——团中央书记有权下令全国封网吗？有权事先给首都各大新闻媒体和公安局下达指令吗？（当然，事件的全部细节，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能全部披露，但在这个框架内是不会错的。）
2月6日下午四点，我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申告书已经起草、修订完成。这份申告同时报送包括党中央总书记在内的五位政治局常委。我将会正式起诉，海外媒体已经大量报道。
我在申告书的最后手写签名后，到报社党组书记王宏猷的办公室，当面交给他，请他按照党章所规定的程序，逐级上交。我说，我希望在7天时间内给我一个已经送达的肯定答复。7天时间很宽松，中纪委距团中央只有两站地。如果想送，半天之内就可以送到。如果7天后还不给我送达的回复，我说只能认为申告书被团中央扣压。那么，我除了公开，没有其他让中央有关领导知道的办法了。
王信誓旦旦地说，按组织程序申诉，是党员的正当权利，报社党组和团中央一定会负责任地送到，并且还会给你一个"收条"，这是应该的嘛！
他之所以这样痛快，是出于一个党员的常识。我也一样，在这个程序上，不认为会出什么问题。1989年事件后，我针对"中央干部考察小组"直接下达的对我发起的对话活动的定性结论，同样写了一份给两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申诉，逐条驳斥这份"定性结论"，并按规定程序上报。当时的团中央接到后，也立即按程序报给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看过后，说"申诉写得不错，团中央先拿出一个意见来，再往上报"。可团中央没法先拿出意见——对话活动的每一步都依据党章程序，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为，并且向团中央书记处和中国记协书记处都事先做过汇报；按89风波之后下达的中央"清查"干部的政策规定，对话属于程序行为，"不予追究"。团中央一时两难，无法拿出意见，最后拖黄了，但毕竟没有扣压嘛——那时是什么政治氛围？人人自危，令人窒息！李锐、于光远等四个中顾委委员，都差点被开除党籍。
2月8日上午，我接到一个读者电话，问，"今天怎么还没有《冰点》？"我说被中宣部封掉了。他很惊讶，说怎么能这样干呢。我问他是哪里的读者，他回答说是"中纪委"的。我一听很高兴，说我们正向中纪委上书控告中宣部呢！他更惊讶了，说"我们哪里管得了中宣部呀，他们动不动还指责我们呢！"——这早在意料之中。不过，由中纪委的人自己说出来这句话，很有意思。这是当前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一个注脚。
中午12点10分，本报图片总监贺延光，在报社内部网的"私人留言"，发出了征集报社同仁签名支持的信件，信件要求团中央书记处立即改变《冰点》停刊的决定。
社内各位同事：
前两天我看见了一份让我震动的手稿，这份手稿是我们尊敬的胡绩伟老先生写的。他老人家90岁高龄了，大年初一，撑着病体，艰难地写下他对《冰点》周刊的声援。我们还知道，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都是快90的人了，都公开发表了对《冰点》周刊停刊的抗议。我们还看到众多从17岁的中学生到80岁的退休老人对《冰点》停刊的强烈不满和抗议。
然而我们自己呢？难道真像县书在给冰点同仁拜年帖中所写的那样，此事"和我们大家无关"？我不这样认为，如果真是这样，我就不认识这张报纸了！
这次事件必定会被中国新闻史记录。在这个事件中，我们有什么理由让《冰点》同仁孤军奋战？！如果把自己当作一个旁观者，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可耻的记录，在余生中，我都会受到良知的折磨！如果我们都这样做了，中国青年报的灵魂就会被逐渐阉割干净！
为此，我给团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要求《冰点》周刊尽快复刊的信。这不是公开信，将按程序送达。我将这封信发给各位征集签名，决不勉强各位。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请回复"同意"二字。如果你不同意，就当没看见。
贺延光
2006.2.8
下面是他写给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的信：
呼吁《冰点》周刊尽快复刊
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同志并书记处：
我们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编辑和工作人员，获知《冰点》周刊被停刊整顿后，深感震惊。继而得知，被停刊的理由是因为1月11日刊登了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更大惑不解。
《冰点》周刊是一个积11年的光荣业绩、在读者和媒体同业中颇具口碑的优秀周刊，也是中国青年报的重要品牌。因一篇讨论百年前历史的文章令其停刊，悖于情理、违规违法，已经引起海内外舆论大哗。这个决定严重损害了中国青年报和团中央在公众中的形象，并将严重影响中国青年报的发行。
我们认为，对袁文的不同意见和观点应属于学术的范畴，可以通过争鸣的方式在公共媒体上从容讨论。中宣部个别领导及阅评小组将这篇文章上纲上线为"和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直接攻击我们党提倡和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指控此文"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极其恶劣的"扣帽子"和"打棍子"，是党的章程明文禁止的行为；以此为口实将《冰点》周刊停刊，更缺乏宪法和党章的依据。
按照管理程序，只有团中央书记处才有权力下达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停刊整顿的指令。团中央宣传部无权作出这种决定。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在不正常的政治压力下做出的决定，决定出笼的每一个环节和程序都是错误的。
我们强烈呼吁，团中央书记处应该对这一错误决定尽快予以纠正。如果此决定是中宣部个别领导下达由团中央来执行的（团中央并不归中宣部领导），则团中央书记处有责任和义务对此事件中违背宪法和党章的行为向党中央提出申诉。
我们希望《冰点》周刊尽早复刊。不要让此次事件给中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国际形象受到玷污。
贺延光
2006年2月8日
这时已是中午进餐时间，短短十几分钟里，已有20位报社同事签名，有正在外地的同事，得知此事后立即发手机短信回来要求代签。可是，当贺延光正在餐厅吃饭时，就有同事告诉他：所有"私人留言"里的信件全部被删除。显然，这是报社领导害怕发生"群体性事件"下令技术部门干的——然而将每个人的"私人留言"删去，等于侵犯了宪法保护的公民通信自由。
2月8日下午两点，报社党组忽然发出紧急通知：所有党支部书记，立即到6楼会议室开紧急会议。这是要干什么？《冰点》支部书记小蒋赴会，我们告诉她做好详细记录。
又过了一会儿，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常务书记杨岳和团中央宣传部长刘可维三人，同时到达报社。这是本届团中央领导班子任内，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儿——如果不是有重大行动要布置，决不可能。
这三人同时到来，与支部书记紧急会议有什么关联呢？《冰点》办公室里，一时议论纷纷。这要先看支部书记会议上究竟说些什么。
大约一个小时过去，小蒋回来传达。会议内容听起来，像是在做"对敌斗争战前动员"——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官员自保反应"标本：
王××（党组书记、社长）：
1月24日，团中央决定对冰点停刊整顿，报社党组一致、完全拥护团中央决定，并坚决服从，认真贯彻执行。
当天研究决定：按团中央的要求，对冰点停刊整顿。要符合宣传纪律要求，要体现对报社和报社同志的爱。
1月25日，已向各部门中层以上干部传达对报社各级干部和党员的要求：
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充分认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严重错误、危害和影响，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新闻宣传纪律的工作要求和团中央的处理决定上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贯彻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的办报宗旨，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二、增强组织观念，自觉遵守纪律。处理决定是组织做出的决定，作为报社的干部和党员，应当自觉维护组织的决定，自觉遵守组织的纪律，个人有不同意见，应当通过正常的渠道反应，属于报社内部事务，一律不得接受境内外记者的采访，以防被人利用，损害报社利益；
三、坚守岗位，做好工作。报社全体干部和党员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守岗位，履行职责，要自觉维护报社的稳定，维护报社正常的工作秩序，保证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
1月25日至今一切正常，报社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职工思想是统一的，是遵守纪律的。有什么意见，要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要严格遵守采通网的规定。
要看到，事态在发展中，有的情况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警觉：26日凌晨，李大同的公开信在境外网站——大/纪/元出现，而上午8点才在报社采通上贴出。龙应台的致胡锦涛的公开信26日凌晨3点多上网，当天在世界好几家媒体刊发，把矛头直指党中央，指向了锦涛同志，当天有人把这封信转贴进了采通个人留言。
26日凌晨，刘/晓/波在大/纪/元上发出声援李大同的文章，稍后又发出了第2篇，这些民/运/分子、反党反政府分子在利用这件事。境外网站，最集中体现在大/纪/元上，主页上做了专题，每天平均有5篇以上相关文章谈冰点。
1月25日，境外网站有以李大同名义发起的征集签名活动，对党和政府施加压力。节前有100多人，节后到300－400人，包括敌对势力、民运/分子，如王/丹、刘/晓波等人。这些足以使问题复杂化、扩大化，使性质发生变化，给复刊带来很大危害，对报社队伍也是巨大危害。
我有几点担心：
1、此事已被敌对势力利用，并可能进一步利用，对党、国家、报社大局造成危害，对队伍形象、《冰点》复刊造成危害；2、我们有些同志不理智、不冷静，硬要把自己放到党、国家的对立面。有人，尤其是年轻同志缺乏政治经验，可能会一时把握不好自己的言行，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给自己带来不可挽回的影响。
要求各党支部重申，统一思想，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危害性，把握住自己的言行。不利于党、国家、报社大局的事，不能参与。这是属于报社内部的事务，一律不许接受境内外媒体采访。
李××（总编辑）：
已面临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对一个周刊的处理，已经脱离了正常的范围，性质发生变化，已不再是内部争论，而是和敌对势力斗争。矛头直指党中央、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能有丝毫动摇，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大局上，严守言行，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牢把正确的舆论导向。接下来，还有经典中国、辉煌十五、建设新农村、两会报道，编辑部不要受到更多干扰，保持头脑冷静。
×××（副社长、副总编辑）：
我从操作层面讲。
1.各级党组织要旗帜鲜明，及时准确掌握信息，及时向上反映；
2.认真细致、和风细雨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3.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事情、问题，认识清楚，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4．对可能出现的非组织行为，及时向党组织反映，争取早日复刊。
×××（副总编辑）：
拥护王宏猷所说的。
遇到一个报社的老同志，说很痛心。以前不管外界如何，中青报内部不乱。89之后，报社党组一致、干部一致、队伍本身没有多大损失。90年代之后，外面没什么，内部已乱，外面有点什么，内部已经乱得很。
我有同感，真心不希望那些和我工作了20多年的老同志做错事。中青报是大家吃饭的饭碗，弄砸了对谁都不好。
×××（副社长）：
做报纸，受了批评，改正再来，很正常。这次不一样，尤其是1月26日之后，性质变了，是和敌对势力做斗争。编辑部年轻同志多，对这种事经历不多，开这个会相当必要。
出事后，王社长一夜没睡。我这几天也找了很多同志谈话，报社不是一人所有，今天的会，是统一思想和认识的会。这次的事，是对报社党组织的检验。如果解决不好，对我们自己也会有不可挽回的损失。一定要按党组要求，在思想上、行动上统一起来。要多谈心多沟通，找同志们谈话。
×××（某支部书记）：
坚决拥护党组决定。是否可把采通和党的工作相结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采通不是洪水猛兽。另外，各党支部也守土有则。
王宏猷：本报采通早有要求，大家比较充分地利用了采通网。1月24日又重申过了，超过此通知的内容，一律不许张贴。
×××（退休老同志支部）：
没人能拿六七百人的饭碗开玩笑。某些人愿意牺牲自己的饭碗可以，但是不能拿大家的饭碗开玩笑。几百人最后要埋怨你的。发行降了，我们还能涨工资吗？只要国家在进步，步子慢一点没什么。
×××：埃及红海沉船，只用了15分钟，造船需要很久，沉船却很快，中青报这条大船，造了55年了。
如果仅从会议内容看，报社领导层众口一词，谁也不会产生误解，这是一个"传达上级定性结论"的会议，表明当局准备来硬的了——这倒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一贯如此。本报两位已退休的前任总编辑根据他们的政治经验，一致认为：事情严重了，要出现最坏的结果。
团中央书记们在干什么呢？听说分头在逐个找编委会成员谈话。最不可思议的是，办公室竟然通知贺延光、叶研不要走，周强要找他们谈话。贺延光、叶研是"反对派"头面人物，找他们谈话的意图是什么？如果已经决定来硬的，根本没有必要找"反对派"。
我做出了初步判断：事情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不是在向坏的方向发展，而是当局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可能要有所妥协。作出这种乐观估计的理由是，如果要来硬的，按官场惯例，将报社领导层集体叫到团中央去，下达指令后，人人表态，谅谁也不敢有反对意见，然后回去执行就行了。而团中央主要官员同时到报社来，是要掌握第一手的情况，为下一步的复刊工作做准备。
那么刚刚开过的支部书记会议的内容又怎样解释呢？我估计是，报社突然接到团中央两位书记和宣传部长同时来报社的通知，一时也摸不清是什么来头，只能判断这种反常举动是要有严厉动作。可报社在春节前宣布完停刊整顿的决定后没有任何动作，这可以被认为是"消极对待"，因此，作为官场自保的条件反射，临时紧急开会表态。到上级官员来到时，可以汇报说我们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做了充分动员和布置"——这个戏，是演给团中央看的。
自然，这个判断至少要等周强与贺延光谈完以后才能得到证实。这时已经下午四点，所有《冰点》同事都在耐心等待。
我抽空上楼到一个副总编辑的办公室去了一趟。问他："你看是要硬，还是要软？"他回答说："要软。"他是在职副总编辑，这个印象应该有相当根据。我基本有底了。
一直等到晚上6点10分，才通知贺延光上去。这时，周强等人已经在报社破天荒地呆了4个多小时！
鉴于此前听到找编委会成员，也就是每人谈个20分钟左右，我们估计贺延光很快会回来。结果一直等到7点多。周强竟然与他谈了整整一个小时！
贺延光终于回来了。他已将征集签名、要求《冰点》立即复刊的信件当面交给了周强。他所复述的谈话内容，已经基本可以证明上面准备妥协。找"反对派"头面人物谈话，是因为他们有较大的群体影响，先安抚住，不希望再出现什么意外。
贺延光与周强之间有一场有趣的交锋：
周强：袁伟时的文章是完全错误的，它严重歪曲和篡改了历史，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翻案，在社会上、在读者中造成的影响是恶劣的。冰点周刊刊登这样的文章，不仅违背了新闻宣传纪律，也给报纸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团中央书记处感到非常痛心。冰点周刊是中青报的冰点周刊，而中青报是党报，是团中央的机关报，党报、机关报担负着培养和教育青年的重任，决不能背离她应担负的使命和责任。所以，对这次冰点周刊严重错误的处理，对她的停刊整顿，书记处是严肃的，也是慎重的，所作出的处理决定也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为今后把报纸办得更好。我们并没有把什么人一棍子打死嘛。
延光同志，你是一位中青报的老同志，是资深记者，过去为报社做出过许多成绩，这些我们都是知道的。前两年闹非典的时候，你要进入医院到第一线去采访，我们来报社，你们那次出征是很悲壮的，对内对外的影响非常好，非常鼓舞人。现在冰点出现了这个错误，我们也希望你能旗帜鲜明地发挥一个老同志的作用。当然，你也可能有自己的想法，有不同意见，我们这次来报社，就是想面对面地听听你的想法，交交心。
贺延光：我觉得这次对"冰点"的处理是错误的。首先，1月24日处理"冰点"的时候，"冰点"的人都被蒙在鼓里。那天晚上6点多，我都下班出了门，接到海南一位朋友的电话，说你们"冰点"要停刊了，为什么呀？我说没听说啊，刚才我下楼的时候"冰点"的人还在办公室忙活呢。对方说，他们已接到中宣部正式通知了，要求明天一律不得报道此事。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因我听说报社党组成员下午都被召到团中央开会去了，莫不是和"冰点"的事有关？后来我知道，当晚7点半左右，冰点主编李大同才被叫到党组，向他宣布了停刊整顿的决定。当晚，报社一些负责同志分头给驻各省地方记者打紧急电话，通报情况，并要求不许出声，"保持一致"。
第二天早上，我们被通知召开中层干部大会，谁知到点又临时改成了分组会。传达这个决定，而"决定"一念完，就立即宣布散会，连讨论的机会都没有。我还有些疑问想质询一下呢，根本就不打算听一点不同意见嘛。紧接着，李大同的私人博客也被封杀了，简直是莫名其妙。后来就我所知，外地省报最早的当天上午就接到不得报道冰点事件的通知了。也就是说，在本报这一级党组还不知情的时候，全国各地防范工作都布置好了，难道这个判断不对吗？停刊整顿的决定是由团中央宣传部下文宣布的，但团中央宣传部当然没有向各地报纸下达禁令的权力。袁伟时的文章是1月11日见报的，但停刊的决定在1月24日，也就是春节前几天公布，不就因为这个时候大家要过节了，要放假了，不少人已离开岗位回家了吗。选择这么个时机宣布停刊，计划不能不算精心、周密。结合以上种种，团中央书记处采用这种办法对待自己的机关报，对待自己的下属，使我很难体察到有什么善意！
周强：我这里在再强调一次，中国青年报是党报，是机关报，中央、中宣部多次重申宣传纪律，我们根本不许刊登袁伟时这样有严重错误倾向的文章。延光同志，你要知道，"冰点"停刊以后，境外一些网站和敌对势力非常猖狂，他们发表了许多东西，煽风点火，恶毒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攻击我们党的领导人，但我们有些同志却不顾大局。我想你也许还不知道，李大同的抗议信首先就是"大/纪/元"网站发出来的，"大/纪/元"是什么？是法/轮/功的网站呀。
贺延光：我不认为李大同会把抗议信交给"大/纪/元"发表，他会那么傻吗？再退一步说，就是我贺延光的东西外面的网站发表了，难道我就是你的敌人吗，或说我就是你的准敌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和资讯如此发达，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吧？对冰点停刊事件造成的影响，把这样一个复杂问题如此简单地归结于境外网站和所谓敌对势力的原因，我看是开脱自己责任的最好办法。我是觉得，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都过时了。
我认为，袁伟时的文章对历史上的义和团有不同的评价，说到底是学术之争。不错，中国青年报是党报，是机关报，谁规定党报机关报不能刊登学术之争的文章了。一张报纸，除了向读者传递新闻信息之外，它也是思想交流和思想讨论的平台，这样的报纸读者才爱看。周强同志，你自己是愿意看观点鲜明、思想活跃的报纸，还是愿意看大话套话的报纸？再说，你不同意袁伟时的观点也没关系，你也写一篇文章和他商榷、和他争鸣嘛，这才正常。本来，袁伟时的文章刊登后，李大同很快就把不同意见的反馈传给了袁先生，后来，袁回复说，有的文章从学术上说也是严谨的，是做学问的……
周强：延光，你了解吗，网上读者对袁的文章反应很强烈。
贺延光：我知道，不是很强烈，是很激烈。骂人的话很激烈，但你要看是什么网。网友也是分层次的，愤青骂人不足为怪，可也有不少比较严肃的网站贴的文章，不管赞成的、反对的，学术性强、也很理性，我也看了一些。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锋多正常，干吗要扣那么多吓人的帽子？什么卖国呀，翻案呀，这是干什么呀？我觉得，这次对"冰点"的处理之所以在海内外造成如此大的负面影响，主要是我们把一个学术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这是问题所在，这太可怕太危险了。周强同志，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年，"文革"是怎么开始的？
周强：……
贺延光：还不是从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闹起来的？还不是从批《海瑞罢官》开始的？四十年啦！
周强：延光同志，我们今天是就事论事。虽然你有些想法，有的地方不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你和李大同他们还是不一样的。"冰点"过去多好，像什么《最后的粪桶》，像什么《五叔五婶》多好，多感人！但这两年，他们根本不听招呼嘛。李大同从来都是有理，多少批评，从来听不进去，这怎么行？现在闹成这个样子，不整顿行吗？即便是这样，书记处也是从爱护他们的角度出发，只是停刊整顿，并没有处理什么人嘛。所谓停刊整顿，就是还是要复刊的。什么时候复刊要看整顿的效果，当然不会是一天两天，但我可以告诉你，也不会是一年两年。
贺延光：周强同志，你应该知道，在本报数年的读者调查中，"冰点"的阅读率一直是名列前茅的。李大同个性强，也不是都听不进批评意见。我就曾对"冰点"有的专栏提过意见，说文章太涩，后来他们就换作者了。我知道你说的意思，就是中宣部的阅评对"冰点"批评的多，但中宣部阅评组的权力太大了，太过分了。对他们的所谓"阅评"，谁能申辩，谁敢申辩？我倒觉得，有不少时候，他们和中央就不是一个声音。比如，锦涛同志的十六大报告，温总理的政府报告，明确要加强舆论监督，但中宣部却处处为舆论监督设置障碍，今天不许这样，明天不许那样，比如多次重申"不许搞异地监督"，还作为宣传纪律严厉约束媒体。那我只问他一个问题，对一些大案要案，为什么要搞异地关押、异地审判？还不是因为官官相护，当地的局面太复杂了？宣传部本来算个清水衙门，现在倒好，因为腐败，这些年有多少个宣传部长被拉下水？哎，可维同志（团中央宣传部长），我可不是指你啊，我父亲也做过宣传部长。
我倒想建议，中央是不是对中宣部搞个民意测验，党报的党员总编辑一人一票，看看中宣部究竟能得几票！
周强：延光同志，我看我们别扯那么远了吧。
我听说你今天在报社里为冰点停刊的事搞了个征集签名活动，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可以说，报社绝大多数同志，在冰点停刊问题上，态度是鲜明的，是拥护书记处决定的。你是一个老同志了，应该带头维护安定的大局。
贺延光：如果眼睛蒙住了，耳朵堵住了，你了解的只是个假象，至少是个表面的东西。在言路都堵塞的情况下，在社内征集签名只是反映意见的一种形式，我觉得是正当的，没有什么不妥。我只是希望团中央收回"冰点"停刊的错误决定，依据的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再说，我起草的《致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同志并书记处呼吁书》，不仅措辞相当温和，也对社内同仁的态度没有丝毫强迫之处。我告知社内同仁，这个《呼吁书》不公开，按组织系统往上送；同意签名的回复我"同意"即可；如不同意，不回复就行了。我这么平和，这么尊重程序，你们都不能容忍吗？我起草的《呼吁书》大约中午12点多，是通过社内BBS的私人留言发给每一位编辑记者的，但不到20分钟，就被社领导下令删除了。要知道，12点半，正是午饭时间，有不少人春节放假还没回京，有不少人当时就不在电脑前。也就是说，这20分钟，看到它的人非常有限。即便这样，我仍收到20来人的回复，均为"赞成"、"同意"。
到此，征集签名的意义已不大了。现在，我当面把这份《呼吁书》交给你，上面虽然只是我个人的签名，但你应该清楚，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还有，用行政手段删除我私人留言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但我考虑到报社领导目前的处境，我并不准备与他们叫真儿，但我们都要明白，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四十条，关于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的规定。
周强：好，你就交给我吧。
贺延光：我还有两个建议。
周强：你说，你说。
贺延光：我希望"冰点"能尽快复刊，这样能减轻停刊的负面影响。现在袁伟时先生的文章是个结，可并非不能解。你们也可选择一篇相反观点的学术性强的文章刊登，但是要有前提的，一是必须征得作者同意，因有的人即便有不同观点，也不愿意在现在的情形下凑热闹，所以本人要同意；二是必须发个编者按语，明确告诉读者，这是对历史事件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究竟怎么措辞，技术上的问题好办。
另外，我建议你们几位也应该找李大同、卢跃刚、杜涌涛三个人当面谈谈，何必僵在这儿呢。我认为他们是有思想有能力的，是建设者，不是瞎闹的人。
贺延光说，对他最后的建议，周强没有吭声。他当然也不会找我们。一个团中央最高领导，到报社来，和谁都可以谈，就是不能和事件的当事人谈，这是什么心态？
晚上近8点了，我们还在仔细复盘，估计形势。这时，一位副总编辑来电话，告诉我，在全部个人谈话结束后，周强又召集四位报社主要领导开会，指示报社"尽快拿出《冰点》整顿复刊方案"。
一听到这个消息，已经可以确定不疑地作出判断：面对强烈的海内外舆论，中央最高领导人已经下达了让《冰点》尽快复刊的指令。这个指令，很可能是2月7日下达的，否则，团中央第一书记、常务书记和宣传部长，决不会今天就来报社，并且如此长时间地联袂"现场办公"。
在场众人听我说完这个通报，顿时欢呼起来。这个"胜利"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从1月25日停刊起，到2月8日，总共15天，刨去春节7天长假，等于仅仅8天就迫使当局退让妥协了！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政治史上，没有比这更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随即，《冰点》全体编采去一家贵州饭馆"醉三江"聚餐，大家尽兴而散。
十三."妈的，索性不过年了！"
在其后一段时间里，我们陆续了解到，《冰点》停刊事件在知识界、在改革派高级干部里，甚至在普通读者里，均引起了严重关注。
1月26日，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看到我的抗议书后，发来短信说："表达我坚定的声援！我正在写一文。你们有何行动我一定参加。妈的，索性不过年了！"
"妈的，索性不过年了！"——这确实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狗年"春节的感受。
先看一篇普通读者发在网上的帖子。帖子是网名为"轻罗小扇"的妻子写的：
春节纪略
腊月二十八，终于忍不住打了一架。打架原因，一不是因为过年劳作心烦，二不是因为没钱买年货，三不是因为给娘家婆家送东西。而是因为——说出来让你喷饭：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停刊整顿！
下午6点了，早已做好了饭，娘儿俩一等二等不见那个坏家伙回来，心里已积攒了不少火。终于他回来了，一摇一晃，胳肢窝里夹着一卷纸，脸子吊得老长。进来门就说，中国青年报《冰点》被停了，他在网上搜索李大同的公开信，还有龙应台的文章，网速又慢得着急，耽搁到现在，一心燥气。又说，订中国青年报就是为了看冰点，没有冰点，中国青年报还有什么意思？心烦，真烦云云。
没有搭理他，一家人开始吃饭。儿子正在看足球，兴高采烈的。可他，竟咔查一下关了电视，脸子黑丧着。儿子饭吃不成了，大滴大滴的泪珠子掉到碗里。我一看，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埋怨道："饭做好了，等你一个人，你一回来就吊着个死脸。谁挣你黑豆钱了？冰点停了，干我们啥事？你燎焦人家也停，不燎焦也停，你能挡住吗？电视开开！"
"看啥看？看啥看？有什么看头？不开！"儿子看不上足球，气得把饭碗一蹾"咚"一下，站起来走了。眼看这顿饭吃不成了，我最恨的事就是在吃饭时，发火惹事影响气氛大刹风景，何况你回来晚了，我们还没有埋怨你呢，你倒有理了？我又忍不住数落道："你看你这人，这件事在人家也不过议一议，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你都拿它当真了，把情绪都带到家里，值得不值得？一天不操心正经事，家计民生的事没见你劳心费神，老为这些八杆子打不着的事生气，捣得儿子连饭都吃不成，有意思没有？唵？"他忽然把碗也一蹾，大声喊"不要说了，不说中不中！"我正说到劲上，岂能堵在喉咙里，停下？"为啥不让说？错了还不让说？""你再说，再说？"说着把一个馍"咚"一下扔到地上。
娘那个脚，越想越气，中午就是做好了饭，等他回来，他回来却是吊着个脸，现在又是这，眼看过年了，还要给我们来一招，不忍了，打！我想摔碗，但想着若弄一地，太脏，马上扫着不好扫；我想砸桌子，又怕马上收拾残局的，还是我。家里若弄得一塌糊涂，我也受不了，又不是不准备过了。情急之下，我也抓住一个馍，狠狠地捏碎，朝他脸上扔过去。他一躲，反转过来抓住我胳膊，我大声骂着，扭着，儿子一看我们打起来，急得在窗外吆喝："别打了，你们不怕人家笑话？"
"不怕！"我们继续撕掳着，他"呲"一下跑出去，拿门口的一堆煤出气，"咚"弄倒了一堆，我抓住一把破条帚往他身上打，又怕打脏了衣服，还得我洗，就朝裤子方向打，反正裤子是脏的旧的，过年不用穿了。听见吵嚷，邻居小张过来劝架，不要打了，过年了，打什么架呢，有话好好说。"不是个东西，你不知道他真不是个东西，太可气了。"我边骂边走到走廊尽头儿子的房间，顺便把铁丝上干了的单子、被罩收了，拿去叠一下。混战的结果是：我的肋骨上隐隐作疼，他的耳朵上有点血迹，还损失了至少五块煤饼！
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帖子看得我大笑不已。《冰点》停刊竟能引发一场夫妻大战，堪称一段报纸佳话。
不少知识分子，很快开始写文章公开表态声援，如翻译了《哈维尔文集》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女士。她在1月27日就在网上发表了文章，对《冰点》停刊事件做了深入思考。她在文章里说：
当一般民众大抵都有这种感受——"这个世界上没有讲理的地方了"，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普遍的价值虚无，是我们民族道德水平的整体下降。"既然你不跟我讲道理，为什么要我跟你讲道理"？说句不客气的话，在我们民族现有道德水平的问题上，那些当官的、有权的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你们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做下一件又一件蛮不讲理的事情，谁还能指望什么？
取消"冰点"栏目，也是对于这个民族目前仍然坚持讲良心、讲道理的人们的一次整肃，是对于这个民族艰难挣扎中的正气力量的一次整肃。总之，巨大的损失不是目前能够看得出来和能够估计的，它的影响必定是深远的。也许这正是某些人所要达到的效果。然而，即使是这些人，对于我们民族整体道德、精神水平的再次下降，并因为这种下降所带来的看不见的损失，他们负得了这个责任吗？他们有过一分钟考虑其所作所为对于我们民族未来深刻的负面影响吗？显然，于未来而为今天埋单的，不仅是这少数几个人，必将是我们整个民族，是我们所有人的子孙后代。
"不过年"的有5位颇有影响的各学科教授和研究员，他们在得知《冰点》被停刊后，在假期里紧急磋商，起草了一封给最高领导人的信件。2月6日，这封信通过一个可靠途径直接送达。
"不过年"的有中国近两千名"经济租用房"房主。他们祖辈购置的地产和房产，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时被无偿剥夺。2003年12月17日，《冰点》以整版篇幅，详尽报道了"经租房"房主的命运，标题为《不付钱的"赎买"》。看着标明城市名和每一个房主真实姓名的黑压压的网页，看着"我们坚决和《冰点》站在一起"的宣告，真难以想像他们是怎样在短短的时间里征集到这么多签名的。我感慨：你为人民说出真话，人民就会记住你，支持你！
"不过年"的还有一批著名的党内高级干部和老作家、老记者。他们在2月2日就起草完成，经修改，于2月14日，公开发布了：
《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
2006年1月24日，《冰点》终被中宣部假手团中央的宣传机关下令停刊整顿，这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这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历史性事件。
历史证明：只有极权制度需要新闻管制，妄想永远把大众蒙在鼓里，贯彻愚民政策，图谋"一言堂"万寿无疆。然而无情的现实证明：恶性新闻管制的土壤注定要生长出李大同、卢跃刚、杜涌涛、贺延光和他们那个形弱质坚永葆朝气的冰点群体。这是历史的唯物论，这是生活的辩证法，不会依任何人的欲念而转移。
《冰点》坚守理念，十年不易。他们编发广大作者的智慧和良知，体现出舆论监督权力、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受到了广泛、持续的赞扬。这样一份显示着先进性的党报周刊，竟遭蓄意封闭，消息传出，两岸舆论震惊或出意外，全球为之震动则属必然。
事出有因。它决非孤立个案。这是中宣部近几年屡屡封闭、改组诸如《新京报》、《岭南文化时报》、《环球经济导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书屋》、《同舟共进》、《方法》、《战略与管理》等等等等报刊杂志这类恶性管理行为的延续，其源大多出自该部的一个"阅评小组"。中宣部把"宣传"异化为"管制"，代行政府权力，应属越权，构成违宪。"阅评组"自始以"审"代"阅"，以"判"代"评"，根本名不副实。他们为了钳制舆论，剥夺言论自由，除了扣帽子、打棍子之外，竟至发展到制造各类"黑名单"，暗中追查，待机而发，有时一个电话指示便完成了"执行"过程，使相对方失去了申辩的权利。他们的做法荒诞粗暴，全然不受法律约束。据知中央从未授予他们持有特权。他们甚至违背中央16届5中全会通过的文件精神，把厉行法制，依法治国的国策从根本上架空。人们会提出问题：宣传机构不保护媒体，不保障言论自由，还有什么作用？
试看他们得胜称庆之后，人们得到的却只是舆论界尽失活气，新闻业几近枯萎。人们听不到争鸣，看不见和谐。"主流意识"也不知流到了何处。
然而，我们曾是高歌"不自由，毋宁死"追随革命进军建设的。诚然，我们都届暮年，但自信锐气不减，于是愿效梁任公"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回顾六七十年的教训，透过历史风云，深知一旦失去言论自由，当权者就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哪里会有心情舒畅，政通人和？而今纵览天下局势，又感悟一条规律：在集权制度向宪政制度转轨的历史关头，剥夺大众言论自由，不敢让人说话，一定会给政治转轨、社会转型埋下祸根，不免引发群体对抗，导致动荡。古往今来，执政者用暴力维持强权政治，得到了多少血的教训，我们怎能失忆？
言论自由对于提高执政能力不可一日缺失。其底线恰恰在于保障而不是给予，更不是赐予。而保障的基本要求应是：政权不得以国家的需要加以限制，例如不能借口"稳定"予以剥夺。经验证明：广开言路有助于"稳定"，处置孙志刚事件的经验是最好的例证。自由的舆论释放了冤抑，社会矛盾得以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司法的缺陷。汕尾事件的教训，更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论断！
言论自由的意义不在于保守固有文明，而在于能够导向不断的创新。取消言论自由注定会妨害创造力的发挥，因而应当尽快立法，扩大公民的自由权利，保护媒体的言论自由，促进国家的进步兴旺，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法国大革命产生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二战后出台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对此都有示范性条款，何不接轨仿效？
概括以上申明，提出如下要求——
一、中宣部就冰点事件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深刻检讨，汲取教训，撤销"阅评小组"。
二、全面恢复《冰点》周刊，不得"秋后算帐"。
三、尽快出台《新闻保护法》，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保障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利。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这是先烈狱中高歌的《自由颂》。我们将踏着先烈血痕，竭尽薄力去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与《冰点》一同前行。
签名（以姓氏笔划为序）：
江平 （原中央政法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
朱厚泽（原中宣部部长，中央委员）
李锐 （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委员）
李普 （原新华通讯社副社长）
何家栋（原工人出版社社长）
何方 （原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所长，曾任张闻天秘书）
邵燕祥（著名诗人、作家）
张思之（著名律师）
吴象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
锺沛璋（原中宣部新闻局长，曾任中国青年报常务总编辑）
胡绩伟（原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
彭迪 （原新华通讯社国际部主任，高级编辑）
戴煌 （原新华通讯社高级记者，《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作者）
2006年2月2日，于北京
这是一篇充满浩然之气的铿锵力作，必将名垂青史。作者们虽已进暮年，但一腔热血和追求民主自由的蓬勃勇气，又遑让青年！声明极大地激励了我们，也引起强烈的舆论反响。
还有13名《冰点》的作者，大都是著名知识分子和教授，也联合公开表明了立场：
"冰点"周刊部分作者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常委的公开信
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尊敬的中共中央各位常委：
我们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部分作者。
2006年1月24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决定，由于该周刊发表了袁伟时教授的一篇文章，反思中国近代史和历史教科书，"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批评"，因此对该报总编辑和周刊主编通报批评，并"责成中国青年报对冰点周刊进行停刊整顿，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冰点周刊停刊整顿自2006年1月25日起。"该事件发生后，马上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抗议声不绝于耳。想必你们也清楚：恰恰是这一处理决定本身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因为它既不合法也不明智，剥夺了公民最基本的言论权利和新闻自由的宪法权利，也破坏了本届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努力。
在过去的十一年间，"冰点"周刊的编辑和记者群体用他们的智慧和勤勉树立了新闻界的典范。他们通过富于思想性的言论、对重大和有代表性事件的深度报道，启发了无数读者的心智，揭示了许多问题的症结，推进了社会的变革。这种极富独立性的追求和科学性、建设性的态度使得"冰点"周刊成为这个时代我国媒体中少有的亮点之一。可是，偏偏是这样的媒体却遭到整肃，这究竟是怎么了？难道说这就是我们念念不忘的"依法治国"，抑或念兹在兹的"和谐社会"？
各位常委近年来都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依法治国，胡总书记当选之后第一次公开活动便是出席宪法施行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人们不会忘记胡总书记当时振奋人心的讲话：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确保宪法的实施。……由于法律和体制不健全以及执法人员自身素质不完全适应等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还不少，一些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仍然存在。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立法过程中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要切实担负起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坚决纠正违宪行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然而,胡总书记:眼前这起停刊事件违反了宪法第35条的规定，难道不是显而易见么？这条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中的许多人与多数读者一样高度评价袁伟时教授的这篇文章，我们中也有人对袁文的论点并不完全赞成，但是坚决维护他发表文章的权利，因为袁文并未违宪违法。言论自由的基本内涵是人们有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在任何地方，只要人们只能发表"正确言论"，那里的言论自由就消失了。不仅如此，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确立了一个旗帜性的话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就是说，一种言论是否真理，必须发表出来，让实践来检验。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是，宣传部门操控言论口径，它们成了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此外，今天这种违宪打压落到了袁伟时教授头上，明天就可能落到任何别人头上，如同它过去曾落到刘少奇、彭德怀等各位的政治局前辈头上一样。团中央宣传部或"中央有关部门"如果不喜欢袁文，完全可以撰文反驳，同时也要确保袁伟时教授再反驳的权利，绝不能违宪逞威封人家的嘴。更何况文责自负是文明媒体的通则，因袁文而查封《冰点》，就更不成体统了。
在一个法治国家，一个最基本的准则是所有公共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有宪法或法律的授权，而且要给相关当事人提供法律上的救济途径。也就是说，当受到权力影响的人们认为有关决定违反了宪法或法律，可以提起诉讼，并且有权获得公平的审判。可是，作出本次决定的团中央宣传部和不断作出封杀传媒决策的中央宣传部，在法律上完全属于不具有法律人格的组织，它可以毫无顾忌地行使权力，然而，媒体或个人却无从提起任何法律上的质疑。原因无他——它和类似的部门都不具备法律上的人格，它们完全是法律之外的组织。我国宪法序言里说："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上述胡总书记的讲话也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然而，不具备法律人格的组织，本身就生活在宪法和法律之外，这类组织言出法随，操纵着新闻机构生杀予夺之大权，难道你们看不出，这就是"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么？
不少官员担心，一旦人们畅所欲言会产生一些负面效果，例如引发社会动荡，影响经济发展，导致思想混乱，以及损害政府权威等等。可是，只要我们放眼世界，就会看到这样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任何能够长久维护的社会秩序都不可能建立在压制的基础上。在一个转型期的社会里，传统的利益格局被重构，多元化的利益群体需要公开表达的途径。各种言论的公开表达会展现真实的社会情态，让决策有的放矢，而压制异见只能导致决策者闭目塞听，井里观天，无从作出合理决策。平常各位常委都会到地方视察或调研，你们也经常为地方官员欺上瞒下苦恼，在调研过程中要求人们说真话，但是最后还是真话寥寥，甚至完全被欺瞒。其实，有了新闻和言论自由，一切都会变得十分简单，根本不需要兴师动众地下去视察，公开的媒体就能够披露所有的真相实情，你们所要求的各种资讯应有尽有，哪里是地方官员能够隐瞒得了的？
我们相信，居庙堂之高的各位常委对这个国家有着跟我们一样强烈的责任感，我们也深知这样一个大国的治理良非易事。如今，一方面是你们不断地强调建设和谐社会，另一方面，社会中各种矛盾和冲突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你们对开放言论空间引起一些动荡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恰好是一个看起来充满各种冲突的社会。尊重不同利益、不同观念之间的差异，同时建立公正的制度使得不同的利益与观念能够开放而和平地相互竞争，国家才能够实实在在地走向大治。古人所谓"同不可相治，必待异而后成"，讲的正是这样的道理。
当然，在这个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度里，民主、法治以及宪政的建立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过，即便步伐缓慢，我们的方向却必须正确。遗憾的是，近年来我国在新闻领域中实施高压政策正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对"冰点"周刊的处理不过是最晚近的一个例证而已。
各位常委，回想三年前，"SARS"肆虐，"孙志刚事件"又引发了全国性的愤怒，你们能够顺应民意，放松新闻管制，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赢得了民众的衷心拥戴和国际社会的好评。可令人不解的是，这样的势头只持续了短短数月，接下来却不断倒退。以至于在舆论管制下某些人更加有恃无恐，不但以所谓"非法上访"、"恶意讨薪"之类的荒唐借口肆意镇压对政府怀抱希望的苦主，还连续制造出比孙志刚事件更为残暴的定州事件、汕尾事件等等，使社会危机不断加剧，本届政府的和谐、亲民形象也严重受损。
有鉴于此，我们呼吁各位通过制止团中央宣传部的违宪行为，回到三年前的和谐方向。如此则人民幸甚，国家幸甚，我们与各位也幸甚！
2006年2月14日
签名（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崔卫平（学者），丁东（学者），傅国涌（学者），贺卫方（学者），郝建（学者），江晓阳（律师），刘晓峰
（学者），马少华（学者），秦晖（学者），童大焕（编辑），章诒和（学者），赵牧（编辑），朱学勤（学者）
这封信充分体现出"说理"，几乎是苦口婆心，希望最高领导人能有动于衷。自然，这也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集体的一次公开的立场表达，同为这次事件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不能不提，这是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特约研究员杨鹏写的《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这篇文章2月6日就已经写完在朋友中传阅，2月19日又发表在香港《亚洲周刊》上。我认为，这篇文章对《冰点》停刊事件做了最富洞见的观察：
在天网恢恢的网络世界中，一支蝴蝶搧动翅膀，有可能在数千里外引发一场暴风雨。迅速的全球化进程，将中国拖入了一个网状世界。全球大网之中任何一个网点的变动，都可能引发一系列不可测的连锁影响。虽然中国开放已有几十年了，但不少官员的脑子还停留在封闭世界之中，他们未必能准确估量自己的行为在开放系统中可能产生的系列后果。在我看来，有关部门这场鲁莽的"胜利"，已在国际关系、两岸关系和国内关系方面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后果将源源不断表现出来。
首先，将《冰点》停刊，会迅速地影响到两岸关系，这可是有关部门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就在《冰点》停刊的第二天，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就在台北《中国时报》、香港《明报》、吉隆坡《星洲日报》、美国《世界日报》上同步刊出。此文迅速在中国知识界流传。以龙应台在台湾和海外的影响，加上这篇文章本身的力度，我相信在两岸关系上已造成一种不可低估的历史性影响。龙应台在文章中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底线标准﹕自由民主的价值底线。这等于是说，中国统一的最大阻碍，不在民进党，不在台湾岛内的台独情绪，而在大陆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
蝴蝶引发的暴风雨
民主＝统一，不民主＝台独。她极有影响力地将民主统一中国的诉求公诸世界。这样的观念，对台湾知识界、传媒、民众和政党，不会没有影响。这篇文章一发表，肩负统战使命的可爱的熊猫团团和圆圆，马上失去了政治价值。我相信，民主统一中国将逐渐发展成为台湾的主流政治民意。民主统一中国的观点，也一定会在大陆知识界和民众中得到广泛的响应。这对大陆的政治生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关部门想过吗？《冰点》被停刊，就如同蝴蝶搧动了一下翅膀，但却带来台湾政治风向的变化，带来两岸关系上主动与被动关系的气候变化，这一定超出了有关部门决策人的考虑范围。他们太习惯于在狭隘封闭的系统内考虑问题了。
其次，中国政府"和平崛起"国际承诺的可信度，也会因《冰点》停刊事件而受到影响。对此，有关部门也一定没有想过。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日趋市场化，尽管还有行政官商垄断因素在阻碍着公正的市场化进程，但中国生产要素日趋市场化的总趋势多少是被世界认可的。但是，中国政府会不会激活民主化程序，却一直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为了响应外界的担忧，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承诺中国将走渐进的民主政治建设之路。
然而，《冰点》的停刊表达了有关部门要进行思想言论控制的决心，从而将中国政府定格在全力维护集权政治之上，这使中国"和平崛起"的承诺蒙上了阴影。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大国的"集权政治+垄断市场经济"的组合，从来是一个危险组合，这在西方学界乃至政界，是一个常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就是"集权政治+垄断市场经济"的组合，它以政治强权，将国家资源集中到政府直接控制的少数垄断企业身上，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人民矛盾，转向国外的民族矛盾，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号召、以武力来争夺国际市场和原料。去年六月朱成虎少将宣称，中国要用核战争来对付美国，并且准备放弃西安以东的城市，这已经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朱成虎这种新时代的义和团心态，与有关部门关停《冰点》的心态之间，难道没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吗？政权内部充满着僧格林沁、载勋、刚毅、朱成虎和有关部门决策者这类过度恐外仇外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中国政府会有一个和平稳定的政治取向。在国外"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今天，无论朱成虎发出核威胁还是将《冰点》停刊，对中国和党的命运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
最后，对内赞美暴力革命，对外煽动民族仇恨，其实是在给中国和共产党的未来埋下意识形态地雷。改革以来，执政者集团对外表现出来的温和理性的风格，在网上已常常被骂为软弱卖国。有关部门站在极端民族主义一边，这是在玩火。当年义和团没有成事，如果真成了事掌控了大局，还有你大清王朝？李鸿章等人，决不相信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话是真的。
其次，有关部门还继续赞美暴力革命，更是荒谬绝伦！且不说暴力革命无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从共产党的私利来说，现在仍赞美暴力革命，也属不可思议的行为。革命，是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暴力行动，今天的压迫者是谁？谁有权谁就是压迫者，这不是明摆的事吗？今天的共产党已是统治中国的执政党，革命前的盟友已变成了今天的敌人，革命前的敌人已变成了今天的盟友。赞美暴力革命，就是想把毛泽东的暴力魂塞进民众心里，就是鼓励底层起兵造反，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再说吗？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一门心思要消除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文化，有关部门难道就一点不明白？《冰点》被停刊，网上左翼愤青们一派欢腾，你以为他们姓"左"，他们就一定爱你这个政权？你就不明白，否定暴力革命，是为了今后不发生暴力革命。这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在排除精神地雷呀﹗在这个意义上，有关部门是为了历史的记忆而牺牲了将来的稳定。他们这是脑子糊涂还是别有用心呢？
有一天晚上回家，电话机留言的红灯在闪烁。打开一听，是一个南方口音的老先生："我叫杨翊，新华社的。向李大同先生问候和致意！"
杨翊？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名字。他是原中国记协书记处常务书记。1989年5月9日，就是他和另一位记协书记唐非，热情接待了我们，保证尽快将我们要求与党中央就新闻体制改革举行一次对话的信件上交；其后几天，又与我们这些新闻界代表紧锣密鼓地合作安排好了具体的对话会细节。后来局势突变，已定好由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对话会未能举行，从此再没听到过关于他的消息。
我立即按来电显示给杨先生回电话，表示衷心感谢。杨翊先生说，1989年以后不久他就退休了，"清查"时也受到那次对话活动的牵连，说他"抱有同情态度"。他说，那次事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次《冰点》停刊事件，他一直在关注，做不了什么实际支持，打听到我的电话，表示一下个人的声援。
让我们既惊讶又感动的是，一位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给卢跃刚发来手机短信："我坚决支持你们！"
与此同时，除国外媒体的密集报道外，大量海外中文媒体也发表了为数甚多的对《冰点》停刊事件的评析文章，其中不少颇有洞见。如果集纳起来，汇成一本书富富有余。
自然，在整个过程中，也有一些所谓"新左派"人士，不仅攻击袁伟时先生的文章为"奴化影射史学"，对官方封杀《冰点》表示"理解"，也对我本人出言不逊；海外中文网站上，也有一些凭空捏造事实、恶毒诋毁我的帖子。
我认为这很正常。所有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场，有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如果他们根本不想严肃讨论问题，我又何必去理他们呢？"道不同，不相与谋"，可也。
十四. 最后的结果
在2月8日以后，我们基本在等待，等待给中纪委的申告书按程序送达；等待"尽快整顿复刊"的方案拿出来。
2月13日下午，7天已经过去，却没有任何动静。我按约定打电话给本报党组书记王宏猷，问他我的申告书是否已经送达。他让我去他办公室。
坐定。他说，经团中央多名常年搞党务工作的同志研究，检索了多部党内法规后认为，上级组织并没有一定要向上转交党员个人申诉的义务。因此，你的申告书退还给你，由你自己想办法上交。
一时间，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最无可争议的党章规定程序，竟被团中央的小官僚们一推三二五，解释为"没有这个程序"？！
简直是一群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感的政治流氓！中共党内明文规定的正常的民主制度，已经被践踏成这个样子，还真出乎我的想像。在1989年那样严酷的"清党"氛围下，当时团中央的负责人也没有这样做呀！
我拿起申告书回到办公室。这时，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立即在互联网上公布；另一种是自己上送。我和卢跃刚商量了一下，认为还是先自己上送，以免授人以柄。他们可以使用政治流氓手段，我们不行，一定要将所有党内程序都穷尽后，再决定是否公开。
2月14日，我们迅速打听到中纪委第一书记吴官正的秘书是谁，通过可靠途径将申告书送去。最晚在2月16日一定会收到。这样大的事情，秘书想必不会不报。
然而"尽快拿出复刊方案"一事有些蹊跷，迟迟未见报社领导层为此开过会。他们在等什么？没有别的解释，还在等团中央的最后决定。
2月16日下午3时许，社长王宏猷来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本报常务副总编辑陈小川在座。
王宏猷向我宣读了如下决定：
关于对冰点周刊整顿和争取早日复刊的处理决定

一、责成党组副书记、总编辑李而亮在党组会上对把关不严做出深刻检查。
二、责成编委会向团中央写出书面检查、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进一步端正办报思想、完善规章制度、明确责任制，制定并落实具体措施。
三、扣除李而亮、潘平当月奖金；扣除李大同当月绩效工资。
四、对冰点周刊做出人事调整：
免去李大同冰点周刊主编职务，调新闻研究所工作。
免去卢跃刚冰点周刊副主编职务，调新闻研究所工作。
党组成员、常务副总编辑、副社长陈小川兼任冰点周刊主编。
五、冰点周刊在停刊整顿期间要认真总结办刊经验教训，进一步端正办刊指导思想，完善规章制度，明确出版流程，落实岗位责任，一周内向编委会、党组提交整顿情况报告。
六、认真组织批驳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文章，在冰点周刊复刊第一期刊登，以消除已经造成的恶劣影响。
七、冰点周刊于2006年3月1日起复刊。
中国青年报社党组
二○○六年二月十六日
原来他们等的就是这个！因最高领导人的复刊指令不得不尽快执行，又要给自己个台阶和面子，还想从此扼杀掉《冰点》的灵魂，于是玩儿了这么龌龊的一手。
我在脑子里迅速思考了一下，要不要立即表明态度，不接受这个决定？
从细部和程序的正当性上看，这个"复刊决定"极其荒唐：复刊决定竟然是由报社自己作出的，这等于下级单位报社推翻了上级团中央的停刊决定，这根本就不具有合法性！看来，团中央再也不想留下可耻的文字记录，要彻底"置身事外"。另外，免职、调离作为一种行政处分，必须提供正当理由，这个决定没有提供任何理由，不能成立。很明显，依据报纸出版程序，即便发表袁伟时的文章真是一种必须受到惩罚的"错误"，这个惩罚也只能由总编辑来承担，因为只有总编辑有权决定是否发表、如何发表。
然而从大盘上看，如此声势浩大、直言不讳的公开抗争，迫使当局很快妥协，允许《冰点》复刊，已经是政治上前所未有的胜利。相比之下，免去我的主编职务并调离《冰点》，甚至可以算是很"温柔"的报复，时代毕竟不一样了！但是同时免去副主编卢跃刚的职务出我意料，他和发表袁伟时的文章没有任何关系。很明显，这是因为他与我一同站出来抗争，又有怒斥赵勇的公开信的"前科"，当局借机将他与我拴在一起实行打击报复。
我们两个人同时去职的话，《冰点》就再也不可能是原来的《冰点》，已经不言而喻——在力争保持《冰点》原有品质和人事格局上，我们"输了"。如果这就是最后结局，可以说双方总体上打了个"平手"。这仍然是开了中国政治体制内依法抗争并取胜的第一个先例。我个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说是微不足道，"二进宫"（新闻研究所）罢了。
我没有再说任何一句话，准备接受这个决定。虽然在程序上，我还可以向上级机关团中央提出申诉，可傻瓜也明白，这就是团中央的决定。再让他们主持公道，简直是与虎谋皮。他们的流氓伎俩我已充分领教，何必瞎耽误工夫！
平静地要求给我提供一份副本后，我起身离开。卢跃刚接着被叫去听决定。他追问了免职理由。对方支支吾吾说出三条理由，无聊透顶，无耻之尤。
晚6点，若干外国记者通报我，在刚刚举行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就《冰点》停刊事件回答了外国记者问题，口径与复刊决定内容一样。同日，国务院新闻办也做了同样的发布。小小的《冰点》复刊消息，竟由两个国家外事机关"隆重"发布，足见此事产生了多大的国际影响。
当晚，《冰点》全体编采再次聚餐，到我们经常去的一家"黑木崖"餐馆，发现黑灯瞎火的，走近一看，上面贴着告示："本餐厅停业整顿"。我们不禁放声大笑。只好去另一家餐馆。
当晚，我和卢跃刚商定，由我来起草两人对免职决定的联合声明。
2月17日下午，"联合声明"在网上发布。
李大同、卢跃刚对《冰点》停刊事态发展的联合声明
2006年1月24日，团中央下达了《冰点》周刊停刊整顿的决定。如同李大同在1月25日发布的公开抗议书里叙述的那样，整个过程不仅毫无宪法和法律的依据，甚至连管理程序的正当性也弃之不顾，充满了阴谋味道和精心算计。有朋友评论，"官僚们在技术上做到了极致，但是在价值层面上却滑稽可笑。"信哉斯言！
不管当权者手段如何卑鄙，我们却要堂堂正正行事。2月6日，李大同将给中纪委的申告书正式交给报社党组书记王宏猷，王满口答应按照程序一定将申告书送到，并给予回执。他之所以痛快应承，出于一个党员的常识——党组织有义务逐级转交党员的申诉。
然而在拖延了7天后，在李大同的追问下，王书记2月13日终于转达了团中央的回复：在经多人研究了党的各项章程之后，认为上级党组织没有义务一定要转交党员的申诉，所以决定不予将此申告向中纪委转交，退回本人自行处理。
多人研究后的结果？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兹将有关条文照录如下："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向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声明、申述、控告和辩护。党组织对党员的声明、申述、控告和辩护必须及时处理或转递，不得扣压，承办单位不得推诿。申诉和控告信不许转给被控告人处理。不许对申诉人或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引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如此言之凿凿的明确规定，竟然由团中央多人研究后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惊讶之余不免浩叹：地处首都的党的高级组织，竟寡廉鲜耻到这种地步，他们还有一点做人的道德底线吗？！
2月14日，我们通过其他可靠途径，直接向中纪委呈交申告书。有理由相信，申告书应于2月16日送达。
可就在2月16日下午，在明明知道申告尚未被中央有关领导看到之前，本报党组即向我们宣布了七条决定，核心内容是：
免去李大同《冰点》周刊主编的职务，免去卢跃刚《冰点》周刊副主编的职务，二人都发配去报社的新闻研究所（1989年政治风波后，李大同曾被撤销职务，在此赋闲5年，这次是"二进宫"）。
《冰点》周刊在提交整顿报告后，于3月1日复刊。
认真组织批驳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文章，在《冰点》周刊复刊第一期刊登。
在违反党章规定、对前一个处分的申诉延迟扣压后，紧跟着再加重处分，不提供任何理由。这还有一点公理可讲吗？
撤销李大同职务的理由是什么呢？姑且算是《冰点》刊登了一篇"观点错误"的文章吧。然而只要是报人都一清二楚，一篇文章是否能够刊登，决定权不在版面主编手里，而在总编辑手里，没有总编辑审阅后签字付印，任何文章都不可能刊出。此前《冰点》曾被总编辑多次换稿和撤销版面，正是报纸出版程序的体现。
具体到《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刊出前李大同与分管副总编辑和总编辑做了充分讨论，最后决定在做必要删节后发表。最后一道删节工作是由总编辑亲自完成的。换言之，李大同作为版面主编，仅对报纸出版的中间环节负责，不可能对最终是否刊发文章及如何刊发文章负责。写下这些办报的常识，不是要推卸任何李大同应该承担的责任，而是要告诉作出这种昏聩处分决定的人，别以为官儿大就可以胡来（更别说毫无规章根据的"经济处罚"了）。
这篇文章是否有错，错在哪里，不能由个别位高权重的人说了算，而要由高质量的讨论来辨析。逐步取得共同认识是正常的，参与讨论的各方继续抱持己见也很正常。不正常并且要坚决反对的，恰恰是"朕即真理"！蛮横下令《冰点》停刊，同时也剥夺了反对者发表意见的权利。
没有说出口的真实原因是，李大同竟然还敢发出公开抗议，还敢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说明事实真相——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许点灯！他们脑子里从来就没有过一点"公民权利"的影子。
撤销卢跃刚职务的根据又是什么呢？卢跃刚与上述文章的发表毫无瓜葛。在追问下，报社党组书记支支吾吾说出三条：
1. 在报社内部网上发表了悼念原中国青年报老记者刘宾雁的文章。
2. 接受了国外媒体的采访。
3. 与境内"民运人士"有联系。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后辈，在报社著名前辈被迫客死他乡之后，在内部网上悼念一下都有罪吗？这位老人80高龄，重病之下多次申请回国竟不被批准，这些官员还有一点人道可言吗？以一篇悼念小文治卢跃刚之罪，可知天下尚有"冷血"二字？！
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不可以吗？中国宪法和法律有哪一条禁止？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官员，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数不胜数，也应当问罪和撤销职务吗？诚然，我们更愿意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但当局封锁一切媒体和网络，甚至连发布消息的个人博客都加以封杀，防民之口如防洪水猛兽，可笑亦复可怜，不就是一点真相吗？何至于恐惧若此！
至于和"境内民运人士有联系"，更是荒诞不经。报出来的两个人名，一个卢跃刚从不认识，面都没见过；另一个则是他多年的朋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是对卢跃刚2004年《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以及之后《关于团中央对〈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的政治结论致周强、赵勇的抗辩信》（未发表）批评周强、赵勇，作公然的打击报复和丑陋的政治陷害。"秋后算账"是这些人的惯技，本不稀奇，然而智商显得比三岁小儿略高一点如何？
少数官员真的大慈大悲，忽然为广大读者着想，尽早让《冰点》复刊了吗？非也！他们不过是忌惮国内外的强烈舆论，又顾及自己那一点伪装出来的"国际形象"，让《冰点》的牌子照挂，却抽走《冰点》的灵魂！没有了核心编辑的《冰点》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跪安"罢了。听着，复刊第一期即批袁伟时——遵旨！
对不起，《冰点》的热心读者们，伴随你们走过11年了，期期《冰点》刊发后接踵而来的反馈言犹在耳，逢年过节寄来的贺卡仍历历在目。我们素昧平生，却经常在电话里像老朋友一样交谈，在电子邮件里批评讨论……就在《冰点》停刊这短短的十几天里，我们接到数百个读者的问询电话，从17岁的中学生到80岁的老知识分子，纷纷写信来表示支持和声援，中宣部老部长、人民日报、新华社老社长、中共老党员、老干部，公开声讨中宣部官员的违宪违法行为，还有很多读者，愤而去邮局退报。我们感到了人格的慰藉。我们从不孤独。
人民要的是什么？是宪法赋予的新闻、言论的自由，是对自己生存环境有价值的信息，是对人间不公的调查和披露，是对强势集团的遏制和对弱势人群的扶助，是对国家民族生存发展所必须的深刻思考。而用纳税人的钱办的报纸，用纳税人的钱来订阅的报纸，却通常被宣传官员强迫塞满垃圾，这是一种非法的滥权和犯罪！不终止这种局面，人民的精神和创造力就永无焕发之日，公民社会的到来就遥遥无期。
我们在《冰点》工作，诚惶诚恐，不敢懈怠，编发让读者喜欢的报道、文章，略有美誉，只不过是在按新闻职业的标准尽自己的本分，也是与《冰点》其他同事共同创造的成果。在这里，我们要向《冰点》的同事们致谢，没有他们的一流表现，不可能有《冰点》的今天。如果我们的维权行动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什么不便，我们只能深表歉意，那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所有个人署名行为，由我们负全责，与他们无关。
多少写稿、改稿的不眠之夜，多少紧张、快乐的星期二、星期三，没老没少的"408卡通世界"。在这里，我们要对《冰点》的同事们说：我们怀念和你们在一起的快乐日子，我们爱你们。
接下来，我们还要感谢所有十一年来为《冰点》写稿的海内外作者朋友。我们不会忘记每篇稿子里所蕴含的支持、企盼、熨贴、默契、睿智和激情。我们将会永远珍藏那些可歌可泣的编写往来的故事。
我们两个人，李大同在中国青年报供职二十八年，卢跃刚在中国青年报供职二十年，算是老报人了。在这里，我们要引用《冰点》纪念中国青年报令人尊敬的总编辑王石先生文章《报人王石》的一句话："老报人永远不死，他只会飘然而去。"
我们确信，任何强权都不能扼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冰点》倒下。《冰点》无罪。《冰点》再生！
2006年2月17日凌晨
一个怀着毕业后到《冰点》工作之梦的大学生，看到这个结果后给我留言：
秋天的时候，就要去美国了，学传媒。和朋友们聊起来，他们都说，以后就别回来了。我总说不，我一定得回来，还做新闻。我总觉得，不在自己的国家是做不出最动人的好新闻的，因为没有切肤之痛。朋友们又提到新闻自由的话题，我笑着说不怕，有地方。还有一句话我没有说出口——我要回国做《冰点》的记者。从决定留学的那天起，我就想好了。
知道这个噩耗的时候，脑子轰的就乱了。对这一刻，我以为自己心中早有准备了，但当他真正来临的时候，还是接受不了。除了无耻，我再想不出其他的词。
深夜再打开网页，看到你和卢老师的告别，忍不住放声大哭。我知道，我的梦碎了。不止是这个梦，还有很多。《冰点》在我心中不止是一个栏目这样简单，她是追寻自由和梦想，她是说人话讲故事，她是坚韧不屈的，她是中青报人的风骨，她是我为自己寻找的最终的归宿。请您原谅我的脆弱，那一刻，我就像一个被骗走了手里唯一的棒棒糖的孩子，无所适从地绝望。
但我发现，自己更大的痛苦不在这里。如果只是单纯绝望，那很简单，我不回来就好，留在美国做新闻好了。但我做不到。我爱这个国家。是的，我骂，气她，但骂完气完，我还是深爱着她，离不开她。对于其他的国家，我友爱同情悲悯，只有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才会有真正的切肤之痛。但是回来，我又能去哪里呢？日渐谄媚的《南方周末》么？被阉割的《新京报》？或者干脆去做个嘻嘻哈哈的娱乐记者？我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野心，也没有奢望回国就一定要立刻进《冰点》，如果我还不够优秀，我不会去打扰你们，只想一边努力，一边仰望，再低头努力，我要的只是个希望啊！这个我深爱的国家，果真连个希望也不能给我么？！！很乱很乱，何去何从？？？
本来没有想写这么多东西，只是泪流下来，这些也流下来了。其实今天来是想说最后一句话的，大同老师，请您一定多保重。
"《冰点》的停刊，其实没有人真正的惊讶，人们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个宿命论者永远在等着鬼的半夜敲门索命；我发现，太多的灾难和压迫，使得大陆很少人相信好事会长久、梦想能成真、正义能落实。"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忍不住又哭了。
另一位网友留言：
昨天刚刚看完《冰点故事》，也许在十一年前她诞生的时候，她的名字，就预示着她的卓而不群,因而也就意味着也许会有冰封之日。
现在我们的思维都是：这么做,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很少有人会说：这么做，有什么意义。我们对事物的衡量，再也不是：意义、理想、信念。
可是你们不同。
这条路是很难走的。希望你们一切都好，并且考虑好，走好。
保重！！

同日，我将给中纪委的申告书发布上网，附加了感言："《冰点》停刊事件发展至此，证明了我们努力通过党内规定途径来协商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只是幻想。面对这样一个从团中央到中宣部均视党章为废纸的官僚群体，你还能指望他们尊重宪法吗？立此存照吧。"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吴官正同志并报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同志：
2006年1月25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中宣部个别领导下令停刊整顿。此举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严重违反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明确规定；侵犯了下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正当权利；侵犯了报纸编辑、记者正当的从业权利；侵犯了广大报纸订户按照购买契约如期阅读《冰点》周刊的法定权利，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国内影响，严重损害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形象。
现依照党章第一章、第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提出申告。
一、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简介：
《冰点》是中国青年报于1995年元月创立的专题特稿版。创刊伊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好评。在1995年底中国青年报大型读者调查中，《冰点》获最高票，被读者选为"我最喜爱的版面"之榜首。
1996年年中，《冰点》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评选中，被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栏目"。
1998年至1999年间，《冰点》为周一至周四连续出版的报纸版面。在这一年当中，创立了"冰点时评"言论栏目。2000年，"冰点时评"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评为第二届"中国新闻名栏目"。
2003年年中，《冰点》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评选为第三届"中国新闻名栏目"。全国记协此前在七个省市的各界读者中做了较大规模调查，结果《冰点》被提名为报纸类第一名。
2004年6月，为满足读者的需求，《冰点》扩为每周四块版的周刊，每周三定期出版。
《冰点》周刊自创立以来，持续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好评，在中国青年报每月一次的读者调查报告中，《冰点》周刊的阅读率始终居于榜首，平均阅读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冰点》周刊的四个版中，有三个被读者提名为"最喜爱的版面"。
《冰点》周刊的报道和文章，经常被其他媒体转载，无论在读者还是在业界当中，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力。
二、 事发经过：
2006年1月23日上午，本报总编辑通知我有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阅评小组的一份阅评，阅评对《冰点》1月11日所刊发的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提出批评。《阅评》说文章是"和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翻案"、"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蛮横不讲道理的批评，是中宣部阅评小组的一贯作风，批评不是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而是采用我党早已明文禁止的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文章的主旨。这种方式历来为新闻界同仁所不齿。
1月24日星期二，是《冰点》周刊的发稿日。《冰点》周刊在京编采人员照例将第二天出版的四个版样出齐，下午三点左右送总编辑审阅付印。此时听说报社社长和全体总编辑、副总编辑已被团中央书记处召去开紧急会议，报纸版样无人审阅。
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开始陆续接到中央各大新闻媒体、各大网站同行的问询，"冰点为什么被停刊整顿"。此时，作为当事人，我们还完全被蒙在鼓里。经仔细询问，我们得知，中央及全国各媒体最早在当日上午11时就已经传达了中宣部如下指令：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停刊整顿一事，任何媒体不得报道和评论；不得参加任何由冰点采编人员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得在网上以任何形式进行议论等等。与此同时，相同指令也由国务院新闻办和各地新闻办发至各大门户网站和其他网络媒体，"关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停刊整顿一事，一律不报道，论坛不讨论，发现此类消息立刻删除，请立即执行"。其意图是从一开始就完全封死关于《冰点》周刊停刊的任何消息和评论。
当日晚六时左右，我即开始接到世界各主要媒体的采访电话，要求确认此消息。我意识到，一场严重危害我们国际形象的新闻浪潮即将因此而发生。
当日晚七时三十分，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党组书记王宏猷，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副书记、总编辑李而亮找我谈话。他们向我宣读了一份《关于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错误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处理决定》。决定内容有两条：对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副书记、总编辑李而亮，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提出通报批评；责成中国青年报对冰点周刊进行停刊整顿，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冰点周刊停刊整顿自2006年1月25日起。
让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个决定竟是团中央宣传部作出的。中国青年报直属团中央书记处领导。在管理权限上，团中央宣传部根本无权作出这种决定。
自这篇文章发表之日（1月11日），直至1月24日晚上，本报没有收到过主管上级团中央书记处的任何批评意见。本报所接到的批评，均为中宣部新闻局发出（1月13日，中宣部新闻局宣传处发出一份"月报"；1月20日，又由新闻局阅评小组发出"阅评"）。
我们了解到，团中央书记处在1月24日下午向本报领导下达《冰点》周刊停刊指令时，明确表示"这不是团中央的决定"。事实也证明如此：团中央怎么可能有权命令全国新闻媒体和网站封锁消息呢？很明显，这是中宣部个别领导人无视党纪国法约束的一次滥用职权的恶劣行为，直接违反《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二章、第十四条的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对同下级组织有关的重要问题做出决定时，在通常情况下，要征求下级组织的意见。要保证下级组织能够正常行使他们的职权。凡属应由下级组织处理的问题，如无特殊情况，上级领导机关不要干预。"
鉴于中国青年报是在国内外拥有大量读者和广泛影响力的中央级主流大报，而《冰点》周刊是中国青年报阅读率最高的一个周刊，如无正当理由，突然停刊将构成重大事件，也将构成重大国际新闻热点。我当即向本报社长和总编辑指出：停刊指令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的依据，将在人民群众中严重破坏我党形象，也会在国际上严重破坏我国改革开放的形象。我向社长、总编辑提出紧急建议：为顾全改革开放的大局，请他们立即向团中央书记处汇报，应保证《冰点》周刊第二天的正常出版；作为缓冲措施，可以先将我本人做停职处理（事后证明，我的建议没有向上汇报）。我当场向社长、总编辑表示：我将按照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规定，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中宣部个别领导人滥用职权的行为。
当天晚上十时左右，我的私人博客被非法关闭。据了解，这家网站是在接到某市公安局的强硬限时指令后，被迫将我的个人博客关闭。网站被威胁说：如果五分钟内不关闭李大同的博客，就拔掉网站服务器的网线。
第二天，《冰点》周刊未能正常出版。本报当天接到大量读者电话询问；很多读者听说《冰点》周刊停刊后，愤而去邮局退报。
与此同时，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法新社、俄罗斯文传通讯社、BBC、《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悉尼先驱晨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朝日新闻》、《德国之声》电台、《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卫报》等数十家著名媒体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大量媒介均集中报道了此事并发表了评论。停刊事件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形象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害。
1月25日，鉴于本报没有对《冰点》周刊停刊一事向本报读者作出任何说明解释，作为周刊主编，我认为这是对读者、订户极不负责任的做法（有大量订户是因为要阅读《冰点》周刊才订阅本报的）。当晚，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写成一篇短信，以邮件方式回复给一些直接向我询问的热心读者，以说明事实真相。
三、 中宣部个别领导干部此举严重违反党章和宪法
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二章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第二章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袁伟时教授依据自己的研究，在报纸上发表批评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文章，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这篇文章本身是对100多年前晚清时期一段历史的讨论，属于正常学术观点的表达，文章在谴责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同时，依据国际关系理性，认为也有若干历史教训应当重新辨析和汲取，并对我国中学教科书的若干史料陈述和史观提出批评。文章里没有任何涉及党的领导、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也没有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将这篇文章蛮横地指责为"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纯属信口雌黄。
依照宪法，袁伟时先生有发表这篇文章的自由，其他读者有反驳这篇文章的自由，报纸也有刊发交流文章的自由，这个权利是不允许被侵犯的。报纸作为一个各种不同意见平等交流的平台，也有义务发表态度严谨、材料扎实的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这样才能使不同观点的作者和广大读者通过心平气和的交流，获得教益。真理越辩越明。
作为周刊主编，从文章发表至停刊之日，我没有接到过任何一篇投给《冰点》据理反驳袁文的文章。我在研究各个网站的读者辩论时，看见既有大量反对袁文的意见，也有大量支持袁文的意见，表明这正是读者关心的话题，有必要继续讨论。在反驳意见中（以非理性谩骂为主），我精心挑选出一篇学术态度严谨、材料比较充分的商榷文章（网名"子乔"），发给袁伟时先生参阅。这篇文章如果投给《冰点》，已经具有发表水准（我已开始寻找真实作者联系发表事宜）。袁伟时先生也很赞赏反驳文章的严谨态度，回复说将仔细研究这篇文章的材料和观点，再作出回应。而这准备开展的正常的意见交锋，却因这次突如其来的停刊事件被中止。中宣部个别领导如此蛮横地侵犯宪法所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严重违反党章的。
众所周知，报纸是订户因其能够满足他的特定信息需求而预先付款购买的产品，这意味着报纸的生产者与订户之间建立了契约，而这个契约是由法律加以保障的。报纸生产者一方无权单方面改变契约。此次中宣部强令《冰点》周刊停刊，又不在报纸上作任何声明和解释，严重侵犯了订户（消费者）的法定权益。
党和国家权力机关严格依法办事，有两个基本含义。一、宪法和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不得禁止；二、宪法和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公权力，不得行使。
党组织本身并不是国家权力机关，无权发布行政指令。此次中宣部个别领导下令报纸重要周刊停刊，同时动用国家行政权力禁止一切媒体和网络刊布《冰点》周刊停刊的消息，甚至网友个人博客都不能幸免，凡发布此消息者均遭封杀。我国宪法和法律有哪一条授予了中宣部个别领导这样的权力呢？这是一种目无党纪国法的严重的滥权，理应得到追究。
四、 中宣部此举严重违反《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规定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六章规定："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由于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就是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为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
《准则》规定："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方法求得解决，绝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有些思想理论是非一时解决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的和迫切现实性的问题以外，不要匆忙做结论，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经过实践来解决。"
《准则》还规定："把思想认识问题任意扣上'砍旗'、'毒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种种政治帽子，任意说成是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不仅破坏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思想僵化，而且易于被反党野心家所利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秩序。这种做法必须制止。"
此次《冰点》周刊发表袁伟时教授的文章，有不同观点是正常的，适时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也是我们准备要进行的。中宣部阅评小组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也属正常，但是批评必须严格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有关规定，不仅要摆事实讲道理，还应听取被批评人的意见；如果意见不一致，应当允许从容讨论，特别是要多听取历史学家的意见，不急于下结论，这才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体现。然而中宣部阅评小组用打棍子、扣帽子的方式，粗暴指责，将一篇讨论百年前历史教训的文章，罗织罪名，臆造为"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何其荒唐！
而中宣部个别领导同志竟也不顾《准则》的相关规定，在被批评人、甚至连本报总编辑都不知道他们的批评意见的情况下，即强令团中央作出《冰点》周刊停刊的决定，并非法动用国家机器，封锁一切媒介和网络，封杀个人博客，这正是"违反党内民主制度和违反革命道德品质"的行为，应当立即加以制止。
综上所述，这次由中宣部个别领导同志发出指令、由团中央执行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停刊事件，不仅违反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也严重违反了宪法和法律，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严重影响了台湾和平统一的进程，严重损害了执政党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我要求：依据《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彻底调查此次事件的全部过程，查究中宣部个别领导同志的违纪、违法责任。立即恢复《冰点》周刊的正常出版。
此致
敬礼！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 李大同
二零零六年二月六日
与此同时，卢跃刚将他两年前写就的"关于团中央对《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的政治结论致周强、赵勇的抗辩信"也公开发布。这又是一篇义正辞严、慷慨悲歌的檄文。
十五. 尾声，不是结束的结束
就在几天前，一位老干部转交给我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中央政治局诸常委的。老报人、著名经济学家冯兰瑞，即便在事件看来已经尘埃落定之后，仍坚持要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尊敬的胡锦涛同志，
尊敬的中常委同志们：
你们好！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老的青年工作者，一个中国青年报的老报人，自从1月24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整顿以来，就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2月16日得知中国青年报报党组同意《冰点》复刊，似乎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实际上问题并未解决。《冰点》周刊从停刊到复刊的过程表明，这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是必然的。
一、团中央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粗暴打压，谁都知道，这不过是前台皮影。幕后操纵者是党中央宣传部，更具体地说，是中宣部某些执掌权柄的人。近两三年，他们大力推行新闻整肃，发生了一连串的媒体事件。《冰点》周刊不过是其中最近的一个，是权势部门违宪作为的一个典型事件。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公民权利是受宪法保障的。中宣部某些权势人物的粗暴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也是对国家宪法的蔑视与挑战。
中宣部有个"阅评小组"，天天"审查"全国各主要报刊，专门挑媒体的"错"。凡是他们认为报刊登了有"问题"的文章，就要批评、警告、停刊整顿、撤换总编甚至全盘改组领导班子。他们还开黑名单，禁止媒体刊登某些人的文章，侵犯公民的自由权利，公然践踏国家大法。
我认为，我们居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更应模范地遵守宪法，执行宪法，捍卫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载明："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宪法实行二十周年大会上也说过"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请问，究竟是谁授予了中宣部"阅评小组"这种特权？
二、这次《冰点》周刊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刊发了一篇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袁的文章主要涉及我国一百年前近代史上的若干重大历史事实，是否有错，必须由有研究的史学专家学者来研究、评论，由广大读者来判断。在袁伟时的文章是否有错尚未进行研究、评论、作出科学的结论之前，团中央宣传部大加指责，无限上纲，说该文"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扣帽子、打棍子，并据此下令《冰点》周刊停刊整顿，是非常轻率、不严肃的。
三、中国青年报党组作出《冰点》周刊于三月一日起复刊的决定应该欢迎，但是该决定第四项对《冰点》周刊的人事调整是不公正的。如前所述，《冰点》周刊遭遇停刊的起因是由于刊发了袁伟时的文章。而袁文是否有错尚未能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那么，刊发此文怎么能够作为免去当事人正副主编职务的根据呢？
退一步说，即使袁文有什么错误，《冰点》周刊的正副主编也不能负主要责任。因为在此文编发以前，主编李大同曾将袁文文稿送中青报总编辑李而亮审阅通过，是李而亮批准发表的。据此，中青报党组关于撤消《冰点》周刊正副主编职务的决定是不公正的。
对《冰点》周刊正副主编的处理是在制造一桩新的冤案，将来还要来平反。这种做法与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南辕北辙，应当予以纠正。
基于以上情况与分析，谨向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常委同志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严肃对待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停刊这一典型事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依法治国"。实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坚决地有步骤地进行宪政建设，逐步把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轨道，大力建设法治国家。
二、责成教育部和有关部门，组织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认真研究袁伟时文章提出的问题。在媒体，首先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开展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讨论，实行邓小平提出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发表，然后根据历史事实修改我国现行历史教科书。
三、责成中宣部对"阅评小组"的建立过程及其多年来的所作所为，如实向党中央作出书面报告，根据情况和问题进行处理直至撤消。
四、责成中国青年报党组，重新考虑其二月十六日决定的对《冰点》周刊的人事调整，恢复被免职的原正副主编的工作，以挽回此事给党和国家在海内外造成的恶劣影响，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
此致
敬礼！
《中国青年报》老报人冯兰瑞（印章）
2006年2月26日
这位86岁的老人说，有没有用不是我的事；说不说是我的事，我必须说！

3月1日，《冰点》如期复刊。在复刊号上，被迫刊登了一篇"批驳"袁伟时的文章，这篇文章徒具学术外衣，实在不敢恭维。我注意到，在这个版上，没有《冰点》编辑的署名，也未将这篇文章标上《冰点》创刊至今一直排列的序列号——留下的同仁，不承认这篇文章属于《冰点》！
"批判文章"发表后，袁伟时先生告我将写出反批评文章。我知道发表无望，可我还是决心一搏，为学术尊严，为言论自由。
3月24日，袁伟时先生的文章用邮件发给我。我立即通过本报内部网络发给报社。下面是来往交涉过程的文字记录：
2006年3月24日上午11点02分，我接到袁伟时先生对张海鹏《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一文的反批评文章。袁先生附短信：
大同先生：
《冰点》3月1日，发表了批判本人的文章，按照学术讨论的公认准则，我有答辩权。现在撰就一文：《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因为不知《冰点》周刊的联络方法，只好麻烦先生转交，并希该刊尽快发表。拙作转交后，敬请告知。有劳之处，十分感谢！
祝
健康愉快！
袁伟时
2006-03-24
我立即将袁伟时先生的信及文章通过本报内部网络，发给中国青年报新任《冰点》主编，留言为：
转去袁伟时先生反驳张海鹏文章。无论结果如何，我认为都应该给袁先生一个正式回复。
(2006-03-2412:22:03)
一个半小时后，他给我回复：
请回复袁伟时先生，我们不准备再讨论此问题了。袁先生和张先生文章一来一往，《冰点》对此也可以告一段落了。谢谢袁先生。
(2006-03-2413:53:47)
我很快再次回复：
请你再考虑一下，不用袁文会产生很大副作用。现在的格局并不是"一来一往"，而是张批袁，只有来，发表袁的反批评才是有"往"了。如果不用，必会引起海外媒体的一次大肆报道，而反驳文章所具有的新闻性，将会使袁文大量在网上传播。与此同时，会对冰点及你作为主编的声誉造成很坏的影响。
我认为，将袁文非历史部分的内容删去（譬如"左毒"等等），只选择纯历史辨析部分发表，对当局、团中央、冰点与你个人，都是利大于弊，而且使这次讨论真正回归了学术轨道，国际反映也会较好，甚至会视为胡的开明指标。当然，这需要说服团中央同意。
请你再考虑一下。等你的再次回复之后，我再通知袁先生。你看如何？
(2006-03-2415:04:52)
3月25日早8时，我看到香港《文汇报》的报道，里面提到国务院新闻办官员的说法，立即再次发留言给冰点主编。
附上香港文汇报今天的报道。如果我们不发，等于让国务院新闻办说谎，很难堪，境外记者都已知道袁的文章已交本报（昨晚有记者来核实），一定会穷追不舍。袁先生昨晚来电话问结果。我请他再等两天。他告我如果本报不用，将在第一时间内在香港明报和日本产经新闻同时刊登。我确实认为，刊登一个删节本，对当局和本报都是利大于弊。
等你的回复。
(2006-03-2508:50:23)
文汇报2006-03-25中国新闻A05
国新办：整顿《冰点》符民意
《本报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韩笑24日电》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六局局长冯希望，在参加香港媒体驻京记者联谊活动时表示，内地新闻管理正趋向更加开放、透明和宽松。在交谈中，冯回答了本报记者有关《冰点》、《公益时报》等问题的提问。冯说，媒体对《冰点》的报道只引用了该版主编李大同公开信的内容，没有听听其他有关方面的解释，对《冰点》刊登的袁伟时的文章也没有阅读。而正是由于《冰点》刊登袁文后，一些读者写信给报社和其主管部门表示不满，《中国青年报》的主管部门才决定暂时停刊整顿的。《冰点》复刊后刊发了张海鹏批评袁伟时观点的文章，袁还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反批评。这说明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并不是什么收紧言论、限制言论自由。
3月27日下午4时
鉴于冰点主编始终没有回复我3月25日给他的留言，我于今日下午4点直接给他打电话询问有无新的考虑。他回答说还是不登，并说也没有与团中央商量。我说这会引起境外媒体又一轮报道。他说，报就报呗。
至此，袁先生反批评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登的努力未能成功。
李大同
3月27日16:15
至此，这场在执政党党内依法、依党章党规进行的政治博弈，基本结束了。
然而正义之声并没有停止。4月初，几个朋友同时给我发来一份文件。经核实，确为真本。这是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在不久前召开的"两会"上，当着中宣部负责人讲的，其中毫不避讳《冰点》停刊事件：
改革必须有理论创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必须有大的发展。问题是如何对待这种创新和发展？大家知道，真理在其初始阶段往往是以"异端"面貌出现的。所以毛泽东曾经强调要注意"保护少数"。这是非常有远见的。"少数"固然未必都能成为真理，但真理必定在少数之中。这是被大量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为了"少数"能够存活，就要为其创造宽松的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即使出现"狼"你也不要匆忙去消灭它，因为它也许是这个环境中维护"生态平衡"所不可缺少的。这好比一首交响乐中的"不谐和音"，孤立地看它是丑的，破坏性的，但在乐曲的整体中它却是建设性的，有益的。我不是生态学家，但我凭观察领悟到，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各自保持平衡的规律是一样的。
"少数"能否成为真理，还要靠实践来检验。但检验社会科学的标尺是"软"的，掌握起来颇难，它常常需要多学科的参与，还须多角度的参照，有时还要求较长的时间考验。在这过程中一个至为重要的环节就是领导部门提供一个广泛讨论和争论的自由空间，鼓励出现真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坚信真理越争越明，切忌自己充当真理的审判官。毛泽东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一代天骄，像他这样伟大的人物有时也会误判胡风这样的爱国者特别像彭德怀这样赤胆忠心的诤言，这还不足以我党所有领导者引以为戒吗？
像最近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事件，本来是贯彻百家争鸣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惜该报的顶头上司却把它放弃了，而采用了以往的习惯做法：简单地下一道行政命令。袁伟时作为一名研究近代史的专家，当然有权利对这段历史中的某些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包括与过去的"定论"相左的看法，是对是错，广大读者和有关专家中自会有人出来说话，何必领导者自己出来操刀？我党多年来培养了那麽多的能操马克思主义的枪手，难道不敌一个并不知名的普通教授？马克思主义是靠她自身的威力征服世界并催生了共产党的政权的，她本身却是不需要依靠权力的保护而生存，也用不着"警车"为其开道的。如果那样做，会给她带来耻辱。
我本人平时不看青年报及其"冰点"。袁文也是最近才草草浏览了一下。由于对历史缺乏研究，不敢轻易置可否，暂时还只能同情其中的一个观点，即：列强入侵也有内因可查：清朝有关官员及其利用的义和团的愚昧与鲁莽授人以柄。这使我想起了"文革"中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一引起国际负面反响的事件。肇事者原本想通过此举辱没别国的尊严，以雪昔日的国耻，由于公然无视国际礼仪，反而损害了祖国的尊严。这一无知行为与当年义和团的蠢举没有内在联系吗？我们没有理由为"文革"中的这一代青年人的无知而反省一下我们的教科书吗？
从"冰点"3月10日复刊后的第一篇反驳袁文的文章看，有的观点恐怕是难能成立的，如说袁文推翻了我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长期"研究历史的成果。试问，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其成果及其正确性跟时间长短存在必然联系吗？退一步说，即使确实都是对的，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就不允许别人换一个角度对它再推敲一下吗？君不见，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甚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这些长期被公认的真理，现在它们不都在一个个被质疑吗？难道这些质疑者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疑凶？再说，马克思主义也有"活"的和"本本主义"之分。在文艺理论领域，匈牙利的卢卡契是国际公认的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30年代左翼文艺队伍内部的一场大辩论中，卢卡契的美学观点就被马恩著作比卢卡契读得少得多的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完全驳倒。原因就在于，卢卡契只知从本本出发，以19世纪的固有审美规范来衡量20世纪的文艺现象，而布莱希特却立足于20世纪的现实来分析当今的文艺实际，把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用得很活。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至今仍被坚持的一贯方针，就我的认识来说，这是发展文艺和科学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她正好在我入大学的那年即1956年出台，迄今恰好半个世纪，而我恰好是这个方针贯彻执行全过程的见证人。最近我认真回顾了一下，恕我直说，至少在我所在的这个哲学人文科学领域，百家争鸣的方针从来就没有切实执行过！一遇到一些具体的重要的思想理论问题，正需要百家争鸣的时候，总是有关的高层领导匆匆出来表态，并带来一场一边倒的批判运动。1951年的电影《武训传》问题、1959年的"人性论"问题、1983年"人道主义"与"异化"等问题以及最近的"冰点"问题（这里暂且擗开那些政治色彩过强的问题，诸如"反胡风"、"反右派"以及"文革"中的诸多问题）。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震慑了知识阶层理论创新的勇气，禁锢了民族智慧的正常发挥，以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在科学文化的非意识形态领域都出了一些世界顶尖级的奇才，如新近去世的发明家王选、"体育王子"李宁、"钢琴王子"朗郎等，唯独在思想领域没有产生过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没有这样的思想家就意味着我们还缺乏跻入世界强国之林的"软实力"，没有这样的软实力还将导致国内民族凝聚力的缺乏和民族智慧的衰退。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思想大国"，我们有过春秋时期思想家群星灿烂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国际声誉相当程度上是由他们为我们奠定的。还在奴隶制时代，我国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的盛况。直到20世纪上半叶，在我国经济相当贫困的情况下，还产生过像毛泽东以及鲁迅、谭嗣同、梁启超等这样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为什麽到下半个世纪，物质条件更好了，反而没有了！难道我们的民主精神还不如2500多年前的先祖们？这是个值得全党严肃思考的大问题。我认为首先要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多一些大国政治家的眼量和马克思主义的气魄，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路出发，抛弃"笼子式"的人才培养方法，让雄鹰自由高翔，让群鸟在自然生态的环境中觅食、生长，不要"单饲料"的喂养！
青年时代的德国伟大诗人和戏剧家席勒，在他深切感受到他的自由天性受到现实环境的严重束缚时，发出这样撕肝裂胆的呼叫："他们要让我把我的身体压缩在女人的紧身衣里，把我的意志压缩在法律里。但法律只会把雄鹰的飞翔变成蜗牛的爬行。法律从没有产生过伟大人物，然而自由才造成巨人和英雄。"这位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切身感受和中肯之言，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我们的领导中谁也没有说过不让人说话，文件中也找不出这样的规定。这种局面，主要是50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今天算是宽松多了，但仍有它的较强余响。例如，在会下大家几乎什麽都敢说，但一到会上，就都是冠冕堂皇的了！谁都懂得，哪些是"敏感问题"，是碰不得的。而我们的宣传部门仍然习惯于以"静"求静，一听到不顺耳的言论，就进行干预，直至不惜动用行政权力予以禁止，还对一些有突出才能的人，作出不适当的处理。
这样做其实是得不偿失的：你把明火扑灭了，实际上它潜入了地下，重新积聚能量，这就是鲁迅当年说的"地火在运行"中的"地火"呀，它比明火更可怕，因为你看不见。动用一次权力不难，但就像在联合国动用一次"否决权"一样，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就是消耗执政者的政治威信，损害国家的改革开放形象。像这次处理"冰点"事件，引起海内外知识界那麽大的波动，几天内我就收到十几份E-Mail，对此表示不满或关注，我感到负面影响确实不小。希望有关宣传部门认真评估一下，这样做到底减少了不稳定因素，还是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其实据我看，几年来先后被禁或被整顿的报刊，"左"也好，右也好，它们在全国6、7百家报刊中不过占极少的一部分，它们就是上面比喻的高压锅的"小气孔"，让它开着是保持社会情绪正常宣泄渠道、维护舆论健康和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也是"保护少数"、推动"理论创新"的需要。否则，党的第一代领袖提出的避免"万马齐喑"、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正确主张就永远是一句空话。
他讲得太好了！
在这次两会上，还出现了有趣的一幕：香港《东方日报》记者告诉我，他在采访两会时，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遇上了政协委员、原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马上追过去问他关于《冰点》停刊事件的问题。赵勇气冲冲地拒绝回答问题，径直走进会场。没想到过了一会儿，赵勇又悄悄地溜出会场，找到他说："冰点停刊事件不是我干的！"
我不禁大笑……
我相信，依法抗争的种子已经播下。新闻界同仁和一切争取中国早日实现自由和民主的人们的士气，受到了鼓舞。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必将受到惩罚；笑到最后的，决不会是为了维护一己私利、冥顽不灵的少数官僚！
感谢在这次抗争中鼎力支持声援我们的政界、新闻界前辈；
感谢风雨同舟的知识界、法律界朋友们；
感谢始终喜爱并维护《冰点》的广大读者；
感谢《冰点》同仁的无畏、坚定和执著。
我们仍将为实现中国的言论自由而斗争。这一天的到来，不会遥遥无期！

（注：本章所写内容均系我本人亲身经历并有充分了解的事实，然而并非事件的全部。我相信，假以时日，所有有关内幕都会由其他当事人写出。《冰点》停刊事件将会有一个完整的历史记录。）

后 记
写出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个交代，对职业的交代。因为我不再可能回到新闻一线继续职业生涯了。一个新闻老兵，怅然面对沙场，悄然而去。
不过我相信，在实现中国新闻自由的长途上，自会有人接棒，而且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能像许多国家的人民一样，自由地组织政党和社团，自由地投票选择议员和领导者，自由地在媒体上发表对国家大政的意见，自由地批评各级官员，自由地向政府部门索取法律规定公民有权知道的各种信息，自由地出版自己的著作，自由地开办网站，自由地信仰宗教，自由地迁徙，自由地出国旅游、工作……而且，他们再也不会因此而感到恐惧。
如果那时，享受着自由的中国人，还有人记得一些新闻老兵曾为此干过一些事儿，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也许，人们也会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做得还太少。可以面对后人的是，我们在报纸上，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并且总是在尝试说出真话，更多的真话。
我希望读者能从这本小书中，看到他希望看到的东西。
感谢我的朋友丁东，如果不是他建议并主动为我联系出版，以我的惰性，大概还会拖上一段时间。感谢众多朋友慷慨地允许我在书中引用他们有关《冰点》的精彩记述。
感谢时代潮流出版公司的张猛先生，他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出版者印象。
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江菲，她承担了《冰点故事》的全部录入和本书的部分录入，提出了很多让我思索的意见。何况，她曾是一个优秀的《冰点》记者，在停刊事件中，甘愿为她的信念而付出职业代价。
"事情正在起变化……"我们在办公室里念叨着，耐心等待最后的结果。这时，一个支持者的电话打进来，这是一个高级军官，也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他说，昨天就看到了你的意见书，非常理性、非常重要。这是党内的正义之声，我和我周围的军官都支持你们，坚定站在你们一边。如果需要公开声援，请立即告诉我……这个电话声援让我很感动，中国军人也在时刻关注这份报纸，在关注中国政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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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既惊讶又感动的是，一位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给卢跃刚发来手机短信："我坚决支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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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下:在书的原稿中,上面两段话中提到的人物都有姓名的,现在的书中隐去了.
第一段话中的那位高级军官兼著名作家是空军政委刘亚洲中将,他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第二段话中的这位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就是田纪云.